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寡頭專制到黨政一體—改革開放40年之政經脈絡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這組詞出現的頻度很高。從字面理解有二種意思，一是從改革開放起始點算起，已經有了40年。二是將改革開放作為一個過程，至今已持續了40周年。比如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距今已經157年；但洋務運動只持續了35年。那洋務運動157周年，就是前一個意思。改革開放40周年則是後一個意思。

40周年夠長了！已經占了中共執政一多半，比前30年多了10年。一個歷史進程要麼因失敗而結束，如洋務運動因甲午戰敗而結束；要麼因達到目標而結束，轉入實現更高的目標。如新文化運動以成功發起「五四」運動建立起國家主義而結束。改革開放40年之久仍在持續中，說明其既沒有達到目標，效果不佳；又還沒完全失敗，還有待時間來檢驗。

然而在40年之際應該熱烈慶祝之時，中國經濟和社會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難和內外壓力，改革開放已是「強弩之末」。失望和悲觀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在此之時，以不同角度來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辨析哪些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決策及行動起到了何種作用，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一、「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與寡頭專制

在我看來，中共對毛澤東的政治遺產的處理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可能高度，決定了改革初期以鄧小平為主的寡頭專制，和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在遭到西方侵入後，中國近現代選擇了建立更強大更集中的權力來應對外部的挑戰。最終，毛領導的中共借助於列寧式的政黨組織模式和西方的技術，進一步加強了專制權力，以此來抵禦西方勢力的侵入和消除西方思想對中國的影響。相應的，中國也從郡縣制轉為了党國制，以黨組織為依託來統國治國。實現了「政教合一」，國家領導人完成了「君師」一體的融合，同時擁有政治權力和思想權威；消除了宗法家族，將政權延伸到了農村基層社會。党國制更加強化了傳統的大一統格局，使得專制得以再次升級。党及其領袖對國家和社會控制的範圍和深度大大拓展。党的領袖的權力大大超過皇權專制的皇帝所擁有的權力。而毛是這一歷史進程的代理人、完成者和最具象徵意義的歷史人物。

毛成功地將馬列主義中國化，打通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土壤之間的關節，讓中共在中國落了地，如魚得水，就如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從此獲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就此而言，毛是中共党國制的總建造師，或如中共所言「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中共唯一加「締造者」尊號的党和國家領導人。中共為了奪取政權，不惜將毛推上神壇，以利用民眾或顯或隱的盼望救世主或「真龍天子」的傳統心態來凝聚力量。而這讓毛取得了在黨內唯我獨尊的地位，可以唯所欲為。他自詡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其它老一輩革命家對他無可奈何。他的神主地位可以「挾民眾而令官僚」。因而，毛的治下是獨裁專制。這讓廣大「幹部群眾」和老一輩革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和慘痛的代價。

毛的統治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一系列人道和政治災難，經濟民生凋敝。中共的統治合法性被大大削弱，民怨官怨頗深，已難以為繼。毛去世後，才有機會改正他的錯誤政策。但對中共來說，毛居功至偉，即便認為他後來犯了再多再大的錯誤，也不能全部否定。除非它願意放棄權力。

所以，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對毛及毛的政治遺產採取了總體肯定，部分否定的策略。完全繼承了毛時代的党國制，從整體上高度肯定了毛澤東思想，而拋棄了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將毛的錯誤大部分推給林彪、「四人幫」集團，並用慣用的「辯證法」將所謂的毛的晚年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切割開來。進而將毛澤東思想界定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又是智慧，又是結晶，當然評價很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稱，「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所謂「中國共產黨集體」，就是指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後面緊跟「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說得明白。這個論斷相當重要，它是中共元老集體分享權力和改革開放集體領導制形成的歷史依據。其潛臺詞是中共的政權是老一輩革命家集體打下的。既然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指導思想和法寶，而「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所以大家理應當分得「一杯羹」。

廣為傳聞的陳雲對毛澤東的評價，「建黨他有份，建國他有功，治國他無能，文革他有罪」，雖未有看到有官方文獻證實，但符合「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結晶」的論斷。還有文章披露了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此的解釋，「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毛主席締造的，那麼李大釗陳獨秀怎麼說，所以只能說他有份；在座的建國都有功，但沒有他老人家的功勞大」（陳雲評價毛澤東，《渤海學刊》1993年第3期）。這話也沒可證實的出處，但符合實情。不用懷疑，為了神化毛，老一輩革命家或多或少將自己的創舉和貢獻歸功於或讓渡給了毛。

以「在座的建國都有功，但沒有他老人家的功勞大」來衡量，毛在世時獨享權力當然不公平。而毛去世後，其它元老才得到他們應有的那一份。不僅如此，還瓜分了毛去世後留下的最大一份。毛的嫡親沒有分得一份。當然，如果元老們的後代在改革開放中也沒有繼承或借用權力的話，這也沒話說。但話說回來，以毛「治國無能，文革有罪」而言，也說得過去。因為沒有過去那樣明確的功爵及承襲制度，但實際上還是論功行賞與子承父蔭，就成了一筆糊塗賬。

這就是40年改革開放的起點。通過對毛澤東思想，毛的遺產的繼承和分割，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陳雲等中共元老為輔的集體領導，並在江胡時期成為制度。相對于毛時期的獨裁專制，這就是寡頭專制。寡頭專制較之于獨裁專制，因為有一定的權力分散和相互制衡，可能沒有獨裁專制決策有效率，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獨裁專制的任意妄為，避免給人民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有相對積極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經濟的增長，寡頭專制及其隱性的權力世襲，也成為滋生權貴資本主義的溫床。以權力尋租巧取豪奪國有和民有資產大行其道，極大地損害了公平競爭和經濟績效，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使得人們喪失了對改革開放的熱情和信心。

