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狹路際會 - 士氏豪酋

公元前 106 年，漢武帝將他的帝國劃分爲朔方、兗州、青州、豫州、徐州、冀州、幽州、幷州、揚州、荊州、益州、涼州、交趾等十三州。按照帝國的這個行政規劃，嶺南應當歸屬於交趾。而交趾與其它的州不一樣，交趾的名稱裏並沒有作爲行政區劃單位名稱的“州”字，這顯示了交趾並不是正式的州置劃設，更像只是漢帝國將其視作已知區域畫在文書上。而南下的漢帝國官員到交趾地區，也只不過是與諸粵部族進行貿易等活動。與此同時，漢帝國殖民者將交趾的州治從紅河平原上移治到今梧州、封開交界處，即古稱廣信。漢帝國這次行政上的調整並不意味着就將殖民重心就從紅河平原移到西江水道，而是由於廣信的位置交通便利：東沿西江水道可直下廣州，南有數條陸路可通交趾，北近連接嶺南與嶺北的重要交通水道靈渠，因此漢帝國殖民者是爲了便於管理靈渠、便於溝通嶺北與廣州、交趾才這樣做。這也是這一時期漢帝國州、郡的治所在選址上的特點，州郡治所所在地往往不是繁華的都會，而是交通便利、控制扼要的地方，如合浦郡的治所在公元 43 年漢帝國對二徵作戰時，由徐聞遷到了合浦（在今浦北舊州），而不是人稠物穰的海邊地區（今合浦縣城附近），正是因爲前者是扼控寧浦關（在今橫縣）到南流江再到合浦沿海地區的軍事交通要衝，以前者爲治所且重點控制可以保證軍事、商道的道路暢通與安全。這是帝國殖民者在行政管理上的一種操作方法。而在歷史上的漫長時期裏，帝國在兩河之間的地區的所謂統治至多就是像這樣控制僅有的幾個點狀的殖民據點，並沒有全面侵入嶺南各地而直接控制面狀的殖民帶。東亞帝國殖民者在嶺南佔領殖民地的目的自然並非如漢語世界所稱的好心幫助“開發”，他們對如何與粵人協和共榮並無興趣，即使因他們的到來而提升繁榮度，也只不過是由於貿易流通等彼此文明之間正常的來往交流所得。帝國殖民者這樣做的目的還是爲了貪求索取嶺南的珍寶，對此越南史籍裏的一句話講述得尤爲清楚，

這裏描述道帝國任命到嶺南的刺史貪圖各類珍寶，只爲了自己升官發財而從來沒有過清廉的行爲，因此民衆以及甚至底層的胥吏都反叛刺史。之所以包括刺史在內的帝國流官及胥吏以手段殘酷聞名，就是由於他們爲了求得自己升遷而貪圖多索取珍寶上貢，而這正正就是帝國任命流官的題中之義。雖然明確有定期任期的流官制度是明帝國與清帝國纔有，但我們這裏提到的“流官”制度是自古以來就與華夏吏治帝國相伴生的政治傳統。“流官”是吏治帝國從外地派駐到地方的官員，流官在當地無根，只爲自己的升遷或經濟利益而工作。對帝國而言，流官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打壓地方的自發秩序。因爲漢帝國此時向四方拓殖，初置了很多郡縣。漢帝國要在這些郡縣推行吏治，受到了當地本土勢力的反抗，而漢帝國必須彈壓各地本土勢力不斷的反抗，因此使得其史上酷吏輩出，以至於連漢帝國自己的胥吏也不堪役使而背叛帝國（即上面引文所述的“吏民皆叛之”）；也正因此，政治光譜上站在殖民流官反面的嶺南本地土豪——士氏豪酋由於保護了嶺南尤其交趾免受帝國吏治的侵害，成爲了備受嶺南民間尊敬的土豪。而實際上對於維護地方民衆的利益，儒家士大夫並沒有起到漢文史籍中所爲他們宣揚的正面作用。歷史上儒家士大夫從來沒有用他們的價值倫理成功改造過帝國的吏治政治，他們始終將帝國官吏的操守敗壞歸結爲道德風氣墮落的結果，然後像西西弗斯日復一日地推巨石般地在輿論場上鞭撻操守敗壞的官吏們，以從中找到自己的職業存在感。

