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們能如此傑出而自己卻如此平庸？因為他們跟我們不一樣，他們是「異常」的，而在所有的「異常」中，「他們有病」是最能滿足上述矛盾心理的答案。而在所有的「病」中，「瘋子」又是最有魅力的一種情況，它一方面滿足了我們對天才的浪漫主義情懷，一方面也暗中發洩了我們對他們的潛在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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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個人生命中有趣、有意義的各種閱歷及所思所感，讓讀者在心靈的饗宴中，開闊自己的人生視野、豐富自己的精神樣貌，做個感性與理性齊備，兼顧理想與現實的現代人。

里爾克在寫給佛洛依德的一封信裡說：「我常瀕臨想要與您一談而將自己從深淵中解救出來的關鍵時刻，但只要一個人仍保有一點兒的孤芳，最後總是自我掙扎的決定佔上風。」他寧願自己掙扎、戰鬥，也不願乞求治療，這正是一個有原創力藝術家的「孤芳」——他邀約瘋狂，與之戰鬥；破壞瘋狂，或者被瘋狂所破壞。

大部分的精神異常，的確如梵谷的自我觀察，並非「全天候都在發作」，而是還有不少正常的時刻。而梵谷最後的「瘋狂創作」，可能也不是專家所說的「受躁鬱症的擺佈」，而是他自覺時間寶貴，必須珍惜他有限的清醒，焚膏油以繼晷，為他所熱愛的藝術做最熱烈的燃燒、最後的獻身。

盧騷完成了他有名的《懺悔錄》，精神醫學家克雷契摩認為，這本不朽的自傳可以說是「一個妄想症患者對假想敵的辯白書」。克雷契摩覺得盧騷的被害妄想並非實際迫害而生，而是起源於「罪的意識」——在上流社會中過著享樂生活，卻又蔑視它而引起的罪的意識，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取名為《懺悔錄》。

當我們聽到尼采在精神病院裡高喊「我就是耶穌基督」、「我就是戴奧尼索斯」時，難免會驚覺到他在幾個月前嘔心瀝血所寫的《戴奧尼索斯之頌》與《瞧！這個人》，可能只是這種譫妄的前奏曲。

精神醫學家史德爾認為，貝多芬的音樂是在「彌補他對現實人類的失望與憎恨」，如果他「無法將他的敵意昇華到音樂的領域」，將無可避免地導致精神異常。雖然命運給他無情的考驗，但就像貝多芬自己所說「命運賦予我偉大的音樂才華，我應盡自己所能來報答」，他為創作與瘋狂做了另一種註解。

也許這就是天才與瘋子間的「一線之隔」。天才駕馭他的瘋狂，而瘋子則被瘋狂所駕馭。在面對不朽的傑作時，我們往往會驚嘆於藝術家的創造力，而忽略了那可能只是他對瘋狂的駕馭。

現在被認為與創造力關係最密切的是躁鬱症這種兩極性的精神疾病，當事者的情緒在低落與高昂兩個極端間擺盪，在「鬱期」，他感到孤獨無助、前途黯淡、萬念俱灰；而在「躁期」，則又有非理性的樂觀進取、生龍活虎、覺得任何事都可迎刃而解，靈思泉湧而奔放，是他們最有創意、創造活動最旺盛的時期。。

關於他的藝術創作，孟克曾說：「我的藝術植根於一個的單純的省思：我為什麼和其他人不一樣？為什麼我在搖籃裡就受到詛咒？為什麼我沒有任何選擇就來到這個世界？」藝術創作似乎成了他表白和宣洩心中苦悶的出路。

二十世紀獨樹一幟、謎一般的小說家卡夫卡，他的小說是個謎，創作動機也是個謎。從精神病理學的觀點來看，卡夫卡小說《審判》一書的情節，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妄想型精神分裂」病人的文學記述。

以實際的創意人及案例來做解說，讓大家在讀後因心靈震撼而提神醒腦，不同凡想，將所提供的觀念和方法運用在遇到的問題上，勇敢邁出創意的新步伐，改變你的人生，甚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