回過頭來看，從現實政治考慮，改革開放伊始中共對毛的遺產的評價和分割是穩妥的，有利於國家的大政方針從政治鬥爭轉向經濟建設。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仍然固守毛的政治遺產，維護党國制，堅持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和不進一步放鬆對社會的控制，不繼續深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限定了改革開放所能達到的高度和不能釋放更大的經濟活力。當達到政治體制所能提供的經濟改革空間的極限時，改革開放就陷於停滯。只能做一些事倍功半、詞澡華麗，故作高深、花樣百出、與民爭利、騙取民心的微操作。

而寡頭專制又無法克服它所滋生的大量腐敗，也使寡頭專制和集體領導制難以保持穩定。不進則退，這就為重新回到獨裁專制提供了可能。

二、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是鄧小平重要的政治遺產

中共加諡鄧小平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於97年2月逝世後，江澤民總書記在追悼會上致的悼詞中說：「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他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建國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從中共自身的角度來看，這個「蓋棺論定」比較公允。就改革開放而言，確實主要是鄧開啟和維護的。發展經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從 「大躍進」後與劉少奇聯手主持政府工作，支持搞「三自一包」，到75年複出恢復和振興科教和經濟。自然而然，在毛去世後，當他再次複出逐步掌握權力和話語權後，就會重新推進過去未竟的政策。鄧在75年複出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成是後來「改革開放」的預演，是未能得到繼續實施的「改革開放」。這些政策在當時得到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許多「幹部群眾」的支持，為他在毛去世後逐步取得中共最高權力打下了基礎。

但「總設計師」這個稱號並不怎麼確切，有些不倫不類；無疑借用自工程項目上的「總設計師」。這等於是將改革開放視為一項工程，可以通過預先的設計來實施和控制，以完成工程。然而，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顯然要比工程項目複雜的得多，不可預見和不可控的參量和因素多得多，是不可能預先被設計的。只能說有個藍圖，有個大方向。他一開始並沒有多麼明確和成熟的想法和政策，只知道繼續按毛過去失敗的計劃經濟政策搞不行了。至於怎麼搞，怎麼改革開放，則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探索和試錯來找到方法和途徑。這樣看來，與其說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還不如說是「總設想師」。

在毛去世後，鄧三次成功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一是將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政方略扳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二是下令鎮壓89學生運動阻止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三是93年「南巡」重新將中國扳回到經濟上改革開放。可謂一個傑出的「扳道工」。就經濟上改革開放而言，鄧的作用是不可否認和低估的。然而鄧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上貢獻卻遠遜於他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的貢獻。鎮壓89學生運動讓他當初有意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嘎然而止；止於「四個堅持」，特別是「党的領導」上了。就是要堅持仿照蘇共以毛為主建造的党國制。用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也讓他背上了歷史的罪名，為反對人士所指責和詬病。

然而，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還是有所建樹，也不可低估。一是與陳雲等中共等元老建立了集體領導制度；二是建立了領導幹部任期制，並對任期做了一定限制。將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任期不能超過兩屆寫入了憲法。並對形成党的總書記任職不超過兩屆的慣例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推進了領導幹部年輕化，將權力從老一輩革命家手中逐步轉移到年青一代手中。

從歷史來看，中國在辛亥革命終結了「權力世襲制」和「家天下」。權力的繼承者不再以最高領導人的嫡親為必要條件，建立起「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共識。但卻沒有廢除「權力終身制」。「國民黨至到結束一黨執政後，才同時結束權力終身制。在此之前，蔣介石和蔣經國事實上都是權力終身，擔任最高領導人直到逝世。在大陸，也是如此，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直至逝世」（引自拙文 「中國百年來建立起的兩大政治共識」，2014年）。權力終身制是鄧在改革開放時期廢除的。

「『文革』結束後，中國宣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等中共老一輩政治家吸取了毛的沉痛教訓，以身做責，逐步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其目的一是為了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二是防止幹部隊伍老齡化。在1982年通過的憲法中，第一次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每屆任期五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後來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也明文規定：『党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或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離休。』並相繼制定了若干具體規定。雖然中共黨章並沒有對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做出明確規定，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在連續任職二屆總書記後退了下來，已在事實上形成了總書記任期不超過兩屆的慣例。這被普遍認為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規定。總之，『權力不得終身』在改革開放時期也逐步成為限制權力的另一大政治共識」（同上）。

理論上，任期不得超過兩屆或多屆杜絕了終身制。而任期制則可能是事實上的終身制也可以不是終身制，畢竟在制度上可以通過換屆選拔或推舉新的領導人；而沒有任期則肯定是終身制，像毛長期不開黨的代表大會。

雖然鄧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走得不遠，但確立集體領導和有限的任期制仍然是一項重大的政治改革成就。即使沒有推動和維護改革開放的作用大，也同樣是鄧小平的重要政治遺產。如果說毛是對當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歷史人物，那麼鄧小平就是影響第二。不管認為影響是好是壞，不管願不願意承認。

通過成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鄧小平成功的削除了中共老一輩革命家的權力，而將權力移交給了以胡耀邦，趙紫陽等年青的領導幹部手中，實現了領導幹部年青化。同時把最終決策權保留在自己等中共元老手中。這一機構僅存續了5年時間（1982—1987年），便壽終正寢。考慮到鄧等中共元老對胡、趙、江執政的干預，以及後來江澤民退下後對胡錦濤執政的干預，其實可以將這一機構演變為元老院，將卸職後的中共老人利用威望對政治的干預變成一種正式的分權機制。鄧「南巡」時，已沒有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但實際上是「無冕之王」，可以憑自己的政治威望扭轉局勢。雖然他的決策是好的，但卻有違正式的制度，「名不正言不順」。但中共從誕生之日起，就是權力集中和集中決策，很不習慣分權。鄧的集體領導和任期制只是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限制，還不是機構之間的分權和制衡。這已經超出了中共元老們的政治智慧和思維模式。

