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

（原文刊載於2019年7月5日的台灣蘋果日報上。）

1989年11月，居住在東柏林鎮的市民群起反抗共產政權，示威群眾拿著鐵鏟、鐵錐在圍牆上不斷開鑿，試圖破壞圍牆。12月，東德政府開始主動拆除圍牆。那時，沒有人指責他們是暴徒，沒有人稱呼他們作暴徒。

2019年7月1日，在金鐘的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玻璃門，意圖佔領立法會。立法會的玻璃門和柏林圍牆，都是用來保護不公義政權的象徵。

的確，那一群示威者衝進立法會時是破壞了建築物以及立法會的財產，進入立法會佔領時也令內裡一片凌亂，到處都是他們反抗制度的塗鴉。然而，在他們破壞這座建築物時，真正意義上的「立法會」，那個理應代表人民監察政府的立法機關，可能早已被北京夷為平地。

在97年主權移交時，中方承諾香港繼續「維持現狀」，享有三權分立以及民主自由，以「一國兩制」保障香港人的權益。然而，22年過去，北京不但沒有尊重香港人的民意，在香港落實真普選（行政長官依然是由北京間接委派，立法會僅有一半議席是由民選產生），並且愈加收緊市民的人權和自由。香港的法治、新聞自由等指標評分每況愈下，民選議員被踢出立法會、因政治檢控而產生政治犯，令香港人對一國兩評、行政長官的評分以及中國人身分認同也在最近的調查中跌至歷史新低。

在整個不公義、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立法會便成為北京不斷干預香港、傷害香港法治及自由的利器。這賦予了示威者進佔立法會的正當性以及強烈的政治意涵。縱使大家會對當晚的衝突感到訝異，畢竟在過去的報導中，香港的百萬人遊行抗爭都是非常和平及理性，示威者主動衝擊並非常態。然而，正是過去的示威都無法令政府讓步，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遊行都無法令問責官員下台並徹底地撤回議案，無疑是逼使部分的示威者走向偏鋒。

即使當晚的行動是相當激進，宏觀整晚的衝突，他們實施的武力只是點到即止，並沒有任何意圖傷害他人，示威者表現得相當克制。假如說「暴力」或「暴動」是失控的破壞，那麼在整個反送中運動中，只有對著示威者頭部發射橡膠子彈的警方以及在撐警集會外不斷向黑衣途人拳打腳踢的親政府人士，才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暴徒」。

在被佔領的立法會內，示威者在文物展櫃上、圖書館外都貼上了呼籲切勿破壞的標語，在餐廳的飲品櫃內拿取飲品時亦在籃上放下金錢，以示他們的文明。他們只破壞一切協助政府剝奪市民權利的象徵以及用具，例如撕毀代表北京權力的《基本法》、過去數任立法會主席的畫像，並於撤離前讀出一篇代表抗爭者的聲明，重申五大訴求以及保護香港自由自主的理念。

在過程中，沒有記者會擔憂示威者會向他們施襲，沒有商舖遭到破壞或搶掠，沒有汽車因此而被燒毀翻側。他們並非在發洩情緒，而是有意識地以破壞表達政見；縱使行為貌似非常激進，卻始終保持了文明道德和堅持非以傷害他人的原則行事，與應當專業的受薪警察失控毆打示威者的場面形成鮮明的對比。

當然，身為非暴力抗命者的我們，應當盡量避免這樣的衝擊發生。然而，那些在指責他們過分激進的「智者」又有沒有了解到，為何一班本應享受暑假、吃喝玩樂的年輕學生，有些甚至只是剛剛升上高中，需要以肉身來冒進警方的濫暴，以生命發出最慘烈的吶喊？

同時，也許那些高高在上、批評他們的人都忘了，我們已經至少有3位同伴命喪於林鄭月娥政府的殘暴不仁下。他們選擇結束自己生命來喚起關注，並將「反送中」的口號作為他們在世上的最後一段訊息。林鄭月娥沒有在他們身後親自將他們推下樓沿，然而誰又可以說特區政府傲慢的態度不是背後的無形之手？

103萬人以及200萬人的兩次大遊行都無法撼動這個不民主的政府，無數的同伴受傷、被捕，加上3位永遠離開我們的朋友，便構成了這個行動的情緒基礎——他們認為，反正和平示威已完全失效，林鄭月娥早前也間接承認因為流血事件才衍生「暫緩」的想法，早已有「以死相搏」念頭的他們，為何不試試衝擊這個象徵不民主和專權的立法會大樓？

站在岸上指手劃腳非常容易，批評他們破壞了全球矚目關注的「和平理性」運動也非常簡單，但假如你在現場或者網路影片中看見他們絕望和憤怒的眼神，你也許能明白到他們為何要冒著被橡膠子彈、甚至荷槍實彈射殺的風險，揹上「暴力衝擊」、「暴徒」等政府安插的污名來放手一搏。他們可是抱持戰慄的心情站到戰線，而驅使他們的並非想搗亂破壞的心，而是對未來的著急以及對香港的愛護。只有如此信念才能推動他們，在面對極大風險時依然擇善固執。

在口罩和護目鏡後，他們只是一張張惶恐失措、義憤填膺的青春模樣。

「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精準地預示出香港今日的局面。即使我們不是在暴力革命中，但也可能接近它的邊緣。如果雙方的對立僵化持續下去，政府繼續以鴕鳥政策迴避示威者合情合理的訴求，只會引發持續的衝突，甚至有更多年輕人因絕望而輕生。

年輕人需要上一輩的理解，香港的抗爭者也需要世界的理解。在衝突過後，民意並沒有像預期般逆轉，大多堅持和平理性的反修例市民，依然在同情及體諒下默默支持著這群年輕人。

在當晚的金鐘站，車票販賣機的車頂全是硬幣，讓沒有零錢坐車的陌生人都能順利買票離開；在衝突後的一天，大量的市民重返金鐘，為的是清掃昨日被驅散而遺下的垃圾。很多香港人與我一樣，看見的是人性的光輝，一群捨身拯救香港、滿懷著愛的年輕人，而非暴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