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王老師，你好，我是一個大陸的上班族。第一次知道你還是在大學期間，那時我曾經和同學組織過隱晦的（六四）紀念活動，但是現在卻越來越屈從於現實。很可悲的是，我也慢慢發現，我似乎越來越變成自己曾經痛恨的那種人，真的不知道你這幾十年帶著當年遇難者的理想，是怎麽堅持下來的？有段時間我還覺得你是個懦夫——因為你成功離開，但你很多同學卻長眠於北京。現在經歷了許多事情後才明白，有時候，帶著這些包袱和不被理解的信念活著，比悲壯地死去更需要勇氣。
A：
你好。謝謝你已經進入社會，還願意進行這樣的思考。首先要澄清的是，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我並沒有「成功離開」，而是被捕入獄兩次，1998年才離開中國，流亡到美國。
然後我要說的是，我非常能夠理解你被迫屈從於現實無奈的心情。的確，現實對人的消磨能量是巨大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慢慢地只能接受現實。不過我覺得，這樣的妥協，可以只在生活中進行；而我們的一生，完全可以分成內在和外在的兩個部分。
Photo Credit：看懂六四（天安門）事件
外在的部分，我們可以沉默、可以妥協，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這些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在內心的部分，我覺得不管外在環境如何，我們還是應當保留一些屬於理想的東西，緊緊地守護著它，這才是人存在的意義。這是一種個人對於世界的對抗，也是一種有意義的對抗。因為這種對抗不一定成功，但是默默地在內心守護一些美好的東西，本身就是意義所在。我們其實不一定必須對世界負責，但是至少可以對自己負責。
最後也要謝謝你對「勇氣」的理解。當所有人都認為你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的時候，你還能繼續堅持做下去，這的確需要某種勇氣。但是我還是要重複一遍我的觀點，這樣的勇氣其實不難，因為這樣的勇氣，只需要面對自己就好。
香港支聯會的「六四霸權」，分歧該如何化解？
Q：
王先生你好，六四事件已踏入27周年，有些問題想問一問你。今年香港社會熱議「支聯會霸權」，樹仁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更將支聯會比喻為「妓院鴇母」。看到你就在Facebook表示「希望大部分香港年輕人不要這樣」，你心中對香港的年輕人有什麼期盼？你認為兩代之間的分歧可以如何化解？
A：
我一再說過，對於香港本土青年的激進表現和言辭，我是不同意但可以理解的。這樣的理解，是建立在歷史的經驗基礎上的。換句話說，歷史上曾有過不少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年輕一代想要得到話語權、想要展現自己的新的立場、想要獲得外界的關注的時候，往往會採用與上一代「切割」的方式，甚至是通過對上一代的批判，來凸顯自己的「新」形象。同時，香港雨傘革命之後，有一些本土青年感到絕望，找不到可以直接對抗更大強權的有效方式下，矛頭會轉向內部檢討，這樣的狀況在20年來中國海外民運的發展歷史上也曾經多次出現過。這一切，都是某種歷史發展階段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因此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認為，面對更加強大的敵人，唯有團結、合作才是出路。「打不到敵人，就打自己人」的做法，已經被歷史證明無法有效強化自己的力量。我不是說上一代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支聯會也是可以被批判的，但是我更期待香港的本土青年，除了「切割」和「批判」之外，也能有更有建設性的做法，用實際的行動證明他們有比上一代更有力量、更有辦法。如果只是口頭激進，那就極為令人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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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看懂六四（天安門）事件
編輯：葉菀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