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再次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為什麼？
11月13日對法國來說是悲痛的一晚。一連在巴黎發生多起的槍擊與爆炸攻擊事件，造成129死亡、300多人受傷。其中，死亡人數最慘重的地方在巴塔克劇院（Bataclan concert hall），共有89人死亡。而8位攻擊者在不久後也死了，其中7位是引爆腰間的炸藥自殺的。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也於事發隔天（14日）後坦承是他們所作所為，並宣稱將對此事負責。不過，他們也在陳述裡指巴黎是「色情與墮落之都」，是伊斯蘭國攻擊清單裡的「首要目標」之一。對此囂張行徑，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當然不會坐視不管。法國於15號晚間立即派出12架戰鬥機，空襲伊斯蘭國位於敘利亞北部的指揮中心、彈藥庫及訓練營，對他們造成法國死傷的慘劇展開強烈報復。
這是法國一年內發生第二起的恐怖攻擊事件。1月發生的查理周刊遇襲事件，對許多人來說仍記憶猶新，而對受難家屬而言，更是難以抹滅的傷痛。恐怖攻擊除了造成人們的不安全感、懷疑國家維安的之外，同時也加深社會上不同族群及宗教間的嫌隙又加上了一筆。但，事出必有因。在我們對伊斯蘭國髮指的行為感到憤怒、為不幸罹難的人民哀悼的同時，也該釐清為什麼法國又「再度」遭受到了攻擊，換句話說，為什麼法國總是恐怖攻擊的首要目標呢？
IS、敘利亞內戰如何產生？
穆斯林因教義的解釋不同分成了遜尼派（Sunni，約佔85％）與什葉派（Shia，約佔15％），而因為歷史淵源造成兩大派水火不容，也是造成中東地區衝突、敘利亞內戰的原因。敘利亞的例子特別的是，那裏是少數的什葉派（約10%）統治多數的遜尼派（約70％），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及多數軍官中堅分子所屬的阿拉維派就是什葉派的分支。
什葉派以伊瑪目（Imam）和阿亞圖拉（Ayatollah））為最高位元的宗教首領，遜尼派則認為他們與真主的關係不需要仲介。而也因這樣，遜尼派開始朝世俗化的方向發展，以威權專制統治取代宗教階級制度，如沙烏地阿拉伯、利比亞。不過，底層老百姓對於高壓統治開始出現反對聲浪，終於引爆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瓦解極權政府。
伊斯蘭國與蓋達組織（AL-Qaeda）等軍事化遜尼派極端教義組織的崛起，其實就是搭上了阿拉伯之春的順風車。伊斯蘭國主要以「遜尼派國家世俗化是受到西方影響，而西方根據自己的利益支持集權政府」的思想，吸引阿拉伯之春後各地失業青年來確保兵源。
另外，美國干擾中東政權也是種下伊斯蘭國崛起的禍因。美國於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建立的遜尼派政權、改扶植什葉派政府，種下了伊拉克遜尼基本教義派的憤恨不滿的因子。而阿拉伯之春隨後也擴散到敘利亞境內，敘利亞的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 FSA）要求結束長年由阿薩德總統領導的什葉派政權、爭取民主的機會，但美國政府態度反覆，讓人民認為西方並不是真心想幫助他們爭取民主，導致境內極端教義組織的抬頭、拉攏當地青年加入。
「伊斯蘭國」發布的領土遠景圖。Photo Credit: Wikipedia
於是，伊斯蘭國於2013年憑藉大量來自伊拉克、敘利亞的青年軍而迅速崛起，並成為敘利亞內戰中成為反阿薩德政府軍的主要實力派。原本反抗軍與IS聯手打擊阿薩德政府，但因為其極端行徑難以取得認同，之後與叛軍反目成仇。在2012年，曾殖民過敘利亞的法國政府公開宣布支持敘利亞反政府軍、以資金支援他們，並要求阿薩德交出政權。因此，對這次的恐攻阿薩德認為「是法國政府錯誤政策導致的後果」。但事實上，由阿薩德領導的敘利亞政府武裝人數佔總死亡數的80％，遠遠多過死於IS殺害的。
伊斯蘭國這次的攻擊，除了反對法國政府支持其仇家敘利亞反政府軍外，也是對之前的攻擊做出的反制。法國在西方國家中，對保打擊IS及恐怖份子一直是採取積極的立場。早在2014年9月，法國就發動第一波對伊斯蘭國的攻擊；而今年11月初，法國再次派出戴高樂號航空母艦，加強對敍利亞和伊拉克境內IS目標的轟炸。在歐蘭德的指令下，已經空襲伊斯蘭國的軍事「領地」達280次，並發動1300次的攻擊。而根據法國國防部長Jean Yves le Drian表示，他們空襲的首要目標一定先描準石油及瓦斯的儲存地，因為伊斯蘭國會透過黑市交易石油及瓦斯，並從中獲利，成為他們的資金及武力的來源。
巴黎郊區是否成為「恐怖犯罪的溫床」？
巴黎比起其他西方國家，更適合做為伊斯蘭國招募新兵的地區。