廣信、交趾、南海（今廣州）等幾個地方是其時漢帝國在嶺南輸出殖民秩序的據點。漢帝國晚期開始到建康帝國時期，帝國派駐在這些地方任職的官員多是世襲的大族。這些大族有士氏、滕氏、陶氏、杜氏等。雖然這些大族最初只是發跡於其中一地，但往往都在嶺南的行政系統中參與到其他地方的統治。士氏即是嶺南這樣的大族，他在嶺南的政治勢力最初以紅河三角洲平原爲中心，後來也逐漸參與到了合浦、廣州等地的統治。《三國志》載士燮先祖爲魯國（今山東）人，兩漢新莽大亂之際南下遷居嶺南避亂。然而這是非常可疑的。首先這樣的祖先譜系無法考證，而且那時已經有非華夏的人們自稱出於華夏名人之後的現象，避亂改姓之說很多。又從士燮在外交策略上的務實作風來看，在門閥觀念興起的的東漢帝國時期，他們是非常有可能以祖先構建的方法來獲取帝國對其在嶺南事實統治的承認，爭取在帝國內部的話語權的。由此我們推測士氏應是嶺南粵人。祖先構建在人類文明史上並不鮮見，例如在羅馬人維吉爾的詩歌中，就將自家的祖宗視作是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後輾轉到意大利的特洛伊人。而在南粵歷史裏，南粵土豪們亦屢屢採用祖先構建的方法與帝國周旋，實爲保全本土共同體的政治策略。

士氏家族的籍貫爲蒼梧廣信，不過根據史載，士氏家族已知最早事仕漢帝國的先祖士賜是日南（今越南中部）的太守。日南是嶺南海洋貿易線上富實的貿易重鎮，因此可以有一個合理的推測，就是至晚在士賜擔任日南太守期間，士氏家族已經積累了相當殷實的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爲士氏家族得以在後世以嶺南豪酋大族的身份，登上公元二到三世紀嶺南的政治舞臺奠定了基礎。而士賜之子士燮就是令士氏家族崛起稱雄的關鍵人物。

由於二征伐漢失敗後漢帝國軍事殖民了紅河平原地區，東亞北方來自漢帝國的移民百餘年來也陸續遷入紅河平原地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以儒學爲主體的漢帝國的文化就強勢地輸出到紅河平原地區，對紅河平原地區產生了的深遠影響。相比之下，這樣的文化影響對兩河之間的粵人先民要小得多。漢武帝以後，在漢帝國政治體制裏，儒學經義享有的地位越來越高，儒學教育也因此蓬勃發展。儒學的門生關係形成朋黨網絡，成爲爲官入仕不可或缺的政治資本。且伴隨東亞地方共同體的精英產生機制被帝國的吏治切斷，“通經入仕”的仕官渠道人氣越發興盛。而士燮出身在嶺南地區與帝國政治體制聯繫緊密的望族，也自然在這樣的政治生態背景下受薰染，於是早年即遊學漢帝國國都洛陽，拜入儒學名師門下鑽研經學。這樣做的目的自然不乏爲了結識朋黨、積累政治資本。不久後士燮即步入仕途，在朝廷任職尚書郎。