從鄧的制度和人事安排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權力集中和限制的矛盾和煞費苦心地平衡兩者。一方面為了防止再出現毛那樣的「一言堂」，他促成了集體領導和任期限制，隔代指定了胡錦濤為江澤民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中共的集體領導必須要有一個核心，提出了「三代核心說」，並成全了江澤民成為了第三代集體領導的核心。他的矛盾給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埋下了隱患。政治改革的不徹底使得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難以保持長期穩定。

如我舊文所說，「為何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能順利實施呢？這只能依靠政治信任。前任和後任之間的政治信任是權力交接下『任期制』能夠實現的前提。沒有相互的政治信任或喪失政治信任，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就無法實現與持續」（同上）。

而「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存在內在的衝突。一方面，它會擴大和助長壟斷利益集團和食利階層，加重腐敗。這會減弱與損害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還會形成權力分化，同時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決策機制。這就會造成執政能力的下降。而為了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都會無形之中損害政治信任」（同上）。

「綜而觀之，『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理念以權力交接下的『任期制』來體現，還會受到不斷的考驗。如何化解權力交接下『任期制』的內在衝突，似乎無解。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無論如何，『權力不得終身』的政治理念可望變得同『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理念一樣牢固」（同上）。

目前，鄧留下的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遭到了嚴重破壞。除了為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外，集體領導和任期限制只在中央層面實行，而沒在地方實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地方上的黨委書記，「一把手」仍然是一人說了算，不是集體領導。想想看，當縣委書記時，管轄範圍內一人說了算，當市委書記一人說了算，當省委書記一人說了算，但當上了黨中央總書記卻不能一人說了算，任期還受限制，怎麼能習慣？

總而言之，鄧是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啟動者和維護者，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有所建樹。但由於他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徹底，使得他所發起和主導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已陷於停滯；而且也使得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成果和遺產目前遭到嚴重破壞。

三、朱鎔基是中國模式的「總構造師」

如果說毛澤東是党國制的總建造師，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想師，那朱鎔基就是中國模式的「總構造師」。今天經常提到的所謂「中國模式」，其基本內容大多是在朱鎔基主管經濟的時期，1993-1998年任國務院主管經濟的第一副總理和1998-2003年任國務院總理，在他的主導下完成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那中國模式這塊「大石頭」是朱鎔基摸著的。

鄧及中共搞改革開放的宗旨是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堅持党的領導。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但在89學運之前一直到93年鄧「南巡」這段時間內，中共並沒有找到兼顧兩者的辦法，一直處於摸索階段。

改革開放自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軔。其後，在工廠實行了廠長負責制，有了經營自主權；允許城市居民個體經營；為搞活經濟和兼顧特權實施了價格雙軌制等。這些政策讓廣大農民，國企職工，市民和特權階層都有所受益。相比之下，知識份子群體並沒有多大受益。

改革開放後，通過平反「冤假錯」案，恢復高考等重用知識份子的政策，將知識份子從「臭老九」提高到了「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份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 鄧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也肯定了知識份子對發展經濟的首要作用。但十幾年過去了，知識份子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作用和貢獻在經濟利益上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80至90年代盛行「腦體倒掛」的說法。

而知識份子群體對政治比工人、農民和市民更為敏感。而且當時體制內外都有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加上「價格雙軌制」帶來的市場秩序混亂，對價格並軌的不好預期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金融混亂。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知識份子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和對利益分配潛在的不滿混雜在一起，最終釀成了89學運。「要民主，反腐敗、反官倒」成為89民運的主要訴求。這對中共堅持党的領導的原則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89民運被鎮壓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沉寂期甚至有回歸計劃經濟的苗頭。直到93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進入活躍期。自93年至2003年，在朱鎔基主管經濟的十年內，中國經濟體制經歷了許多重大變化，在堅持和加強党的領導和保持經濟發展間找到了平衡。中共加強了其統治，同時經濟增長呈高速態勢，並為其後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制度優勢」。

這些重大的經濟政策和體制的變化，歸納起來有五大方面：

第一，改變了利益分配格局。知識份子群體所得相對上升，而廣大農民和國企工人所得相對下降。以此贏得了知識份子對党的領導的支持。

相對於以前，特權和壟斷階層的所得得到鞏固和進一步加強。主要變化則是知識份子群體所得相對上升，而廣大農民和國企工人所得相對下降。通過加大科技投入，推行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等政策，放開知識和文藝等市場，分配政策朝向知識份子群體傾斜。

本來，是應該提高智力勞動的收入，但在教育和醫療領域，應該通過加大對教育和醫療的財政支出來實現，而不應該將教育和醫療資源市場化。朱的政策實質上是為了保證和增加政府行政方面的財政支出，保證特權階層的醫療開支，而削減了本應投入到教育和醫療上的支出，以教育和醫療資源市場化的方式來增加教師和醫生的收入。這必然導致國民承受過高的教育和醫療費用。一增一減，就改變了知識份子群體和體力勞動者的利益分配格局。

這些政策成功地安撫和收買到了知識份子群體和文藝界對中共的支持；換得他們為中共的改革開放獻計獻策，歌功頌德，在技術引進和轉化中為提高技術水準和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紛紛加入中共所指揮的「主旋律」的大合唱中。新威權主義「與時俱進」，「腐敗有利於發展經濟」，「人口紅利」等謬論甚囂塵上。除了少數真正而堅定追求民主的理想者和無法回身的投機者，大部分知識份子都認同和附和了中共的絕對領導，不再試圖挑戰和批評中共及其政策。以經濟發展了中國就會自然走向民主的假定來麻痹和欺騙自己。不願或不敢質疑這一假定，以避免知道真相。而輕率地相信和鼓吹這一假定，好為自己在物質引誘下輕易放棄民主理想找一個理由。當然，不排除剛開始有少數知識份子真相信這一假定。

