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棕櫚與豐收的韓國影視產業——奉俊昊和韓國大片時代

2019年的5月，南韓導演奉俊昊在第七十二屆坎城影展上，憑藉著《寄生上流》拿到了這個讓他夢寐已久的金棕櫚獎。面對記者們的提問，他表示：「今年是韓國電影100年，坎城給我了我一份大禮。」在近幾年來，韓國電影的大勢發展，將韓國電影從本土境內推向了國際舞台，在去年第七十一屆飲恨敗北的《燃燒烈愛》，可見韓國電影與坎城最高榮耀間的一步之遙，而在今年奉俊昊抱回金棕櫚大獎後，完成了韓國電影的蛻變，奠定了韓國影史上重要里程碑。

回顧於韓國大片時代的開端，起於1999年這個標誌性的年代。1999年，韓國政府在加入WTO後決議大幅度的開放外國電影的配額，奉俊昊站在時代的洪流中，跟隨著眾多的電影工作者們一同抵抗著外國強勢文化的侵襲。他是在時代改革浪潮中，奮力成長的「386世代」，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影響了日後在其電影作品中保有的批判精神。同一年，姜帝圭《生死諜變》的上映在伴隨民族主義的刺激下，打破了1998年《鐵達尼號》的觀影紀錄，此後也正式進入韓國的大片時代。

2003年，奉俊昊第二部長篇作品《殺人回憶》的上映，電影改編自1986年到1991年代的「華城連環殺人案」，在整體表現上，導演精準的掌握了敘事的節奏與場面調度的技巧，不刻意鋪張隨機殺人案的血腥與殘酷，而是透過劇情的層層堆疊體現電影中的懸疑感。導演透過一件至今未能破獲的刑事案件，直指社會最陰暗的水渠，在看似純樸的村莊裡，每一個人都將有可能是潛藏的犯罪者。在這部電影之後，也開啟了以真實事件為底本的改編作品，而這些作品具社會現實的批判性，如《那傢伙的聲音》（2007）、《梨泰院殺人事件》（2009）、《青蛙少年失蹤事件》（2011）《辯護人》（2013）等。在人物的呈現上，由宋康昊飾演的老警員與從漢城來的年輕警員分別代表著韓國舊時代人與新時代間的世代差距。電影中反映出個體在世代的衝突下的混亂，在混亂之後則迎來了對彼此的包容與理解。值得去注意的是，導演在電影中以不影響敘事主旋律的前提下，刻畫了南韓在政治民主化的抗爭過程，彰顯時代氛圍。

2006年，韓國政府禁不住美國對本土電影保護政策的抗議，於是將韓國國產片銀幕配額從146天下降為73天。此一舉動雖然造成普遍大眾的不滿，卻仍無法改變訂定後的政策。於此同年，奉俊昊狹帶著他的科幻巨作《駭人怪物》（The Host）（2006）回歸影壇，至今在韓國電影票房上仍佔有第七名的位置。藉由電影中出現的「怪物」，實際上彰顯了韓國政府對人民（市場）的不保護作為以及和美國帝國主義對韓國的制約與掌控。電影的英文名稱「The Host」，意為「宿主」，暗喻著韓國對美國的依附性關係。

2009年《母親》，奉俊昊將他的眼光投注於社會底層的群體，當一件突發的刑事案件落在弱勢的家庭上，年邁的母親要如何為自己有致力缺陷的兒子進行辯駁？導演關注於底層社會階級在資源獲取上的差異，而在《母親》中提出對階級的思索，又在奉俊昊的下一部作品《雪國列車》（2013）進行社會結構上的革命。《雪國列車》採取的是類好萊塢的拍攝形式，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色彩，在奉俊昊的科幻作品中，無論是「怪物」、「列車」的形式，實際上都是對現實社會的一種諷刺。

延續著《雪國列車》的社會批判性，2019年《寄生上流》中同樣是凸顯階級上的差異，並進一步處理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間的流動關係。這部電影的成功，標誌著商業取向片同樣能在藝術表現達到平衡的關係，將類型電影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主題的取材上，也近似於2018年李滄東導演所執導的《燃燒烈愛》，同樣是直指了現代社會中貧富差距擴大的事實。2018年時，當《燃燒烈愛》獲得了場刊評分最高，卻意外爆了冷門。一方面李滄龍導演向世界證實了韓國電影不容小覷的實力級別，一方面見得坎城影展還虧欠了韓國一座金棕櫚。終於在2019年5月18日，奉俊昊重新回到坎城的舞台，將這份榮耀獻給這十幾年來在自己崗位上奮鬥不止的韓國影人們，「這個獎項是獻給韓國所有的電影人」奉俊昊在上台領獎時這麼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