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018年舉辦的世界盃結束後，大家可還記得上次、上上次以及上上上次、上上上上次世界盃在哪裡舉辦呢？而大家還記得前幾次的夏季、冬季奧運曾在哪些國家和城市舉辦，有什麼後續影響呢？
世界盃與奧運期間，人們都狂熱地關注比賽。但賽事結束後，也多數忘記比賽曾經在哪裡舉辦，以及這些賽事對於舉辦城市、國家、當地人民與環境有什麼短期與長期影響。這本《奧運的詛咒：奧運、世足等全球運動賽會如何危害主辦城市的觀光、經濟與長期發展？》就在闡明這些事。
本書第一、二章從奧運的歷史談起，隨後點出奧運和世界盃與政治、經濟、環境、社會發展等公共事務之間永恆的聯結，破解了「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的謊言神話。作者也指出，許多城市之所以會申奧，乃是因為背後有房地產建設公司、觀光業者等各種巨大的利益集團，進行鉅額的政治獻金，並花費鉅額聘請公關公司進行遊說，編織奧運會帶來短期和長期經濟效益的神話，迷惑資訊並不對稱的人民，誘使許多城市申奧，以圖利自身。
事實當然與神話相悖。1984年洛杉磯奧運之前舉辦奧運的城市，無不因為政治抗議、暴力、汙染、殺人等事層出不窮，加上最後負債累累（例如蒙特婁還了三十年的債），導致無人申奧，最後申奧城市已經只剩洛杉磯。在此情況下，國際奧會不僅給與金錢協助，也讓洛城便宜行事。這卻使得洛城奧運較此前奧運出乎意料地成功。
國際奧會因此否極泰來，大批城市受洛城經驗吸引而申奧。這使得後來申奧成了競標賽。價高者得，豪華招待、賄賂奧會委員的行為已必不可少，對申辦城市提出大量不合理要求與苛刻的場地標準成為慣例。轉播權利金更為國際奧會賺取大筆財富。
同時，開發中國家為了證明自己「崛起」的國際政經地位而申奧，耗費起碼數十億美元舉辦奧運蔚為風潮。
世界盃爭議雖少於奧運，但亦弊端重重。國際足總不斷修改規則，以及收益的分配方式，藉此收賄（如2022卡達取得主辦權），替足總自身牟利。申辦者則耗費鉅金，以滿足國際足總要求的巨大、奢華且日後毫無用處（即使之後又申請到也會被拒絕再用）的設施，負債累累。
第三章與第四章戳破編織出來的經濟效益神話。由主事者、公關公司、奧會和足總等編造的短期效益神話說：大型賽事會帶動經濟成長。他們怎麼編造神話呢？運用人們不懂、也不適合用在超大型賽事經濟層面的研究法，事前進行誇大的假設，製造出會成長的假象。
他們避而不談的是：看比賽的觀光客如何排擠掉本來會去本地促進消費的觀光客（因為人擠人且物價飆漲），或者把不看比賽的觀光客算做奧運帶來的收益；而觀光客的錢，大部分流至外地的跨國公司總部；本地觀眾花在本地的消費，因錢拿去購買比賽入場票而外流給國際奧會或足總；最重要的是舉辦比賽的錢是政府支出，而擠壓到公共支出、造成沉重債務甚至加稅，拖垮地方經濟。
作者也指出，主辦國有形無形的各項巨大支出，和賽事神話號稱的收益根本無法相抵，大型賽事帶來的短期收益不僅無法抵過支出，事實上這些收益帶來更多對本地造成壓迫、出走、經濟疲軟的負面效應。短期收益事實上是場謊言。
而長期收益被國際奧會、足總及其聘僱的公關公司稱為賽事後的「遺產（Legacy）」，清單內容無所不包。然而，所謂「長期」影響往往要數十年才能看見，加上未來會有不少變數存在，無法把所有好處歸因於比賽，而政客則會藉此不斷取得公家資源，一面不停延期，謊稱「更長期有好處」。直到他們下台，人民仍未看到好處。
例如，主事者們總是宣稱比賽有巨大的廣告效應，主辦國能藉此推廣自身品牌，該國觀光業會因此長期獲利。然而根據研究，主辦城市給人的印象最多不過三年，因為大家更關注的是賽事結果。如果觀光客很多，其實只是當地過去就是旅遊景點的緣故，辦比賽反而讓去當地的觀光客減少。
而賽事留下的遺產，都是花費鉅額滿足奧會與足總要求、未來用不到的比賽特殊設施、場地與相關建設。這些設備不僅耗費鉅資公帑建設與維護，更便宜外包給私人使用，甚至沒人想用，對於該國環境、社會、居住環境、交通建設、經濟發展等層面完全沒有益處。一切都只是為了滿足賽事、賽事主辦者和主辦國政府的奢華要求而建。而賽事組織與主辦國政府口頭承諾的公共建設與環保措施，則因為資金全部挪去建設這些設備而付諸東流。長期遺產當下已造成鉅額負債，更遺留巨大的後續社會成本、資源浪費與債務。
整體而言，舉辦賽事導致了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和加稅來還債，不僅壓垮了國家的發展，也已經留下不知何時才能填完的錢坑。
然而，奧運與世界盃都沒有帶來正面影響嗎？洛杉磯不就是因此賺錢嗎？作者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回應了這個疑問：洛城與巴塞隆納是正面案例，而索契、里約熱內盧和倫敦均為失敗案例。
