對於一個自殺者而言，最殘酷的現實，並非僅是死前所承受的痛苦與孤獨，而是包括死亡之後所無法控制的輿論。

一位自殺者會在與論之中，不斷的重複各種形式的符號性死亡，直到被所有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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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本該是終點，但是只要被貼上自殺者的標籤，在社會之中即成爲與論，由其在這資源充沛、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他人的詮釋、媒體的放大、道德的審判與心理學的分析，各種不同角度檢視著，自殺者的人生。

生前每個字句被拆解、動機被揣測、親人被質問、社會責任被追究，彷彿連一個人死亡的主權都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國家社會這個巨大的話語機器。

自殺本是極端的沉默，無盡的傷感，但亡者必然的沉默卻引來各種不同議論的喧囂。

人們無意識地將死者物化、符號化，變成一種可供任何不認識亡者的陌生人，投射自我的價值觀、恐懼與責任焦慮，卻沒有任何人真正關心那個曾掙扎在痛苦邊緣的主體，那個生命。

自殺者的死亡，並未結束生命的壓力，反而讓那份原本應該終止的痛苦轉化為公共審判的材料，這是對一個自殺者而言，最殘酷的延伸現實。

這個社會對自殺者從未寬容過，死後仍在進行審判，他的選擇將被社會視為「異常」、被心理學視為「病態」、被倫理視為「錯誤」。

這狀態也正如沙特所言：「他人即地獄。」

死亡不再是自我對荒謬的自由選擇，而是被他人的凝視重新建構與消解。

而我則認爲「人間即地獄」，我們的社會容不得讓自己選擇結束的人，真正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