後來士燮在宦海幾經沉浮，最後在父親士賜去世之後，他回到了家族勢力所在的嶺南，任交趾郡太守。此時士氏家族經士賜多年經營，在交趾本地已經成一方豪酋勢力。而在士燮到任之前的早些時候，漢帝國派來了殖民流官朱符擔任交州刺史。在東漢帝國晚期，各地方勢力派系都在積極擴大勢力範圍，朱符也不例外。朱符上任之後，以重賦盤剝嶺南殖民點利益，同時也試圖在交州當地擴充自己的勢力，安插自己的親信、鄉人在交州任職。不久後，朱符的做法終於激怒了粵人，粵人的武裝組織奮起驅逐朱符，朱符狼狽地逃亡到了海上，最後仍然被粵人追上擊殺。誅殺朱符即是南粵本地部族捍衛共同體利益而驅逐帝國殖民勢力的一次行動。史籍稱這時嶺南“擾亂”不定。雖然史籍並未明載朱符與士氏家族有什麼利害衝突，但士燮在朱符死後立即向漢帝國朝廷請封，提請將自己的家族兄弟任命爲合浦、九真、南海三郡的太守，而且在朝廷答應了士燮的請封后，嶺南的“擾亂”就迅速平復，從這些事蹟來看，士氏可能在誅殺朱符的這次事件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我們不得而知士燮在這次行動中士燮具體扮演了甚麼角色，但不管如何，在其時嶺南的帝國殖民點的南粵本土勢力——帝國吏治這二元權力的博弈中，士氏始終都是站在前者一邊。

士燮的請封得到了帝國朝廷的答應，既是由於帝國對嶺南地方殖民點的管理已經鞭長莫及，只能選擇與士氏家族這樣的嶺南地方土豪合作，保全名義上的從屬關係，也是由於當時的朝廷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把持，曹操意圖拉攏士氏以制衡荊州劉表的勢力擴張。士燮這一次對嶺北帝國的外交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此時的士氏家族成員中，士燮任交趾太守，士壹任合浦太守、士䵋任九真太守、士武任南海太守，嶺南七郡中的四郡都已經被士氏家族的成員所控制。雖然士燮連刺史之名都沒有，卻反而成爲實質上的君王。不過士氏卻始終維持對漢朝的臣屬關係，未逾越出這一條紅線之外，由此他向漢帝國朝廷朝貢不斷。這都是他在外交上務實自保策略的表現。史載士氏家族在嶺南的威儀超越趙佗：

同時，應承士燮的請封並不代表朝廷就對士燮放心。隨後朝廷派出張津任交州刺史，張津很可能就是曹操把持的朝廷派過來牽制士燮的。而不久張津卻被部將所殺。這時荊州的劉表看到了交州刺史空缺帶來的機會，露出染指嶺南的狼子野心，派遣自己的人賴恭、吳巨分別出任交州刺史、蒼梧太守。同時其勢力更是往南擴張，直接控制了粵北地區的韶關，染指嶺南的野心昭然。另外，由吳巨出任蒼梧太守一事也可以看出，當時蒼梧並不在士氏家族的有效掌控範圍內，士氏家族的勢力仍是以紅河平原爲中心，南到日南、北到合浦、徐聞一帶，也是其時嶺南最富庶的地區。就在這時，朝廷看到了劉表的野心，發佈了一道詔書，向士氏伸出援手：

士燮被朝廷任命爲綏南中郎將，且“董督七郡”，即總督嶺南的七個郡。儘管綏南中郎將並非地方的實權職位，但是這明確地表明瞭士燮已經取得了朝廷或者說曹操的支持，成功地制衡了劉表。這一次可謂是士燮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得當。然而對於劉表任命交州刺史賴恭、蒼梧太守吳巨的行爲，朝廷又並沒有宣佈爲非法，可以認爲是曹操又始終在防備、牽制士燮。