首先，1984年洛奧成功是因為：電視轉播權利金飆漲；洛城規劃出奧運專屬商品的贊助與行銷策略，贏得企業大量贊助；採用大量現有運動與交通設備，節省大量建設經費；由於是民間申請，許多設施遂由民間出資；市政法規被修改，禁止政府以公家預算辦奧運；最重要的，奧會沒有提出各種要求，因為沒有其他城市申辦，所以沒有本錢施壓。
其次，1992巴塞隆納奧運的成功，是由於該地區本身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當壓制發展的威權政府倒台後，巴塞隆納即開始進行長遠的都市規劃與建設，並順道把奧運納入都市發展規劃的一環進行申請，成功地使奧運配合了巴塞隆納的發展，才取得成功。以都市發展引導奧運配合建設，正是巴塞隆納成功的條件。
然而，作者指出，巴塞隆納事實上也受到上述長、短期效益的負面影響，要不是該地本來就是觀光勝地，負面衝擊將十分巨大。而後來巴塞隆納想複製自身經驗，舉辦大型活動也遭逢失敗。因此，這種經驗並非能完全複製。
而里約與倫敦均師法巴塞隆納，希望帶動都市發展與更新，然而都失敗。里約本有接連舉辦世界盃與奧運的場地優勢，加上本來就應該在世界盃階段建設、規劃整體建設，但是最後卻全都落空，正面承諾全都沒做到，負面影響則躍然眼前，更導致造成巨大的財政、社會、環境和政治等全方位性的災難。倫敦雖然詳盡規劃，但是採用的事前評估過於誇大，導致負面影響壓垮了正面規劃，社會承諾也因財政壓力而沒有兌現。
索契本是蘇聯精心打造的冬季滑雪勝地，但是俄國為了向國際證明自己的大國地位與榮耀，透過各種方式取得主辦權。但索契冬奧不僅對當地居民、受保護的環境等都造成災難，俄國更投入超過五百億美金打造慘不忍睹的場地設備。而索契的觀光實力更一路下滑，賽事後也沒有進一步規劃，成為舉辦奧運失敗的最慘例。最後，為了轉移目光，最後普丁採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焦點：併吞克里米亞。[1]
作者在第七章作了總結，說明了奧運與世界盃這種大型賽事帶來的不是主事者和公關公司所稱的長短期收益，而是舉國性的、各層面的巨大災難，即使具有收益，也抵不過負面影響。他認為，倘若能將舉辦賽事的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資金投入急需資源挹注的基礎建設、醫療、環保、教育、社福等層面，獲得的社會與經濟效益將更多。
若真的要舉辦，必然要學巴塞隆納，由都市發展計畫與公共利益主導賽事，而不是像許多主辦的開發中國家一樣，讓賽事主宰一切，並且要估量自身條件（如稀有的土地、是否加劇貧富差距等）與政治結構，考量舉辦大型賽事是否可行，例如民主政體固然難以凝結共識，共識都是由能獲利的少數寡頭利益團體所捏造的，但威權政體也有決策過程盲目偏差的問題。
因此，當大型賽事對財政、經濟、社會、環境、政治文化、永續發展等層面多為負面效益，多數國家都做不到長遠規劃，加上屢屢爆出各種負面新聞，大型賽事的光環再度下滑，人們認識到這些賽事只是犧牲自身權益、圖利特定階級，轉而開始抗拒申辦。
問題與惡性循環仍在，當進入20世紀後，申奧城市又再度開始減少，這使得國際奧會與足總認識到現實風向開始轉變，但仍然改革牛步，不願意分出緊握在手的利益與奢華排場。
如同奧會與足總作為壟斷的既得利益者而抗拒改革，國內的政治人物也無法擺脫與企業聯盟的利益共同體，作者認為，最終要怎麼抗拒申辦或是舉辦時對自身有利，只有人民自己去評估和爭取，才有機會改善。
在花費日鉅的未來，作者引用了2012年荷蘭的評估報告，指出：「未來只有威權國家才能主辦奧運，因為只有這些國家有中央集權的金錢與權力來主辦。」而索契冬奧坐實了這個預言。
面對上述的警示和慘況，臺灣為了增加國際能見度，曾舉辦過高雄世運與台北世大運，本書給予了很好的提醒。可惜台北世大運並未留下太多對台北都市規劃有幫助的遺產，顯現當初申辦時規劃的不足。
未來倘若臺灣再次申請這種大型賽事時，不論是政客還是人民，都應該先讀讀這本書，以都市甚至是整個國家的規劃優先，謹慎考量各種成本後，引導賽事配合整體發展，而不要落入企業等利益集團編織的神話而盲目投入，以免像巴西等國一樣，為大型賽事犧牲人民與環境權益、拖垮國家發展。這考驗我國政府事前應做好問題界定，進行長達數十年的政策規畫，然後進行評估等施展公共政策的能力，同時也考驗人民是否能夠藉此取得皆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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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參見〈索契冬奧 史上最貴的冬奧〉，天下雜誌，20140206；〈索契冬奧之後選手村與賽事地點如廢棄之城〉，每日頭條，2014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