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7-法學第13講：啟蒙的漣漪－空白的一百年（何去何從）

　　智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社會合作，是我們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關鍵。人類的語言發展，啟動了「認知革命」，讓人類得以討論虛構的事物、想像的現實，正是智人語言最獨特的功能，讓我們得以集結大批人力。只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所謂想像的現實，指的是某件事人人都相信，而且只要這項共同的信念仍然存在，力量就足以影響世界。
　　從認知革命以來，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種雙重的現實之中，一方面，我們有像是河流、樹木和獅子這種確實存在的客觀現實；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像是神、國家和企業這種想像中的現實。認知革命正是歷史學從生物學脫離而獨立存在的起點，在這之前，所有人類的行為都只稱得上是生物學的範疇，認知革命之後，我們要解釋智人的發展，依賴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學理論，而改用歷史敘事。
　　農業革命之後，人類社會的規模變得更大、更複雜，而維繫社會秩序的虛構故事也更為細緻完整，人類幾乎從出生到死亡，都被種種虛構的故事和概念圍繞，讓他們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標準行事、追求特定的事物，也遵守特定的規範。就是這樣，讓數百萬計的陌生人，能遵照這種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覺，合作無間。這種人造的直覺，就是「文化」。

　　知識帶給我們力量。因為文字在知識的傳達上，可以更精確、大量而且詳實，所以現代社會的力量正是來自文字、我們因而得以汲取遙遠時空的知識。比起口語，文字得以把資訊傳遞得更遠、更正確而詳盡。
　　身為智人，我們不可能脫離想像所建構出的秩序。由想像建構的秩序並非個人主觀的想像，而是存在於千千萬萬人共同的想像之中，這就是所謂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現象，互為主體性的存在（法律、國家），靠的是許多個人主觀意識之間的連結網絡。想像建構的秩序深深與真實的世界結合、塑造了我們的欲望、存在於人與人的思想連結中；那些想像的秩序，既不中立，也不公平，總是把人分成一些其實並不存在的分類，並且排出上下等級。上等人享有各種權力和特權，而下等人擁有的，只有歧視和壓迫。不管是漢摩拉比或是美國開國元勳，心中都有個想像的現實，想像這個世界有著放諸四海皆準，永恆不變的正義原則（例如階級或平等），但這種不變的原則，其實只存在於智人豐富的想像力裡，只存在他們創造並告訴彼此的虛構故事中，這些原則，從來就沒有客觀的效力。
　　靠著虛構故事，能讓人類更容易合作，但代價在於：這些虛構故事同時也會決定我們合作的目標，因此，我們可能擁有非常複雜的合作制度，卻只是為了服務虛構的目標和利益。這樣一來，雖然整個制度看起來運作良好，但可能只是從這個制度的標準來看。我們有可能因為自己相信了虛構故事，而感到痛苦，例如，相信各種民族傳說和宗教神話，可能導致戰爭，而讓數百萬人失去家園、失去肢體，甚至失去生命。戰爭的起源是虛構，但痛苦卻是百分之百真實，正因如此，我們才應該努力區分是虛構，或是真實。
　　虛構故事本身並沒有錯，而且有其必要。如果沒有金錢、國家或公司，這些人共同接受的故事，就不可能有複雜的人類社會能夠正常運作。要先讓大家都相信了同樣的虛構規則，我們才可能一起踢一踢足球；也要讓大家都相信了一些類似的虛構故事，才能讓市場或法庭發揮作用。
　　然而，這些故事，都只是工具，不該成為目的，甚或標準，一旦我們忘了這些都只是虛構，就會開始與現實漸行漸遠。於是，可能只是為了「替公司賺很多錢」，或是「保護國家利益」，就讓我們掀起無邊戰火。金錢和公司、國家和法律，都只存在於我們想像之中，是人類發明了這些概念，好讓它們為人類服務；但為什麼最後反而是人類要為這些概念服務，甚至是犧牲生命？

