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毛澤東是党國制的總建造師，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想師，那朱鎔基就是中國模式的「總構造師」。今天經常提到的所謂「中國模式」，其基本內容大多是在朱鎔基主管經濟的時期，1993-1998年任國務院主管經濟的第一副總理和1998-2003年任國務院總理，在他的主導下完成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那中國模式這塊「大石頭」是朱鎔基摸著的。
鄧及中共搞改革開放的宗旨是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堅持党的領導。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但在89學運之前一直到93年鄧「南巡」這段時間內，中共並沒有找到兼顧兩者的辦法，一直處於摸索階段。
改革開放自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軔。其後，在工廠實行了廠長負責制，有了經營自主權；允許城市居民個體經營；為搞活經濟和兼顧特權實施了價格雙軌制等。這些政策讓廣大農民，國企職工，市民和特權階層都有所受益。相比之下，知識份子群體並沒有多大受益。改革開放後，通過平反「冤假錯」案，恢復高考等重用知識份子的政策，將知識份子從「臭老九」提高到了「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份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 鄧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也肯定了知識份子對發展經濟的首要作用。但十幾年過去了，知識份子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作用和貢獻在經濟利益上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80至90年代盛行「腦體倒掛」的說法。
而知識份子群體對政治比工人、農民和市民更為敏感。而且當時體制內外都有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加上「價格雙軌制」帶來的市場秩序混亂，對價格並軌的不好預期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金融混亂。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知識份子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和對利益分配潛在的不滿混雜在一起，最終釀成了89學運。「要民主，反腐敗、反官倒」成為89民運的主要訴求。這對中共堅持党的領導的原則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89民運被鎮壓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沉寂期甚至有回歸計劃經濟的苗頭。直到93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進入活躍期。自93年至2003年，在朱鎔基主管經濟的十年內，中國經濟體制經歷了許多重大變化，在堅持和加強党的領導和保持經濟發展間找到了平衡。中共加強了其統治，同時經濟增長呈高速態勢，並為其後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制度優勢」。
這些重大的經濟政策和體制的變化，歸納起來有五大方面：
第一，改變了利益分配格局。知識份子群體所得相對上升，而廣大農民和國企工人所得相對下降。以此贏得了知識份子對党的領導的支持。
相對於以前，特權和壟斷階層的所得得到鞏固和進一步加強。主要變化則是知識份子群體所得相對上升，而廣大農民和國企工人所得相對下降。通過加大科技投入，推行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等政策，放開知識和文藝等市場，分配政策朝向知識份子群體傾斜。
本來，是應該提高智力勞動的收入，但在教育和醫療領域，應該通過加大對教育和醫療的財政支出來實現，而不應該將教育和醫療資源市場化。朱的政策實質上是為了保證和增加政府行政方面的財政支出，保證特權階層的醫療開支，而削減了本應投入到教育和醫療上的支出，以教育和醫療資源市場化的方式來增加教師和醫生的收入。這必然導致國民承受過高的教育和醫療費用。一增一減，就改變了知識份子群體和體力勞動者的利益分配格局。
這些政策成功地安撫和收買到了知識份子群體和文藝界對中共的支持；換得他們為中共的改革開放獻計獻策，歌功頌德，在技術引進和轉化中為提高技術水準和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紛紛加入中共所指揮的「主旋律」的大合唱中。新威權主義「與時俱進」，「腐敗有利於發展經濟」，「人口紅利」等謬論甚囂塵上。除了少數真正而堅定追求民主的理想者和無法回身的投機者，大部分知識份子都認同和附和了中共的絕對領導，不再試圖挑戰和批評中共及其政策。以經濟發展了中國就會自然走向民主的假定來麻痹和欺騙自己。不願或不敢質疑這一假定，以避免知道真相。而輕率地相信和鼓吹這一假定，好為自己在物質引誘下輕易放棄民主理想找一個理由。當然，不排除剛開始有少數知識份子真相信這一假定。
第二，重新加強了中央支配經濟資源的權力，為政治權力重新向中央集中提供了物質基礎，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路徑。
通過分稅制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財政的收入；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實現了中央對銀行的垂直管理；通過投資體制改革，將重大專案的投資審批權收歸中央。這些改革極大地增強了中央掌控和分配經濟資源的權力。