第二，重新加強了中央支配經濟資源的權力，為政治權力重新向中央集中提供了物質基礎，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路徑。

通過分稅制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財政的收入；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實現了中央對銀行的垂直管理；通過投資體制改革，將重大專案的投資審批權收歸中央。這些改革極大地增強了中央掌控和分配經濟資源的權力。

在改革開放後，為搞活經濟，中央下放了許多權力，包括投資審批權等和在「利改稅」後收益分配份額下降。這削弱了中央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資失序，信貸膨脹和「三角債」等問題。應該說，朱的重新加強中央調控經濟的權力和能力的政策成功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但後果卻導致中央重新獲得集中權力，從一個相對分散的決策機制重新回歸到集中決策的機制。為江胡時期，政治上的重新集權打下了物質基礎。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改變了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路徑。如果地方能保留和擁有較大的經濟自主權，會更有利於中國向憲政民主的方向轉型。雖然「諸侯經濟」會帶來市場保護和投資失序等問題，但「諸侯經濟」會更貼近本地人民的需求；也有更大的機率產生更好的制度並形成示範和競逐格局；有望最終消除市場保護和投資失序的弊病，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地區間主要通過交換而不是主要通過中央調配來分配資源。

通過中央調配來分配各地區資源，必然會妨礙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造成極大的耗損，「跑部錢進」和權力尋租等；造成地區間發展政策的不平等和算不清自身的付出和收益。東北抱怨對內地無償的工業輸出，山西抱怨對其它地區的低廉的資源輸出；上海和廣東抱怨向中央交的稅太多，其它省份又抱怨中央對上海的投資多，給廣東的優惠政策多。就如一只狐狸為一群兔子分餅。

權力重新向中央集中後，利益分配就從以「塊塊」為主轉向了以「條條」為主，「諸侯經濟」就轉向為「權貴經濟」，朝向「權貴資本主義」邁進。權貴壟斷階層依託「條條」分割的權力，從上到下「一竿子捅到底」，吃幹抹盡，無休止無節制地攝取社會財富。正是寡頭專制和權力的重新集中給「權貴資本主義」提供了寄生于社會財富上便利。

第三，地方政府成為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以GDP為導向和主要依賴優化土地配置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下，經濟增長和發展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績甚至唯一政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官員的升遷。這使得地方政府過度地介入經濟活動中，不僅局限於維護經濟秩序，還直接參與具體的經濟活動。出面招商引資，為企業征地，向中央或上級部門申請項目和項目資金等等。地方政府成為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角色，政府的工作重心以增加GDP為導向。

而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成為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礎和來源；也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通過優化土地配置，將土地用於轉到創造更高價值的製造業和商業上，增加了土地收益，也為製造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土地優化配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甚至比技術水準的提高或勞動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加大投入的貢獻更重要。另一方面，實行分稅制後，地方的稅收分成大大減小，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從土地的徵用和出讓中獲取巨大收益以支撐越來越高的行政開支。

在這樣的背景下，實行住房商品化，將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符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從房地產開發中獲得土地收益及從房地產開發中獲得稅收。中央政府則通過分稅制保障了自身的財力，用於調控宏觀經濟和防衛，安全、教育，基礎研究等基本的政府職能上，加上維穩。在地方政府靠稅收無法彌補支出的情況下，默許、縱容或控制地方政府通過徵用和出讓土地來獲取收益。政府通過徵用和出讓土地來獲取收益，實質上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倫理下，「黨天下」下，中共及官僚集團擁有土地最終權益下的遺產出讓。

但是，政府過多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給政府官員提供了腐敗的機會；以GDP為導向，則造成了對環境的嚴重破壞；而由於缺乏地方自治，資源按權力等級分配，大中型城市集中進而吸附了更多的資源，不斷推高房價。土地財政則分割走了房地產開發的大部分收益，和貨幣超發進一步加重了房價的上漲。

第四，擴大了商品和要素的市場化，同時廢除了國企工人的保障和未能增進農民的權益。

商品的市場化程度最高。通過物價改革，取消價格雙軌制，除了水電油和糧食等少數生活必需品受價格管制或政府調控外，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

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更為充分。主要表現在廣大農民可進城打工，勞動力的流動、自主擇業和自主創業上。技術的市場化也得到推廣，智慧財產權和技術可有償轉讓得到認可；土地也有一定的市場化，建立了土地招投標制度，政府將低價徵用的土地通過招投標方式轉讓出去，但農民不可自行轉讓佔用的土地。

資本的市場化最為複雜。通過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國退民進，國企仍然壟斷著能源、金融、通信、航空鐵路等戰略性產業，在大多數競爭性產業，主要是製造業領域則可以充分競爭，為民營資本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促進了就業和國民經濟增長。而股市和現代公司制度的初步建立，也為融資和資本的流動提供了制度框架。

但在市場化過程中，國企工人受到了不公正對待，被「下崗分流」，補償不到位。國企私有化的果實被權貴和管理層吞食了。農民進城務工，但無法享受到市民待遇，以農民的身份從事工業生產，被稱為「農民工」。土地權益不能自由轉讓，被政府徵收也只能獲得微薄的補償。農民更缺乏醫療等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則進一步加重了他們的負擔。這進而構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下形成「血汗工廠」的條件。

第五，擴大對外開放，通過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

繼經濟特區、沿海、沿邊城市相繼對外開放後，98年進一步對外開放重慶、武漢等沿江和內陸省會城市。在朱的力推和力主下，完成了加入世貿的多個艱難談判，於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通過加入WTO，中國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開放，更有利於吸引外資，擴大出口和獲取技術；加快了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低附加值產業，結合中國豐富而低廉的勞動力，使得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建立起較完備的供應鏈和工業體系。眾多的家電等機電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或名列前茅。政府則通過外匯管制來截取企業出口的外匯收入。

