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共在六四開槍之後，大張旗鼓地在全國通緝21名學生，這在中共建政以後是第一次，按理說茲事體大，應當非常嚴謹慎重。但是，了解情況的人，包括我，看這份通緝令，無不覺得草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例如，還是排名順序的問題。通緝令上我和吾爾開希、劉剛、柴玲排前四名，按照當時外界對學生負責人的熟悉程度，這還算有根據的；劉剛其實已經不是學生，而且沒有很高調，但是在學運發起的時候起過重要的作用，當局把他排在柴玲前面，說明對於哪些人在運動中起了哪些作用，看起來似乎還蠻了解的，而排名按理說也應當是按照領導作用的大小排列。
但事實又並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