　　考察歷史，之所以研究過去，不是為了要重複過去，而是為了從過去之中解放。
　　八萬年前，人類從非洲大陸超越紅海前往世界各地，在劇烈的氣候變動中淬煉智慧，成為「冰河時期的孩子」，人類對氣候變遷的強大適應力，正是稱霸地球的原因之一，末次冰期結束後的多次寒冷化衝擊，雖然毀滅不少文明，但人類依然克服重重難關，建立起穩固的社會經濟組織。
　　在西方哲學傳統裡，欲理解正義與政治秩序（現代自由民主的基礎），就必然得討論「自然狀態」。自然狀態，與其說是一則歷史陳述，不如說是用以揭露人性的探索工具，亦即在拿掉文明和歷史在人類身上產生的行為後，最深層、最持久不變的人類特質。而人類有天生的暴力傾向，從人類誕生的那一刻起，人就和其靈長目祖先一樣對自己同類暴力相向。政治建制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控制、疏導暴力出現的頻率。然而，人類建立制度的歷史中有一個悲慘的事實：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與暴力無法切割，特別是建立現代國家時，人類會為了合作而競爭，也會為了競爭而合作，合作與競爭並不是二選一的選項，而是一體的兩面，只是競爭通常會採取暴力形式。暴力在形成政府體系中的作用似乎充滿矛盾，畢竟政治體系一開始就是為了克服暴力問題而存在，但沒有任何政治體系能永遠消滅暴力。政府只是把暴力組織推上更高的層次。
　　世事如棋，白雲蒼狗。發端於歐陸的啟蒙運動，乍看之下，彷彿將人類世界從此引領出暴力的蠻荒，然，十八世紀，不只標示了民族主義的降生，也見證了宗教的衰頹；儘管宗教信仰逐漸退潮，人的受苦卻並未消失。在超過一世紀以上的時間之中，民族主義一直被廣泛地視為人類邁向後帝國時代的一個嶄新的、更美好的、更和平的世界的一大步，然而民族主義，成為普世規範的二十世紀，無疑地也是人類史上最充滿暴力、最具毀滅性的世紀。長久以來被預言將要到來的「民族主義時代的終結」，根本還遙遙無期，事實上，民族屬性（nation-ness）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價值。
　　後來的我們，尤其是歷練過啟蒙後的我們，替法律與國家的想像，妝點了許多美好的修辭，但其實並沒有讓其因此變得聖潔無暇。人類最初對於法律與國家的想像，是為了遏制暴力，形成我們的社會生活得以依靠的秩序；但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的是：「無論東方或西方，走過這跌跌撞撞的三四千年之後，人類所建構出的法律與國家所形成的，不過是另一種型態的「以暴制暴」的秩序罷了。」據此回首眺望歷史長河，到頭來，我們這些乍看美好的想像，並沒有讓我們因此文明了多少。

　　近代兩百多年，是西方在領導這世界，是歐洲文化控制了全世界，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切問題並未得到解決。西方的，我們都學遍了，但也都碰壁了，要學的，學不道地；要打倒的，是我們自己五千年來的文化、歷史、政治、與社會傳統，急切之間，又打不倒，這便是近代的台灣法治發展，最深處的迷茫。

　　我們之所以關注他者的意義，不在印證自我的那一面，而在自我無法理解的那一面。西方自啟蒙後所形成對於法律與國家的想像，乃源自於「反宗教」；清末以來的中國，雖承繼西方這套啟蒙思想，之所以最終採取「捨舊圖新」之立場，進而形成對於法律與國家的想像，則係源於「反外力」。然而，立於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我們既沒有傳統西方受教會法壓迫的黑暗時代，亦沒有清末中國變法圖強、救亡圖存的遭外力壓迫的歷史背景。我們，該如何去詮釋屬於我們自身對於法律與國家的想像？我們，究竟該何去何從？

　　我既不是哲學家，更不是先知。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