加入WTO使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特別是與美國經濟的聯繫更為廣泛和密切；使得中國經濟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以至於無法再分開。加入WTO及擴大對外開放是「中國模式」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國模式」之所以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入，與國際市場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中國的對外開放仍然還不徹底，在許多關鍵領域對外資仍然有相當嚴格的限制，離完全兌現加入WTO的承諾仍有相當距離。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對外擴張，與美國和其它國家的經貿和政治衝突越來越大，損害了「中國模式」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總而言之，「中國模式」的實質就是政治權力以追求經濟總量為主要目標和構建合法性，以權力和市場兩種方式相結合來配置資源和分配利益。「中國模式」有四個基本構件。其一，從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統」權力體系；其二，專制權力下，要素所有者權利的普遍匱乏形成低成本優勢，要素所有者權利的不平等形成競爭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公正。如農民工因權利匱乏而具有的低勞動成本優勢，也就是「低人權優勢」；其三，依靠不充分和不對等的對外開放引進技術和資本，並通過外匯管制來截取企業出口的外匯收入，從而增強了國家控制經濟和金融的權力和能力；其四，以龐大的人口為基礎，形成了豐富的勞動力供給和巨大的市場，具有巨大的規模優勢。這些因素耦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模式」。除中國之外，再沒有第二個國家同時具備這些條件，因而「中國模式」獨一無二，不可複製。

目前看來，「中國模式」似乎取得了如下幾方面成就：一是鞏固和加強了中共的統治；二是中國經濟規模成長為世界第二。提高了經濟發展水準，建立起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市場化和國際化大大提高；三是國民的生活水準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四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提高，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如前所述，「中國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主要在於：一是得到了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精英群體的普遍支持。「三個代表」也認可和提高了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地位。官商學沆瀣一氣；二是擁有豐富而低廉的勞動力，「血汗工廠」無權利、低工資、低保障和高強度的勞動投入創造了巨額財富；三是對外開放和加入WTO大大加快了技術的引進和「山寨化」，技術水準得到很大提高，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小。在一些高規模效益的產業領域，如高鐵，電子商務和配送，共用經濟和移動支付等，技術的應用反而更為領先和普及。

但「中國模式」也帶來許多惡果。主要有五大方面。一是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極其嚴重。社會向上流動減少，出現階層固化；二是助長和擴大了權力腐敗和食利階層；三是城市化滯後于工業化，農民未能順利轉化成市民，造成諸多社會問題。如「三農問題」長期無法得到解決，貧窮人口，留守兒童，群體事件頻發，治安惡化等。四是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引起社會的普遍不滿；五是整個經濟體系充斥著欺詐等不道德行為，政府帶頭弄虛作假不守承諾，假冒偽劣和有害食品氾濫成災，防不勝防。這主要是儒家「親疏貴賤有別」的價值觀不適應大範圍大規模市場交易的結果。「中國模式」則放大了儒家「親疏貴賤有別」的價值觀所帶來的負面作用。

「中國模式」雖然龐大，但極不健康，非常脆弱。它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是缺乏自主創新。「中國模式」還遠不是一個自由經濟體。對私有產權缺乏可信的保護，教育和職場不鼓勵和壓制思想自由和創造性思維，以至於在經歷了近40年之久的技術引進後，還停留在這一階段，無法具有創新能力。相應地長期依賴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人力資源整體未能得到顯著提高，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水準升級緩慢；二是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與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二極不相稱。還只得主要依賴美元來進行國際支付和結算，附著於美國經濟之上。由政治體制所決定的稅收和貨幣發行缺乏剛性約束，稅收過重和濫發貨幣導致人民幣信用嚴重不足。必須加以管制，不能自由兌換和匯價不能自由浮動，否則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災難。從而人民幣無法被國際支付和結算所廣泛接受。近些年來，中國出於政治和經濟需要，高調渲染人民幣國際化以符合大國崛起的期望和附帶向國外轉移國內過剩產能。但目前已偃旗息鼓，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不得不罷手。這兩大缺陷之荒唐與變態，在經濟史上找不到第二例。

這些惡果和缺陷，損害「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緩慢，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國內消費市場成長緩慢等成為經濟下行的長期因素。另一方面，中共採用以「中國模式」的成功來對外示強和擴張的策略，來應對國內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來換取國內民眾忍受不公和願意做出犧牲。而不是推進邁向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改革。但這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它們的利益。目前，美國已放棄了經濟發展會自然導致中國「和平演變」的想法；對中國不兌現加入WTO承諾，不遵守WTO規則和其它國際規則越來越不耐煩，對隨著中國經濟和國力的不斷增長對美國利益越來越大的潛在威脅或實際損害越來越不能容忍。

2018年，美國特朗普總統發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和限制對中國的技術輸出。過去友好的國際環境逐漸轉向不友好和惡化。這就可能會喪失掉「中國模式」所依賴的而又不可缺少的國際市場和技術引進。而中共的選擇將異常艱難。一方面由於「中國模式」的對外依賴性，讓中國重新回到閉關自守非常困難；另一方面，如果答應美國的條件，會損害它自己鼓動和助長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和和打造的強國形象。其後果是遭到反噬，民眾不再願意為一個「臣服」於西方國家的政權付出、犧牲和忍受不公。

