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endy Au 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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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名事務律師，現於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修讀醫學倫理及法學碩士(MA in Medical Ethics and Law)，專研精神健康﹑臨終及死亡相關的法律及醫護倫理，同時為社企「上有高堂」聯合創辦人及InnoTech Law Hackathon 2018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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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對於一個從外地回港接受自我隔離14天的港人來說，相信這個隔離要求絕對是合理的。畢竟，香港較為安全正是有賴於醫護的付出及港人的自律。作為回留的一員，怎可以令自己成為「生化武器」？然而這個合情合理的的要求，在西方公共衛生研究竟然是一個有爭論的議題！
或許從主權出發，會比較合適吧。
你被隔離，是自己做出決定，還是別人為你做決定？東方文化很常將個人的抉擇交給團體，從小就在家庭中進行類似的訓練，但西方並沒有這種文化，他們在意要建立個人主體性。
這單純就是文化意識形態不同，沒有優劣，不過在這種疫情時確實有功能性差異。然而，你是要主體性死亡呢？還是社會性死亡呢？這個話題極簡化說來，就是這麼回是。
現代人真的很幸福呢，至少可以決定自己如何死去。不過要這麼說，古代奴隸也是可以決定自己是否想死呢，在這一點上似乎沒有區別？
而且若要說「像瘋子一樣無理」，那麼我也可以說，ＣＣＰ的作法絕對有他們合理之處吧。畢竟為了國家著想，死了些政治犯和穆斯林，是必要之惡。嘛，我想大大您做醫療相關行業，肯定理解汙名化對於心理疾病研究有多麼不利，理解您論述的功能性矛盾吧。
我要去英國倫敦讀碩士，主修醫學法及倫理學(Medical Law and Ethics)。
兩年前，我決定離開全港最大的港資律師樓，走入紅底國企做內部律師(In-house counsel)，最大的原因是要了解「內地人做生意和做事的思維文化」。
「媽媽買了這本書，有意無意的叫我看看。我不是抗拒閱讀，但真的覺得很大壓力。」朋友拿起龍應台的《天長地久》，說實話，包裝精美且內容盡的《天長地久》，如果是由母親推薦閱讀的話，確實很「沉重」，因為母親的意圖無非是想你多點陪她。因為朋友的控訴，我在重讀此書時，想起了龍應台去年在香港大學「女朋友 ──《
我喜歡去旅行，也不介意一個人出行，正確點說是寧願一個人也不想因為要遷就旅伴而令自己不愉快。所以老實說，與「子親旅遊」一定不是我的首選。但自己遊多了，更覺得人一生如果沒有機會多看看世界便離開，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英語不靈光科技不通的媽媽，若不是有我作伴，是不會到中台以外的地方的。
上星期閨蜜找我訴苦，說明明已經28歲，但財政狀況仍然被母親掌控，不時登入她的網絡銀行帳戶。
有事務律師(solicitor)好友跟我說，在他就職的律師行(law firm)同一層樓有10多人先後辭職，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一代。
在香港（或所有大城市），絕大部分事務律師(solicitor)的日常工作與「公義」二字，都沒有關係。但根據非正式統計，法律系入學面試時，同學被問到為什麼要念法律，大部分都回答「公義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出一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