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加諡鄧小平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於97年2月逝世後，江澤民總書記在追悼會上致的悼詞中說：“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他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建國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從中共自身的角度來看，這個“蓋棺論定”比較公允。就改革開放而言，確實主要是鄧開啟和維護的。發展經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從 “大躍進”後與劉少奇聯手主持政府工作，支持搞“三自一包”，到75年複出恢復和振興科教和經濟。自然而然，在毛去世後，當他再次複出逐步掌握權力和話語權後，就會重新推進過去未竟的政策。鄧在75年複出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成是後來“改革開放”的預演，是未能得到繼續實施的“改革開放”。這些政策在當時得到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許多“幹部群眾”的支持，為他在毛去世後逐步取得中共最高權力打下了基礎。
但“總設計師”這個稱號並不怎麼確切，有些不倫不類；無疑借用自工程項目上的“總設計師”。這等於是將改革開放視為一項工程，可以通過預先的設計來實施和控制，以完成工程。然而，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顯然要比工程項目複雜的得多，不可預見和不可控的參量和因素多得多，是不可能預先被設計的。只能說有個藍圖，有個大方向。他一開始並沒有多麼明確和成熟的想法和政策，只知道繼續按毛過去失敗的計劃經濟政策搞不行了。至於怎麼搞，怎麼改革開放，則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探索和試錯來找到方法和途徑。這樣看來，與其說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還不如說是“總設想師”。在毛去世後，鄧三次成功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一是將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政方略扳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二是下令鎮壓89學生運動阻止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三是93年“南巡”重新將中國扳回到經濟上改革開放。可謂一個傑出的“扳道工”。就經濟上改革開放而言，鄧的作用是不可否認和低估的。然而鄧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上貢獻卻遠遜於他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的貢獻。鎮壓89學生運動讓他當初有意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嘎然而止；止於“四個堅持”，特別是“党的領導”上了。就是要堅持仿照蘇共以毛為主建造的党國制。用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也讓他背上了歷史的罪名，為反對人士所指責和詬病。
然而，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還是有所建樹，也不可低估。一是與陳雲等中共等元老建立了集體領導制度；二是建立了領導幹部任期制，並對任期做了一定限制。將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任期不能超過兩屆寫入了憲法。並對形成党的總書記任職不超過兩屆的慣例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推進了領導幹部年輕化，將權力從老一輩革命家手中逐步轉移到年青一代手中。
從歷史來看，中國在辛亥革命終結了“權力世襲制”和“家天下”。權力的繼承者不再以最高領導人的嫡親為必要條件，建立起“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共識。但卻沒有廢除“權力終身制”。“國民黨至到結束一黨執政後，才同時結束權力終身制。在此之前，蔣介石和蔣經國事實上都是權力終身，擔任最高領導人直到逝世。在大陸，也是如此，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直至逝世”（引自拙文 “中國百年來建立起的兩大政治共識”，2014年）。權力終身制是鄧在改革開放時期廢除的。
“‘文革’結束後，中國宣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等中共老一輩政治家吸取了毛的沉痛教訓，以身做責，逐步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其目的一是為了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二是防止幹部隊伍老齡化。在1982年通過的憲法中，第一次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每屆任期五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後來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也明文規定：‘党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或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離休。’並相繼制定了若干具體規定。雖然中共黨章並沒有對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做出明確規定，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在連續任職二屆總書記後退了下來，已在事實上形成了總書記任期不超過兩屆的慣例。這被普遍認為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規定。總之，‘權力不得終身’在改革開放時期也逐步成為限制權力的另一大政治共識”（同上）。
理論上，任期不得超過兩屆或多屆杜絕了終身制。而任期制則可能是事實上的終身制也可以不是終身制，畢竟在制度上可以通過換屆選拔或推舉新的領導人；而沒有任期則肯定是終身制，像毛長期不開黨的代表大會。
雖然鄧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走得不遠，但確立集體領導和有限的任期制仍然是一項重大的政治改革成就。即使沒有推動和維護改革開放的作用大，也同樣是鄧小平的重要政治遺產。如果說毛是對當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歷史人物，那麼鄧小平就是影響第二。不管認為影響是好是壞，不管願不願意承認。
通過成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鄧小平成功的削除了中共老一輩革命家的權力，而將權力移交給了以胡耀邦，趙紫陽等年青的領導幹部手中，實現了領導幹部年青化。同時把最終決策權保留在自己等中共元老手中。這一機構僅存續了5年時間（1982—1987年），便壽終正寢。考慮到鄧等中共元老對胡、趙、江執政的干預，以及後來江澤民退下後對胡錦濤執政的干預，其實可以將這一機構演變為元老院，將卸職後的中共老人利用威望對政治的干預變成一種正式的分權機制。鄧“南巡”時，已沒有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但實際上是“無冕之王”，可以憑自己的政治威望扭轉局勢。雖然他的決策是好的，但卻有違正式的制度，“名不正言不順”。但中共從誕生之日起，就是權力集中和集中決策，很不習慣分權。鄧的集體領導和任期制只是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限制，還不是機構之間的分權和制衡。這已經超出了中共元老們的政治智慧和思維模式。
從鄧的制度和人事安排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權力集中和限制的矛盾和煞費苦心地平衡兩者。一方面為了防止再出現毛那樣的“一言堂”，他促成了集體領導和任期限制，隔代指定了胡錦濤為江澤民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中共的集體領導必須要有一個核心，提出了“三代核心說”，並成全了江澤民成為了第三代集體領導的核心。他的矛盾給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埋下了隱患。政治改革的不徹底使得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難以保持長期穩定。
如我舊文所說，“為何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能順利實施呢？這只能依靠政治信任。前任和後任之間的政治信任是權力交接下‘任期制’能夠實現的前提。沒有相互的政治信任或喪失政治信任，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就無法實現與持續”（同上）。
而“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存在內在的衝突。一方面，它會擴大和助長壟斷利益集團和食利階層，加重腐敗。這會減弱與損害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還會形成權力分化，同時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決策機制。這就會造成執政能力的下降。而為了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都會無形之中損害政治信任”（同上）。
“綜而觀之，‘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理念以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來體現，還會受到不斷的考驗。如何化解權力交接下‘任期制’的內在衝突，似乎無解。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無論如何，‘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理念可望變得同‘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理念一樣牢固”（同上）。
目前，鄧留下的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遭到了嚴重破壞。除了為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外，集體領導和任期限制只在中央層面實行，而沒在地方實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地方上的黨委書記，“一把手”仍然是一人說了算，不是集體領導。想想看，當縣委書記時，管轄範圍內一人說了算，當市委書記一人說了算，當省委書記一人說了算，但當上了黨中央總書記卻不能一人說了算，任期還受限制，怎麼能習慣？
總而言之，鄧是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啟動者和維護者，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有所建樹。但由於他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徹底，使得他所發起和主導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已陷於停滯；而且也使得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成果和遺產目前遭到嚴重破壞。
思往觀今，實在令人扼腕歎息！
2018年12月28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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