總而觀之，「中國模式」既有進步的一面，也有抱殘守闕一面。進步的一面是擴大了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抱殘守闕的一面則是堅持不放棄權力對經濟和社會過多控制，不落實公民權利和不促進權利平等。它雖然不是最理想的結果，但也不是最差的結果。至少比不擴大市場化和全球化要好。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接納中國加入WTO也比不接納要好。只是沒有達到理想的政策預期。一個孤立的中國顯然更不符合美國的利益。雖然，中國崛起有可能對美國造成更大的威脅和損害，但也受到了更多的約束。與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繫使中國很難再退回到孤立狀態，同時增添了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籌碼。而整體上，美國也從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獲益頗多。

朱鎔基在1993年至2003年主管中國經濟的十年間，以強硬的作風推行了諸多重大的經濟改革政策，基本奠定了其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這為他贏得了「經濟沙皇」的名號。這一模式後來被名之為「中國模式」。然而，官方和民間都沒有將「中國模式」與朱鎔基明確地聯繫起來。朱鎔基對「中國模式」的作用和貢獻被嚴重忽視和低估。而民間對他的「下崗分流」，教育和醫療產業化政策則有不少惡評。可以說是，「譽之者，其非中國模式；罪之者，其惟中國模式」，有些不對稱。

四、習近平的「黨政一體」會走向何方？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若干進展，主要就是集體領導，有限制的任期制和領導幹部年輕化。進入90年代後，政治體制就沒有什麼改變了。但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和朱鎔基主管經濟的時期，經濟體制的改革有重大的進展；而在胡溫時期，經濟體制改革也沒有什麼進展了。在朱鎔基摸索出「中國模式」後，經濟體制改革就沒有什麼改革的空間了。要繼續改，就會倒逼政治體制改革，動搖党的領導。誇張的說法是「不改亡國，改就亡黨」。

所以，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和溫家寶擔任總理的十年間（2003-2012年），基本就是曹隨蕭規，在既定的政治經濟體制大框架下極盡騰挪，充分發揮中國模式的「制度優勢」，取得了長足的經濟增長，經濟總量躋身世界第二；倒也呈現出一派畸形的繁榮，包裹著內在的破敗。中國崛起的聲音漸起，被中國自身視為成就，同時被周邊國家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視為潛在的威脅。中國模式既受到高度讚揚，又受到許多質疑。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交到了習近平手中。

雖然朱鎔基加強中央經濟權力的改革使得經濟和政治權力從地方集中到了中央，但在中央層面，江胡兩任都是集體領導。消除了「塊塊」，但形成了「條條」，是「九龍治水」。雖然中共在形式上宣稱和維護江澤民的核心地位和「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但還是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分權。特別是在胡執政的時期，江澤民的影響一直存在而且非常強大。到了習近平掌權，權力的分化就相當嚴重了，「條條」太多了，且九九不歸一。究其原因，在於任期制和交出權力是以保留特權和待遇為條件的。而中國官場權力從來就是私相授受，也使得退職後的領導人具有干政的非正式影響力。從而加重了權力的分化和利益的交錯，層層疊加交織在一起。由於這種影響力缺乏正式的發揮管道和機制，也使得權力爭奪始終處於暗鬥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專制體制下的任期制，也確實有很大弊病，存在內在的衝突。一方面，它會擴大和助長壟斷利益集團和食利階層，加重腐敗。退下的領導幹部待遇不變，等於是用物質待遇贖買其權力。其子女親屬又大搞「權貴資本主義」。這必然會減弱與損害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國官場權力從來就是私相授受。退下領導對其提拔的舊部還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就會形成權力分化。同時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決策機制。這就會造成執政能力的下降。

與胡錦濤和江澤民有所不同，習近不想大有作為。他有很強的「紅二代」背景，其父習仲勳是老一輩革命家，算得上開國元勳。這賦予了他「主人」的心態。而江和胡基本是看守人心態，能維持就維持；再一個中國的崛起讓他看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會。所以他的心理驅動力有二個：一個是恢復中國天朝上國的地位，不用再遵守西方國家制訂的國際規則和秩序，而是自己來制定規則和秩序。這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動力，現在仍然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二是作為「紅二代」的一員的責任感，不能把父輩打下的江山給搞丟了，搞得共產黨下臺了。

如果習近平也曹隨蕭規，按江胡的搞法「悶聲發大財」，確實也搞不下去了。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食利階層太多，老百姓不堪重負，養不起了。體制外求變的呼聲很高，寄希望于新的領導人有新的改變。自由派自然期盼他推動憲政轉型，但很不實際。一則從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來看，他不具有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二則從中共的選拔機制來看，不會產生出異類；三則推進憲政在體制內外的支持度都較低。

現今官場的運行規則唯有私利和權力而已，早已沒有了政治信仰，沒有了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更不會有追求憲政民主的理想。而現今「黨天下」與過去「家天下」的繼承規則又有所不同。「家天下」的繼承人必須是皇帝嫡親，且不需要過多地在官僚體制內歷練。而「党天下」的繼承者不必是前任領導人的嫡親，而且要在官僚體制內有很多的歷練，通過考察和比較才能一步一步晉升。紅二代雖然起點高，晉升快，但如果能力很差，不適應官場，不諳熟權鬥，一樣會被淘汰。所以體制的勝出者，必然非常適應體制而被體制所塑造，不會產生出違背體制規則的「異類」。而從習近平所受的教育來看，他也沒有多大可能接受進而認同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即便剛開始進入官場時有，長期「潛伏」也會被體制化而放棄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像靠世襲繼承權力的金正恩，或依靠民主選舉得到權力的特朗普，不是從體制內產生的領導人，倒有可能與體制是「異類」。

從支持度來看，只是體制外少數自由派知識份子支援憲政轉型，但卻不會得到民眾足夠的支援，更得不到體制內官員的支持。官員們已習慣於支配和服從。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官員都習慣于通過掌控權力來管理，而不習慣於平等協商和接受社會和輿論監督下來為社會提供服務。他們寧願冒被整肅的風險，也不願意權力受到社會的監督和限制，都想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說一不二，為所欲為。所以即便習近平想推進憲政，也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反而有可能削弱自己的權力。