在改革開放後，為搞活經濟，中央下放了許多權力，包括投資審批權等和在「利改稅」後收益分配份額下降。這削弱了中央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資失序，信貸膨脹和「三角債」等問題。應該說，朱的重新加強中央調控經濟的權力和能力的政策成功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但後果卻導致中央重新獲得集中權力，從一個相對分散的決策機制重新回歸到集中決策的機制。為江胡時期，政治上的重新集權打下了物質基礎。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改變了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路徑。如果地方能保留和擁有較大的經濟自主權，會更有利於中國向憲政民主的方向轉型。雖然「諸侯經濟」會帶來市場保護和投資失序等問題，但「諸侯經濟」會更貼近本地人民的需求；也有更大的機率產生更好的制度並形成示範和競逐格局；有望最終消除市場保護和投資失序的弊病，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地區間主要通過交換而不是主要通過中央調配來分配資源。
通過中央調配來分配各地區資源，必然會妨礙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造成極大的耗損，「跑部錢進」和權力尋租等；造成地區間發展政策的不平等和算不清自身的付出和收益。東北抱怨對內地無償的工業輸出，山西抱怨對其它地區的低廉的資源輸出；上海和廣東抱怨向中央交的稅太多，其它省份又抱怨中央對上海的投資多，給廣東的優惠政策多。就如一只狐狸為一群兔子分餅。
權力重新向中央集中後，利益分配就從以「塊塊」為主轉向了以「條條」為主，「諸侯經濟」就轉向為「權貴經濟」，朝向「權貴資本主義」邁進。權貴壟斷階層依託「條條」分割的權力，從上到下「一竿子捅到底」，吃幹抹盡，無休止無節制地攝取社會財富。正是寡頭專制和權力的重新集中給「權貴資本主義」提供了寄生于社會財富上便利。
第三，地方政府成為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以GDP為導向和主要依賴優化土地配置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下，經濟增長和發展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績甚至唯一政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官員的升遷。這使得地方政府過度地介入經濟活動中，不僅局限於維護經濟秩序，還直接參與具體的經濟活動。出面招商引資，為企業征地，向中央或上級部門申請項目和項目資金等等。地方政府成為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角色，政府的工作重心以增加GDP為導向。
而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成為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礎和來源；也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通過優化土地配置，將土地用於轉到創造更高價值的製造業和商業上，增加了土地收益，也為製造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土地優化配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甚至比技術水準的提高或勞動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加大投入的貢獻更重要。另一方面，實行分稅制後，地方的稅收分成大大減小，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從土地的徵用和出讓中獲取巨大收益以支撐越來越高的行政開支。
在這樣的背景下，實行住房商品化，將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符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從房地產開發中獲得土地收益及從房地產開發中獲得稅收。中央政府則通過分稅制保障了自身的財力，用於調控宏觀經濟和防衛，安全、教育，基礎研究等基本的政府職能上，加上維穩。在地方政府靠稅收無法彌補支出的情況下，默許、縱容或控制地方政府通過徵用和出讓土地來獲取收益。政府通過徵用和出讓土地來獲取收益，實質上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倫理下，「黨天下」下，中共及官僚集團擁有土地最終權益下的遺產出讓。
但是，政府過多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給政府官員提供了腐敗的機會；以GDP為導向，則造成了對環境的嚴重破壞；而由於缺乏地方自治，資源按權力等級分配，大中型城市集中進而吸附了更多的資源，不斷推高房價。土地財政則分割走了房地產開發的大部分收益，和貨幣超發進一步加重了房價的上漲。
第四，擴大了商品和要素的市場化，同時廢除了國企工人的保障和未能增進農民的權益。
商品的市場化程度最高。通過物價改革，取消價格雙軌制，除了水電油和糧食等少數生活必需品受價格管制或政府調控外，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
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更為充分。主要表現在廣大農民可進城打工，勞動力的流動、自主擇業和自主創業上。技術的市場化也得到推廣，智慧財產權和技術可有償轉讓得到認可；土地也有一定的市場化，建立了土地招投標制度，政府將低價徵用的土地通過招投標方式轉讓出去，但農民不可自行轉讓佔用的土地。