而不久後，蒼梧太守吳巨或許是由於想要坐大，舉兵驅逐了交州刺史賴恭，而經赤壁之戰鞏固了其統治權的孫權又開始覬覦嶺南。孫權之所以覬覦嶺南，從後來其征服士氏家族之後的一些後續行爲而看來，攫取嶺南的奇珍異寶仍然是他的一個重要目的。由此，孫權派遣步騭繼任交州刺史，步騭一到任便誅殺了蒼梧太守吳巨。而士燮則向孫權表示歸附。這次事件標誌着士燮對孫權單線博弈的開始，即士燮失去了曹操的支持，必須獨自與孫權周旋。自此，士燮爲了消緩孫權南進的野心，保南粵一方安定，每年向孫權進貢，史載“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這樣表面上的友好關係持續維繫着。而士燮的這樣舉動並不說明士氏懼怕孫吳，而是士家政權的本地土豪特性決定了士家政權的厭戰。士家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漢帝國的大相徑庭。漢帝國的軍隊系由行政律令徵召順民拼湊而成的軍團，而士氏豪酋的軍隊則大不相同，他們的成員都是出身南粵本地部族而服從於豪酋領袖號召的部族武士，在漢文史籍裏被稱爲“宗兵”。這類由部族武士組成的軍隊對比順民軍隊的特點是數量不多卻十分精銳，因部族榮譽感而作戰團結勇敢。這也是史上南粵武士的一貫特點。部族武士的指揮官也只是部族共同體的一員，無法做到像東亞帝國的軍隊指揮官那樣只需對朝廷負戰爭勝敗的責任，而無需直接對兵士的犧牲負責任。這就是士家政權厭戰的重要原因，他們不願部族子弟武士犧牲，也不願將全面戰爭的負擔加諸南粵父老身上，更不願將戰爭的勝利鑲作自己桂冠上的明珠。因此，在同時期，巴蜀的殖民者諸葛亮可以用國家機器榨乾巴蜀來北伐中原，而南粵的豪酋士氏家族卻不可能以行政權力汲取南粵來應對與嶺北帝國的全面戰爭！

到了士燮去世的前些年，孫權任命呂岱爲交州刺史。史籍稱呂岱一到交州，高涼（約今茂名到恩平等地）的南粵豪酋錢愽就乞求投降呂岱，隨後呂岱授予了錢愽“高涼西部都尉”銜位，然而實際這只是建立聯盟合作關係。從呂岱到任之後的這些行爲看來，可知孫權之所以任命呂岱爲交州刺史，其意圖很明顯是令呂岱進一步統攝交州地區。公元 226 年，士燮與世長辭，離開了他守護終身的南粵。而待士燮一去世，交州的政局註定變化。爲了切斷士氏豪酋的勢力向西江流域的滲透，呂岱提請孫權將士氏的主要領地合浦以西南劃爲交州，將士氏豪酋控制力較弱的合浦以東北劃爲廣州（注意這裏“廣州”是州名，以下當提及的“廣州”爲州名的時候，都加括號註明，否則都指廣州城）。這就是東亞帝國地圖畫置史上的所謂第一次“交廣分治”。此後交州與廣州（州名）再經分合，但在公元 264 年最終確定分治格局，直至公元 471 年由劉宋帝國析置越州纔打破。事實上，從公元 264 年到公元 471 年的兩百多年裏，雖然嶺北帝國政權幾經迭代，但是帝國在嶺南畫置的行政區劃卻沒有大的變動，行政區劃版圖都在這期間繼承了下來而保持不變，而其實這都只是士大夫爲東亞帝國所做的字面上的連續性構建罷了，實際上反映了這期間的各東亞帝國對嶺南無所作爲。話說回來，這時孫權任命呂岱爲廣州刺史，戴良爲交州刺史，陳時爲交趾太守；而士氏家族所有成員的官位全部被取消，只有士徽得授予在較偏遠的九真任太守。而因爲士徽的父親士燮生前就是交趾太守，所以士徽想承襲父親的官位，不認同孫權令戴良爲交趾太守的任命，由此他自署承父位爲交趾太守，並且發兵阻擊戴良拒絕其入境。然而，抗擊吳帝國的戰爭尚未正式打響，士氏家族內部卻生變亂。原士燮手下的屬吏桓鄰主張罷戰，勸士徽順從於孫吳、迎接戴良入境。士徽聞之大怒， 竟然鞭殺了桓鄰。於是，桓鄰之兄桓治等桓氏的親人爲了給桓鄰報仇，發兵攻打士徽，圍攻士徽於交趾城達數月之久。而後，桓治久攻不下交趾城，且眼見孫吳侵略者又將臨，遂與士徽相約和親，雙方終於罷兵言和。然而士氏家族都還未及與孫吳侵略者交手作戰，就在這一次內耗中，使自家寶貴的武裝力量“宗兵”白白折損。就在這場士氏家族的內戰結束不久之後，蓄謀已久的呂岱趁士徽不備，出兵至交趾城突襲士徽，士徽慌忙守城。呂岱遣自己的舊交、士徽的堂弟士匡勸降士徽，聲稱只要士徽交出交趾城，他就保證不追究士徽的其它“罪狀”。在士匡的勸說下，士徽便同意放下武器出降。然而這不過又是毫無博弈底線的嶺北人所設下的一個騙局，呂岱是手握着孫權誅殺士徽的密令而來，隨時找藉口準備動手的。而士徽等兄弟六人卻還爲表誠意，袒身出城迎接呂岱，這時呂岱先假意慰勉了一番士氏兄弟。次日，呂岱擺設鴻門宴擒獲了毫無戒備的士氏兄弟，將士徽陰毒地誘殺。這時士氏家族的衆將方纔醒覺，原先與士徽兵戎相見的桓治聯合士徽帳下大將甘醴，統率部族宗兵發動了遲到的反抗。然而一切爲時已晚，他們已經徹底地陷入了被動的局勢，呂岱血腥地將他們的反抗彈壓了下去。且在之後，呂岱爲了斬草除根，更南進至九真（今越南中部）剿滅士氏豪酋的剩餘勢力。數年後，孫權又以士壹、士䵋“犯法”爲藉口，將他們殘忍地殺害。除了曾被士燮送入吳中爲質的士廞是病死之外，士氏一族的男丁多不得善終，只有士匡的下場史籍未載。與呂嘉族人被徙散他地一樣，粵人的土豪勢力再次被東亞帝國侵略者陰毒地收割。