不進則退。習近平於是選擇了符合他的價值觀，權力支配一切；最習慣，最得心應手；也是阻力更小的施政政策。一是通過反腐爭取民心提高合法性，借反腐集中權力。反腐、集中權力，仇富有比較廣的社會基礎，都是在向毛時代回歸。與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如出一撤。薄熙來是因為以非正常的方式爭奪權力而被整肅，但他的「唱紅打黑」政策得到了底層民眾的支援，為習近平的反腐試了一下水。二是以中國崛起為基礎對外擴張，打造大國強國形象來滿足民眾的民族自尊心，以換取民眾甘願長期忍受不公。同時，在經濟上解決產能過剩和對資源越來越大的外部需求。對外擴張同樣有利於加強他的權力，和提高他的聲望。

反腐走下去，就從集中政治權力延伸到集中經濟權力。通過以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為依託，收繳權貴資本，滲透民營資本。加強社會控制，嚴厲控制社會輿論和打壓維權活動。在反腐中出現破壞法治和法治上倒退的做法。借著網路資訊化和國內保護，中國出現了阿裡巴巴、騰迅和京東這樣對全社會具有廣泛而強有力影響的民營企業。不加以控制，也會進而失去對社會的控制。總之，就是要縮減「條條」，並且所有「條條」要彙聚到一點。對外擴張則通過「一帶一路」，試圖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南海修建人工島礁，加大對外援助等。

以這兩項政策相呼應，就是重新搞個人崇拜、領袖崇拜，推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歷史敘述上，淡化鄧江胡而重新強化毛。以強調作為「紅二代」，其權力直接來自於「紅一代」，而不是來自于鄧江胡權力的依次交接，不願承襲鄧的「三代核心說」。在「紅二代」眼裡，毛鄧都屬「紅一代」，除了鄧的後代，其它「紅二代」在毛與鄧之間自然都願意選擇與形象更強大的毛聯繫起來，習近平更不例外。這也與毛的後代不強勢有關，讓其它「紅二代」有機可乘。說起來，這也是蝴蝶效應。毛岸英意外早逝，毛沒有合格的可以培養的嫡親接班人，又不願意將權力交給子女眾多的劉和林。這樣等於是劉或林的子女接班。這增加了毛打擊老一輩革命家的心理動因。這就造成他們的子女受到牽連，被耽誤了。毛死後，老一輩革命家才翻盤。但等他們要交班時，發現他們的子女的資歷不夠，就只有交給不是紅二代的江和胡手中。等以習和薄為代表的「紅二代」成長起來後，才接管回來。

目前看來，習近平搞的領袖崇拜受到了一些抵制，對外擴張也受到了重大挫敗。但反腐集中權力取得了成功。不像老一輩革命家有很高的個人威望，習近平作為權力的繼承者而不是創立者，最基礎和最主要的權力來源於職務權力。但在政治對手都是權力的繼承者的情況下，職務權力就有相當大的優勢；再得，反腐有較廣的社會基礎，得到了許多民眾的支持。其三，他有「紅二代」的背景和關係加持；其四，他被選為總書記是江胡兩派的平衡，他不完全屬於和聽命於任何一派；其五，中共一向強調大局意識。黨內潛在的反對者不願意因他下臺而導致黨受到重大損失。就這樣，習利用職務權力，先利用體制外仇官仇富的情緒渲染亡黨的危機。然後反過來又用亡黨恐嚇體制內，支持他反腐，達成黨內反腐共識；再利用江胡的矛盾、利用體制內外和「紅二代」的支持各個擊破。而整肅對象和大佬們一則估計反撲的成功率小，二則也顧忌翻盤的後果難以掌控和承受。翻盤的後果的嚴重性大於屈服的嚴重性。就這樣，習近平一步一步鞏固和加強了自己的權力。

習近平應該有較強的能力，不然不會勝出，和取得「反腐」的成功而實現了權力的集中。就如體制內產生的領導人不會是「異類」一樣，體制內產生的領導人能力也不會差。「家天下」的繼承人，因為選擇範圍小和少有歷練，能力的差異性會很大，有可能非常優秀，也可能能力很差；而民主選舉範圍最廣泛，能選出能力非常優秀的領導人；「党天下」的繼承人選擇範圍介於「家天下」和民主選舉之間，雖然產生不出最優秀的領導人，但也不會產生出能力差的領導人。能力分佈的差異性不大。循規蹈矩和勾心鬥角的官僚體制培養和產生出的領導人，能力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

但為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都會損害政治信任。前任將權力交給繼任者，是以相信繼任者不會搞清算為前提的。如果前任預先知道繼任者會搞清算，肯定不願交出權力。相信江和胡都沒有預料到習近平會像現在這樣大規模地反腐和清理權貴資本。雖然江和胡自身沒有受到清算，但其舊部和影響卻被大規模清除。

習近平大規模反腐和清理權貴資本已經嚴重破壞了政治信任。而任期制是以政治信任為前提的。一旦開了先例，就難免被效仿。如果習近平也兩屆任期交權，他必然擔心是否會被繼任者清算。而只有在有生之年，牢牢掌控住權力，才能避免被清算，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終身制就是必然的選擇，不管阻力有多大，都得推行。「開弓沒有回頭箭」。而這無疑破壞了鄧兩項政治遺產，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在政治上是到退。

至於習近平集權是為了推動憲政，這種說法完全是荒誕不經，不合邏輯。憲政本來就是分權和限權。怎麼可能集權是為了分權和限權呢？何必多此一舉？不合邏輯！直接推行憲政不更好。再說了，集權了就更不願意放權，人性如此。集權後再放權，被反攻倒算的風險也更大。

