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關於柯文哲當上台北市長以後開展的，與地產商人趙藤雄之間關於大巨蛋建設工程的爭議， 引起了社會的一些議論。我認為圍繞這個議題的討論其實很有意義，因為它涉及到《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一書的主要指向，那就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
這就不能不提到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政治人物——另外一個大地產商，現在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這裡有一個與他有關的故事，也與我要介紹關於「政治是什麼」這個主題有關。這個故事出自以「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著稱的美國政治學者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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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在1989年出版的《美國官僚政治：政府機構的行為及其動因》（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一書中所描述：
話說，1986年，紐約市經過6年時間的努力，花費了1300萬美元的投資，希望重建中央公園的滑冰場；但由於種種障礙一直沒有完成，市政府為此一籌莫展。當年5月，紐約市房地產商人川普主動提出承擔滑冰場的重建工程，並保證在6個月內完工，最後他拿下了這個案子。然後，果真如期完工，而且比300萬美元的預算還少花了75萬美元。表面上看，私人比政府的效率高多了，紐約市政府把這樣的市政工廠交給資本家來完成，也使得政府的形象得以提升。這也是今天很多國家的政府，喜歡用外包的方式進行公共工程設計的原因。
但威爾遜感慨地說，其實，問題沒有這麼簡單。他指出，政府效率低，是因為它受到很多必要的制約；作為政府，不能像一般的地產商那樣無所不用其極，這勢必導致政府效率比私人企業低的現象。但是，難道我們就要用資本家來取代政府嗎？難道我們不需要政府，乾脆把政治改造成商業，把國家當作企業來運作嗎？當然不行。為什麼？威爾遜告訴我們說：「加強制約，會降低一個機構實現其主要目標的效率，但會增加該機構以非專橫的態度辦事的機會。一個效率非常高的機構可能會非常嚴厲，隨時取消我們的自由。」
在他看來，效率也不應該是衡量政府好壞的唯一標準。對政府來說，有很多更有價值的東西，包括完成該工程的信譽、人們的信心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團體的支持。這裡，提到了一個關於政治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真正的政治，應當與價值有關，而不僅與效率有關。」這就是政治與商業的區別，也是好政治與壞政治的不同。這個案例拿來跟大巨蛋的事情相比，會不會讓大家有一番更深層的思考呢？
回到《恐懼的政治》一書。作者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在書中提出的觀點，完全可以與威爾遜的觀點互相呼應。在他看來，今天「政府的決定和政策顯得越來越實用主義，同政治本身聯繫越來越少。政治家的工作與其說是說服，還不如說是販賣政策。對傳統權威的順從雖然衰落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種對命運強烈的順從感。」
在這裏，所謂「對命運的順從」，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政府對於民眾一些期待的順從。例如「政府要有效率」、「政府要能促進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對於政治的訴求當然有充分的合理性，但真正的政治要考慮的，不應簡單地停留在這個層面上。真正的政治家，不是要事事順從民意，而是要用自己的政治水準扭轉民意，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極權主義最喜歡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卻是用暴力的方式，那是最壞的政治。而真正的政治，是要用「說服」的方式引領民意、引領國家的發展。這，才是我們需要的政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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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葉菀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