我們回顧在南粵領袖士燮治下的嶺南，在東漢帝國晚期東亞大洪水氾濫時，卻是一片安定。在漢文史籍裏也留下保境安民的佳話：

在士燮主政嶺南的二十餘年時期裏，嶺南“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甚至羈旅到嶺南的人都得到了他的恩庇。在其時的亂世中，嶺南擁有這樣難得的安定環境，自然吸引了很多中國的名士前往避難。事實上，嶺南在史上始終未發生過人口替換，反而在東亞大洪水的時候成爲嶺北人的流寓之所，都多仰賴粵人部族共同體所輸出的社會組織力量維持一方秩序，而像士氏這樣的豪酋就是粵人部族共同體的首領。士燮作爲出身南粵本地的土豪，通過適應帝國的官吏銓選制度而進入帝國政治系統，在漢帝國晚期東亞大洪水氾濫的時候在多方政治勢力中斡旋，進行地緣博弈，捍衛南粵共同體利益，保障了嶺南的一方安定，不愧是南粵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因此至今越南的國史裏十分感其政恩，將士燮尊稱爲“士王”。

不同於那時嶺北的勢力如諸葛亮的季漢政權動輒可以動員舉國之兵，粵人的武裝組織仍是以部族小共同體爲載體單元，士氏的部族武士即由這些小共同體武裝組織延伸而來。儘管較之嶺北帝國，那時的南粵林立分散的小共同體應對大規模戰爭所需的動員能力未逮，都絲毫無損這些捍衛共同體的南粵武士們的偉大。士氏家族早已深深地紮根南粵這片土地，與這片土地建立了斬不斷的利益聯結而共榮共枯。不止士氏如此，史上無數的南粵土豪也都是如此，南粵是他們的祖國，他們絕無可能像外來的東亞帝國殖民者那樣破壞性地汲取這裏的粵人部族共同體！這些都無疑是粵人的領袖士氏廣受粵人尊戴的根本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