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英國知名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出了一套描述近現代歷史的系列書籍，縷述從法國大革命之後到二十世紀的歷史，被稱為「年代四部曲」，分別是「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與「極端的年代」。如果霍布斯邦會繼續往下寫，他會怎麼定義我們現在這個年代呢？
或許可以叫「仇恨的年代」。
當然，仇恨動員，無日無之，從古到今，也不新鮮。但令人愕然並痛心的是，人類的腳步，走到了二十一世紀，卻仍是在重覆前面的錯誤，並且於今尤烈，誰說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在進步的呢？二十一世紀以一個悲慘災禍，也就是九一一事件開局，它彷彿就為人類踏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一連串的發展定調，亦即「仇恨產生的衝突」。二十世紀，人類經歷兩次罕見的世界大戰後，有些人體會到，世界似乎不能再這麼走下去。然而，整體來說，人類並沒有真正反省，或說真正學到教訓。1961年的豬玀灣事件、古巴飛彈危機，一度令人以為差點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是鮮活的例證。到了柏林圍牆倒塌，乃至蘇聯瓦解，有人以為，這就代表著民主世界的勝利，甚至有學者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此已經終結。所謂「終結」，並不代表著人類社會不再繼續下去，而是認為它證明：自由民主才是人類社會的該走之路，也因此才產生了所謂「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的說法。但是，若民主制度真的如此優越，為什麼現在人類社會會走到一個看似徬徨無依的境地？好像每個人都在指責別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才正確，別人都錯誤，都是搞民粹，都是在破壞社會和諧呢？
關鍵就在於我們沒能好好建立起社會中彼此對話與瞭解的基礎。未來能不能建立，無法知曉，但不能說沒人提過，有論者就曾經倡議所謂的「溝通行動論」，讓社會中持不同意見的幾方，能夠透過一個對話平台，建立起能達致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共識，讓社會得以繼續前進。所謂的「公共電視」，就是在這樣的想法下，所建立起來的一種傳播制度。
但實踐證明，這種所謂的「溝通行動論」，畢竟是象牙塔中的書生之見；在現實社會裡，幾乎不可能發生，原因在於：溝通是個漫長的過程。任何人都能琅琅上口說：民主是一個最沒效率的制度；但吊詭的是：每一方都要對方去承擔那樣的無效率，但自己卻不願等待。或是說，任何掌權的一方，在獲得權力後，都希望自己的主張，能夠最快程度實現，卻不在乎它如何實現。幾乎所有的被統治階層，在得到權力後，就忘了他們的初衷，或是只以保住權位為目的，而不記得當初打拚的原因。抑或，所謂的「人權」或「正義」都是藉口，只有「權力」才是真實？這存在於掌權者心中，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是不變的真理。不管什麼人，當初打著什麼樣的旗號，只要是從被統治階層變成了統治階層，就開始想要維繫權力，這是人性，並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只是有那麼多人，會被當初的糖衣口號所繼續蒙蔽。
在現在這樣一個號稱「人民做主」的時代，誰掌握大多數選票，就代表獲得人民授權，得以執政。但是，一個一個去溝通，獲取支持，太慢了，又不切實際；最快的方式，就是仇恨動員，去主張「我們是一國的」、「我們要團結起來，打倒壓迫我們的敵人」。這一招不是只有共產黨才會，民主時代的政黨，同樣會使用仇恨動員，因為它最快，最速效。講信念，講和平理性，什麼時候才能執政？用搶的比較快。那麼，要如何才能最快搶到權力？就是靠仇恨動員。因此，現代民主選舉的種種弊端，諸如負面選舉，諸如鼓動民粹，都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簡而言之，就是「以仇恨區分敵我，以求迅速掌握權力，再以權力遂行自身理念」。可是靠這種方式掌握權力的人忘了兩點：一個是他們再怎麼樣，也不代表是社會的多數，甚至有的時候往往是社會的少數，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所謂「少數政府」的原因；然而，他們卻又以為，只要掌握了行政權，就是掌握了所有權力，這就是所謂「權力的傲慢」。第二個盲點在於：你會以仇恨動員奪權，你的對手吃了一次虧，但他們會學。你會的事，人家也會，人類好事學得很慢，壞事倒學得挺快，所以對方也會聚眾，也會展開另一種仇恨動員。因此，民主政治所主要依賴的理性溝通，和平包容，完全不見了。民主政治本來是希望能夠以「數人頭取代打破人頭」，然而這麼下來，卻變成了另一種糾眾互鬥，這不正是目前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嗎？
所以，沒有什麼所謂「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的說法，在仇恨動員的大旗揮舞之下，所謂的自由是掌權一方的自由，所謂的民主是掌權一方的民主；換成了掌權者的對立面，學會用同樣的方式來鼓動民眾，就被說成是民粹，結果為了互相搶奪正當性，又變成在爭取社會的話語權，所犧牲的就是傳播媒體：每個權力團體，都要自擁傳聲筒，媒體所需要的中立客觀，不偏不倚，又變成是「公共論壇」那樣的打高空。於是人類，或更精確來講，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就這麼一直靠仇恨動員，鬼打牆下去，還自以為在做正確的事。大家仔細省思一下，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多少彼此衝突，血腥鬥爭，歸根結底，不就是由無解的仇恨動員所造成的？那麼，說二十一世紀，是所謂「仇恨的年代」，又何錯之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