資本的市場化最為複雜。通過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國退民進，國企仍然壟斷著能源、金融、通信、航空鐵路等戰略性產業，在大多數競爭性產業，主要是製造業領域則可以充分競爭，為民營資本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促進了就業和國民經濟增長。而股市和現代公司制度的初步建立，也為融資和資本的流動提供了制度框架。
但在市場化過程中，國企工人受到了不公正對待，被「下崗分流」，補償不到位。國企私有化的果實被權貴和管理層吞食了。農民進城務工，但無法享受到市民待遇，以農民的身份從事工業生產，被稱為「農民工」。土地權益不能自由轉讓，被政府徵收也只能獲得微薄的補償。農民更缺乏醫療等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則進一步加重了他們的負擔。這進而構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下形成「血汗工廠」的條件。
第五，擴大對外開放，通過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
繼經濟特區、沿海、沿邊城市相繼對外開放後，98年進一步對外開放重慶、武漢等沿江和內陸省會城市。在朱的力推和力主下，完成了加入世貿的多個艱難談判，於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通過加入WTO，中國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開放，更有利於吸引外資，擴大出口和獲取技術；加快了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低附加值產業，結合中國豐富而低廉的勞動力，使得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建立起較完備的供應鏈和工業體系。眾多的家電等機電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或名列前茅。政府則通過外匯管制來截取企業出口的外匯收入。
加入WTO使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特別是與美國經濟的聯繫更為廣泛和密切；使得中國經濟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以至於無法再分開。加入WTO及擴大對外開放是「中國模式」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國模式」之所以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入，與國際市場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中國的對外開放仍然還不徹底，在許多關鍵領域對外資仍然有相當嚴格的限制，離完全兌現加入WTO的承諾仍有相當距離。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對外擴張，與美國和其它國家的經貿和政治衝突越來越大，損害了「中國模式」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總而言之，「中國模式」的實質就是政治權力以追求經濟總量為主要目標和構建合法性，以權力和市場兩種方式相結合來配置資源和分配利益。「中國模式」有四個基本構件。其一，從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統」權力體系；其二，專制權力下，要素所有者權利的普遍匱乏形成低成本優勢，要素所有者權利的不平等形成競爭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公正。如農民工因權利匱乏而具有的低勞動成本優勢，也就是「低人權優勢」；其三，依靠不充分和不對等的對外開放引進技術和資本，並通過外匯管制來截取企業出口的外匯收入，從而增強了國家控制經濟和金融的權力和能力；其四，以龐大的人口為基礎，形成了豐富的勞動力供給和巨大的市場，具有巨大的規模優勢。這些因素耦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模式」。除中國之外，再沒有第二個國家同時具備這些條件，因而「中國模式」獨一無二，不可複製。
目前看來，「中國模式」似乎取得了如下幾方面成就：一是鞏固和加強了中共的統治；二是中國經濟規模成長為世界第二。提高了經濟發展水準，建立起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市場化和國際化大大提高；三是國民的生活水準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四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提高，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如前所述，「中國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主要在於：一是得到了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精英群體的普遍支持。「三個代表」也認可和提高了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地位。官商學沆瀣一氣；二是擁有豐富而低廉的勞動力，「血汗工廠」無權利、低工資、低保障和高強度的勞動投入創造了巨額財富；三是對外開放和加入WTO大大加快了技術的引進和「山寨化」，技術水準得到很大提高，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小。在一些高規模效益的產業領域，如高鐵，電子商務和配送，共用經濟和移動支付等，技術的應用反而更為領先和普及。