習近平想終身任職或長期任職的表現之一就是修改憲法廢除了對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但按過去的經驗，權力終身實際上是綁定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終身，而並不需要綁定國家主席終身。國家主席是個虛職。而總書記和軍委主席這兩個職位並沒有明文規定的任期限制，終身這兩個職位不需要修改現行黨章。為何習近平如此在意國家主席這一職務呢？必須要「三位一體」呢？

這可能與中國經濟的崛起和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党領袖的權力構成的影響有關。「党國制」的要旨是「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支軍隊」。「一個政黨」就是一黨專政，壟斷權力；「一個領袖」就是党要有個最高領袖，由他統一指揮；「一個主義」就是党的領袖要有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或歸屬於他的思想體系，不僅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還擁有最高的思想權威。用思想權威加持政治權力；「一支軍隊」，就是「党指揮槍」，軍隊領導權歸党的領袖所有，用槍桿子作為領袖權力的後盾。這就是党的領袖權力的來源和相互加強的關係。但隨著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高層互動越來越頻繁，經濟和外交領域也成為黨領袖權力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党的領袖從事和參與外交活動，必須借助于國家主席一職。以党的領袖參與國際活動，不符合國際慣例。

在經濟和其它領域，習近平則通過「黨政一體」來延伸自己的權力。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設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等實現黨政合一和黨政一體。如果習近平不能深度介入經濟和外交領域，在重大的國際交流場合缺習，會削弱他的權力。另外，他也缺乏足夠多的可信賴的人，不放心完全授權他人。他的工作作風也是親力親為，喜歡什麼事都抓在手中。

反腐雖然成績巨大，但不過是老套路，沒有什麼新意。倒是「黨政一體」算得上是習近平的新舉措，由他自編自導自演。他當然是為了擴大權力，但有提高體制效率的效果，會減少一些人員，溝通更順暢。更重要的是可能讓國家主席一職實職化和為黨的權力消融於政府權力中提供了一種可能。有可能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有觀點認為習近平的「黨政一體」是對「黨政分開」原則的背離。其實細究起來，並不是那麼回事。「黨政分開」曾短暫是中國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1987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作十三大報告時曾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但當時所謂「黨政職能分開」的真實含義，其實是逐步削弱黨的權力，比如黨委退出企業，學校等事業單位。「黨政分開」不過是削弱黨的權力的含蓄說法。

但在八十年代，「黨政分開」這一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尚未展開就夭折了。之後，「黨政分開」被順理成章的理解為黨政機構分開。而黨政機構分開本來就是中共一向的做法，並沒有什麼新穎之處。黨的機構擁有實際的最高權力，淩駕於政府權力之上。黨是重大問題的決策機構，政府更多是執行機構。而在「黨政一體」中，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更多地在各類委員會上決策。相應地，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的權力將被削弱，限於舉行例行會議上。而日常重大決策則在各委員會上做出。

因而「黨政一體」既可以看成是党的權力向政府延伸，也可以看成是党的權力向政府權力的轉移。現在靠各式委員會治國顯然不是長久之計，不正常。將來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重新回歸到党淩駕於政府之上。如果重新走向孤立或領導人的作風不同都可能出現回歸；二是党的權力消融於政府的權力之中，國家主席一職擁有實際的權力。有向法國的半總統半內閣制演化的可能。

以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政和外交上都高度集權，顯然工作量太過繁重。習近平身兼至少十多個最高領導職務，每個領域都要過問拍板。又沒有三頭六臂和分身術，精力再好，也不堪重負。公開講話事先沒有時間充分準備，就容易出錯。誰都會認錯別字，很正常。但如果有充分的準備，是可以避免的，重大的場合也應該避免。本來中國的官僚口頭表達就不好，公開講話多是照念稿子。因為官場權鬥不需要和忌諱喜形於色，需要三思而言。《麻衣神相》上就總結出「貴人語遲」的相術。革命家和造反派因為要動員群眾，需要口才好。再加上口誤，形象就受到損害，搞個人崇拜就有些困難。所以，建立分權和分散決策的機制才是長治久安之計。國家領導人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觀層面和外交領域。地方應該擁有更大的自治權，行政首長應真正地由地方選舉產生。過度的權力，如魔戒一樣會腐蝕扭曲人的心靈。權力的擁有者同時也是權力的奴隸，得不到自由和安寧，寢食難安。忙得少有假期，有也難以安心享受。

在對外擴張方面，則受到了美國的遏制。作為第二經濟大國的領導人，又擁有了高度集中的權力，那可以支配的資源是相當龐大的。誰掌握有這麼巨大的權力和資源都會產生無所不能的感覺，難以控制對外擴張的衝動。但美國卻將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崛起和擴張視為威脅，從對中國友好，接觸與促進變成了接觸與遏制。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GDP超過日本，為6.1萬億美元，為同年美國GDP的40.8%；2012年，也就是習近平開始掌權時，中國GDP增長至8.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GDP的一半，為53.0%；經過第一屆任期，到2017年，中國的GDP增長至12.2萬億美元，為美國GDP的63.1%。比5年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而據中國商務部的國別貿易報告，2012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150.5億美元，占同年美國總貿易逆差的43.2%；到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到3752.3億美元，占到美國總貿易逆差的47.1%，快到一半了。於是中美貿易戰爆發，目前尚處於談判階段。

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中國將繼續承受來自於內外的巨大壓力。以「中國模式」為主體的政治經濟制度內無法解決社會不公，在國際社會的阻擊下又越來越難以將國內的社會不公轉移到對外擴張上，很難保持政治集權和經濟開放間的平衡。可能長期處於擴張和收縮，出擊與退讓的拉鋸中，在對外開放和對外擴張上和美國打「遊擊戰」，直到「中國模式」前行的能量和資源消耗殆盡，速度慢下來，才有改變方向的機會和可能。

完稿於2019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