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限定王丹: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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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大學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精神地標。先進國家都有一些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大學,而沒有這樣一座大學的國家,恐怕也不會是多麼令人嚮往的國家。大學之重要,不需多說;比較需要多說的,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

 

也許是人到中年,都會比較懷舊吧。最近我就經常想起很多我在母校——哈佛大學的往事,經過時間的洗鍊,回頭再看母校的一切,似乎有了更多的啓發。毫無疑問,哈佛大學就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這個題目的一個正面範例。

 

 

大學,應該有意識地獨立於社會

 

哈佛大學現任校長福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 ,對哈佛大學是一所什麼樣的大學講過這麼一段話:

 


「一所大學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而不單單或者僅僅是對現在負責。一所大學關乎學問,影響終生的學問,將傳統傳承千年的學問,創造未來的學問。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關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對永恆做出承諾,而這些投資將產生我們無法預測且無法衡量的收益。」

 

這段話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所大學看問題的方法,要與社會對立」的部分。這在我們東方社會聽來,簡直是不可思議。中國也好,台灣也罷,現在的大學都是迎合社會的發展趨勢,並以此為大學的職志,所謂「大學要產業化」就是典型的思維。這裡呈現出的問題是:大學和社會的關係,到底應當是怎樣的?面對社會的種種影響,大學應當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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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醫學院。Photo Credit:Tim Sackton@flickr CC BY SA-2.0

 

福斯特校長的想法,其實簡單講,就是大學面對社會要保持獨立地位,不能被社會所引領;相反地,應當是大學引領著社會向前走,這也是一個社會應對大學特別尊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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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培育人們的脆弱性是『恐懼的政治』的重要成果。現在的政府把公民當作脆弱的服從者,公民被當成個體及總是不知道自己最大的利益之所在的人。因此,決策者們已經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公眾轉移到私人利益。政治的衰竭具有引導性的力量,這力量一度被投入於佔領日常生活。公共生活去政治化的另一面,就是人們生活中的細枝末節被政治化。因此,那些以前從未作為辯論主題出現過的問題,現在也能偶然地主導新聞頭條。個人生活方式的政治化於公共生活的政治化具有一種反向的均衡。」</p>
<p>他指出,政府效率低,是因為它受到很多必要的制約;作為政府,不能像一般的地產商那樣無所不用其極,這勢必導致政府效率比私人企業低的現象。但是,難道我們就要用資本家來取代政府嗎?難道我們不需要政府,乾脆把政治改造成商業,把國家當作企業來運作嗎?當然不行。為什麼?威爾遜告訴我們說:「加強制約,會降低一個機構實現其主要目標的效率,但會增加該機構以非專橫的態度辦事的機會。一個效率非常高的機構可能會非常嚴厲,隨時取消我們的自由。」</p>
<p>有些人熱衷政治,有些人厭惡政治,更多的人對政治冷漠。「政治」這個詞往往被人與「政客」、「權謀」、「黑暗」、「殘酷」等等負面的描述連在一起。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說得出來什麼是政治?那些反感政治、對政治冷漠的人有沒有想過,那些他們反感和冷漠的東西,真的是政治嗎?</p>
<p>見證,不單是記憶的一種,或呈現歷史記憶;更重要的是,作為苦難的當事人,做出見證,這是他的基本的道德和責任,是一種倫理。中國作家徐賁在談到魏瑟爾的見證時指出,魏瑟爾堅持認為,倖存者的寫作「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志業、一種義務」,維瑟爾自己的寫作就是為了給這段黑暗歲月做見證。</p>
<p>英國脫歐公投成功,世界輿論一片譁然,大部分意見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公投決定,甚至還有人因此質疑公投這樣的民主制度設計存在缺陷。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則進一步發揮,說這是西方民主的失敗,那就只能是笑話了。不過,外界對英國脫歐的擔憂,我認為是有一點驚嚇過度了。事實上,英國脫歐真的有那麼可怕嗎?</p>
<p>我一再說過,對於香港本土青年的激進表現和言辭,我是不同意但可以理解的。這樣的理解,是建立在歷史的經驗基礎上的。換句話說,歷史上曾有過不少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年輕一代想要得到話語權、想要展現自己的新的立場、想要獲得外界的關注的時候,往往會採用與上一代「切割」的方式,甚至是通過對上一代的批判,來凸顯自己的「新」形象。</p>
<p>「培育人們的脆弱性是『恐懼的政治』的重要成果。現在的政府把公民當作脆弱的服從者,公民被當成個體及總是不知道自己最大的利益之所在的人。因此,決策者們已經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公眾轉移到私人利益。政治的衰竭具有引導性的力量,這力量一度被投入於佔領日常生活。公共生活去政治化的另一面,就是人們生活中的細枝末節被政治化。因此,那些以前從未作為辯論主題出現過的問題,現在也能偶然地主導新聞頭條。個人生活方式的政治化於公共生活的政治化具有一種反向的均衡。」</p>
<p>他指出,政府效率低,是因為它受到很多必要的制約;作為政府,不能像一般的地產商那樣無所不用其極,這勢必導致政府效率比私人企業低的現象。但是,難道我們就要用資本家來取代政府嗎?難道我們不需要政府,乾脆把政治改造成商業,把國家當作企業來運作嗎?當然不行。為什麼?威爾遜告訴我們說:「加強制約,會降低一個機構實現其主要目標的效率,但會增加該機構以非專橫的態度辦事的機會。一個效率非常高的機構可能會非常嚴厲,隨時取消我們的自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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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國脫歐公投成功,世界輿論一片譁然,大部分意見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公投決定,甚至還有人因此質疑公投這樣的民主制度設計存在缺陷。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則進一步發揮,說這是西方民主的失敗,那就只能是笑話了。不過,外界對英國脫歐的擔憂,我認為是有一點驚嚇過度了。事實上,英國脫歐真的有那麼可怕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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