但「中國模式」也帶來許多惡果。主要有五大方面。一是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極其嚴重。社會向上流動減少，出現階層固化；二是助長和擴大了權力腐敗和食利階層；三是城市化滯後于工業化，農民未能順利轉化成市民，造成諸多社會問題。如「三農問題」長期無法得到解決，貧窮人口，留守兒童，群體事件頻發，治安惡化等。四是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引起社會的普遍不滿；五是整個經濟體系充斥著欺詐等不道德行為，政府帶頭弄虛作假不守承諾，假冒偽劣和有害食品氾濫成災，防不勝防。這主要是儒家「親疏貴賤有別」的價值觀不適應大範圍大規模市場交易的結果。「中國模式」則放大了儒家「親疏貴賤有別」的價值觀所帶來的負面作用。
「中國模式」雖然龐大，但極不健康，非常脆弱。它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是缺乏自主創新。「中國模式」還遠不是一個自由經濟體。對私有產權缺乏可信的保護，教育和職場不鼓勵和壓制思想自由和創造性思維，以至於在經歷了近40年之久的技術引進後，還停留在這一階段，無法具有創新能力。相應地長期依賴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人力資源整體未能得到顯著提高，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水準升級緩慢；二是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與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二極不相稱。還只得主要依賴美元來進行國際支付和結算，附著於美國經濟之上。由政治體制所決定的稅收和貨幣發行缺乏剛性約束，稅收過重和濫發貨幣導致人民幣信用嚴重不足。必須加以管制，不能自由兌換和匯價不能自由浮動，否則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災難。從而人民幣無法被國際支付和結算所廣泛接受。近些年來，中國出於政治和經濟需要，高調渲染人民幣國際化以符合大國崛起的期望和附帶向國外轉移國內過剩產能。但目前已偃旗息鼓，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不得不罷手。這兩大缺陷之荒唐與變態，在經濟史上找不到第二例。
這些惡果和缺陷，損害「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緩慢，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國內消費市場成長緩慢等成為經濟下行的長期因素。另一方面，中共採用以「中國模式」的成功來對外示強和擴張的策略，來應對國內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來換取國內民眾忍受不公和願意做出犧牲。而不是推進邁向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改革。但這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它們的利益。目前，美國已放棄了經濟發展會自然導致中國「和平演變」的想法；對中國不兌現加入WTO承諾，不遵守WTO規則和其它國際規則越來越不耐煩，對隨著中國經濟和國力的不斷增長對美國利益越來越大的潛在威脅或實際損害越來越不能容忍。
2018年，美國特朗普總統發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和限制對中國的技術輸出。過去友好的國際環境逐漸轉向不友好和惡化。這就可能會喪失掉「中國模式」所依賴的而又不可缺少的國際市場和技術引進。而中共的選擇將異常艱難。一方面由於「中國模式」的對外依賴性，讓中國重新回到閉關自守非常困難；另一方面，如果答應美國的條件，會損害它自己鼓動和助長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和和打造的強國形象。其後果是遭到反噬，民眾不再願意為一個「臣服」於西方國家的政權付出、犧牲和忍受不公。
總而觀之，「中國模式」既有進步的一面，也有抱殘守闕一面。進步的一面是擴大了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抱殘守闕的一面則是堅持不放棄權力對經濟和社會過多控制，不落實公民權利和不促進權利平等。它雖然不是最理想的結果，但也不是最差的結果。至少比不擴大市場化和全球化要好。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接納中國加入WTO也比不接納要好。只是沒有達到理想的政策預期。一個孤立的中國顯然更不符合美國的利益。雖然，中國崛起有可能對美國造成更大的威脅和損害，但也受到了更多的約束。與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繫使中國很難再退回到孤立狀態，同時增添了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籌碼。而整體上，美國也從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獲益頗多。
朱鎔基在1993年至2003年主管中國經濟的十年間，以強硬的作風推行了諸多重大的經濟改革政策，基本奠定了其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這為他贏得了「經濟沙皇」的名號。這一模式後來被名之為「中國模式」。然而，官方和民間都沒有將「中國模式」與朱鎔基明確地聯繫起來。朱鎔基對「中國模式」的作用和貢獻被嚴重忽視和低估。而民間對他的「下崗分流」，教育和醫療產業化政策則有不少惡評。可以說是，「譽之者，其非中國模式；罪之者，其惟中國模式」，有些不對稱。
江上小堂
完稿於2019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