紐時的國際駐伊拉克記者派克（George Packer）在「法國的另一面」的文章中提出「巴黎郊區是否成為犯罪者的溫床」的疑問。文章中提到，郊區的法文是「banlieues」，而這個詞現在已變成了貶義詞，表示「被移民者佔領的貧民窟」。巴黎內矗立壯觀的建築物與地標，對法國的勞動階級而言，都只是烏托邦式的幻象，他們仍身處貧窮與社會邊緣者的一端，這城市不過是集結了揮之不去的焦慮與憤怒的情緒罷了。
為什麼巴黎郊區會成為「移民者貧民窟」？讓我們來看一些事實。據估計，法國約有470萬的穆斯林，是西方社會裡擁有最多穆斯林的地區。但在法國社會中，穆斯林卻被明顯的區分成「其他的一群」，比如在巴黎的穆斯林大多會住在市郊，也就是之前提到「banlieues」。而法國人與在法國穆斯林之間的存在的焦慮與緊繃感，其實與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有強烈的歷史淵源的。
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從19世紀開始，而阿爾及利亞人花了8年抗戰、期間造成70多萬人死傷，才於1962年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電影《阿爾及爾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就是在談阿爾及利亞抗戰的經過，導演Gillo Pontecorvo揭露長達8年的抗爭造成了阿爾及利亞內部動盪不安、恐怖主義橫行，而這部片甚至遭法國當局禁播，直到1966年才開放。在1961年10月，巴黎市區與郊區集結了支持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抗爭人民，但這些抗爭者卻慘遭巴黎警方屠殺，近300人因而死亡，屍體全部被法國當局丟進塞納河裡面。但慘案發生之後，法國政府堅決不道歉，甚至連教科書上都刻意忽略這段歷史，企圖隱瞞這血腥殘暴的真相。住在巴黎郊區的阿爾及利亞青年坦言，這段前殖民者的歷史在書本只有粗略地提及，相關的文獻也難以找到。
歷史上的傷害，加上今日在巴黎的郊區內，充斥著歧視、貧窮、邊緣化、低就業率的問題，再次加劇法國社會的嫌隙與分裂。因此，在查理周刊事件發生之後，曾經有位婦女在法國穆斯林社運者的FB寫下「我害怕在法國的穆斯林」。一再爆發的恐怖攻擊事件已經在法國人心中埋下陰影，而在驚恐之下，許多人開始將所有的穆斯林與恐怖份子都混為一談。
在巴黎郊區「banlieues」的塗鴉。Photo Credit:Flickr@CC BY-ND 2.0
法國人與在法穆斯林的敏感關係，讓伊斯蘭國有機可乘。從這次恐攻逮捕的8位攻擊者中有4位是法國青年可以發現，伊斯蘭國成員利用在法穆斯林被邊緣化、沒有歸屬感的心理，輕易地拉攏年輕人加入組織，並利用他們攻擊自己的家鄉。
另外，法國的「世俗化法律」禁止個人在公共場所配戴任何蓋住臉部的紗布或是面罩，被視為是針對穆斯林的舉動，而小孩在學校吃午餐居然被教導「吃豬肉，不然就沒東西吃」。這些法令在一些虔誠的穆斯林眼中是一種侮辱，更讓他們將法國視為伊斯蘭教的敵人。
媒體之戰：選擇巴黎，成功贏得世界注目的眼光
許多人應該已經注意到了，在巴黎發生恐攻的前一天，黎巴嫩及伊拉克也接連遭到攻擊，卻少有人關注中東地區的狀況，巴黎卻得到了所有人的注目。全世界的地標都為法國亮起，連FB也提供了換法國大頭照濾鏡的功能、確定安全按鈕等等，但對於同樣遭恐攻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而言，卻沒有的相同的「待遇」，讓中東的犧牲者覺得自己被世界忽視了。
「人命是否不等值」對許多人來說的確是不舒服的議題，但伊斯蘭國也是因為想要吸引全球注目眼光，而把攻擊轉向巴黎。畢竟，這是全世界最美麗、最受世人愛戴的城市之一，伊斯蘭國知道如果攻擊巴黎，一定會佔據全球的新聞頭條。
「這是一場媒體的戰爭。而發動這場戰爭的人也清楚的了解須馬上做出回應，他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如何讓媒體資訊飽和的情況下，從中得利。」專門研究法國、恐怖份子及激進伊斯蘭族群的James LeSueur說。
這次的恐怖攻擊事件，除了從歷史造成的傷痕、國內的社會問題、國際間的政治鬥爭、媒體資源的取得的方向來看之外，其實還有更多面向值得討論。法國恐攻的發生，除了提醒我們不能只能從單一面向看待事情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國間問題的成因錯綜複雜，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在為IS的作為感到不恥、為罹難者及其家屬感到難過的同時，也不能不去探討問題後面的「為什麼」。如此一來，才能以更全面的角度去想整件事情，並得到更多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