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營利組織」紓困值得商榷的幾個面向─以社福團體、機構為例

由於肺炎疫情延燒全球，經濟受到衝擊，台灣也遭到波及，各類非營利組織、公益團體也受到影響，捐款銳減，各種募款活動停辦，有自營販售商品、服務的組織，業績幾近掛零，幾近斷炊。昨日(4/20)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便召開「行政院動起來，紓困2.0莫忘非營利組織」記者會，要求政府應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紓困，也獲得行政院善意回應。

確實台灣有大量「非營利組織」遭遇困難，但要如何協助，值得審慎評估，而非灑錢式的補貼，如此可能導致不必要的弊端和浪費。

所謂「非營利組織」是很籠統的概念，包含社會福利、教育、宗教、藝文、科技、政治、體育、地方社區....，每個領域都不同，性質各異，有些甚至實質上有盈利性質的(例如文化團體表演賣票，教育團體出版書籍也會賣錢)。甚至部份財團法人是企業捐助，平時甚少運作，只是為了避稅而成立，也要納入「紓困」範圍嗎？

非營利組織紓困，最大的問題還在於有多「困」要「紓」？「非營利組織」顧名思義，就不是以賺錢、盈餘為目的，所以帳面虧損或無盈餘是常有的事，如何確定這是常態現象，還是由於疫情導致？

由於「非營利組織」運作不同於一般的企業、公司，但現階段政府的紓困措施，以製造業紓困貸款為例，對於資格上還是以「營業額」的多寡認定，如「109年1月至申請截止期間任何連續2個月的平均營業額，與108年7月至12月的平均營業額比較，或者與108年同樣連續2個月的平均營業額減少15%(包括)以上」，非營利組織根本沒有所謂「營業額」，如果要比照辦理，以貸款方式紓困，會有認定上的問題。

還有一個常年的問題，要政府紓困，就要先證明自己處於「困境」，也就是要先揭示自己財務有多「慘」，但許多非營利組織長久以來財務並不透明，內無稽核、外無監督，台灣至今也沒有一套全面要求各類團體財務揭露的法規，僅《人民團體法》、《財團法人法》，也未涵蓋所有非營利型組織。如果進行紓困，沒有人能保證錢是否花在刀口上。

如果真的要紓困，可能還是不外乎直接經費補貼和貸款兩種手段，但無論是方案申請經費或辦理貸款，可能還是本來規模較大、組織較健全、能準備完整文件資料、擬出「漂亮」方案的組織，可以得到很多組織，許多地方型的單位，到最後還是因為沒有能力準備這些文件資料，無法得到協助。

綜合以上的對台灣非營利組織現況分析，如果真的要紓困「非營利組織」，就以我所熟悉的社福團體來說，政府應該把握以下原則：

1.對於要紓困的對象應該限縮在特定的範圍，不要含糊的用「非營利組織」框定。且各自由事業主管機關去處理，社福由衛生福利部或各縣市社政單位處理，藝術文化則是文化部和各縣市文化局，教育則由教育部和各縣市教育局處理，各自依不同領域屬性規劃紓困方式，而不是用籠統的「非營利組織」概念，以免有團體混水摸魚。

2.甚至於要補助社福團體，也應該設限。例如限直接服務的團體。或者中小型的機構，大型機構財務較健全者不得申請，或者條件較嚴格。

3.大量承接政府委託方案，以拿補助或委辦經費的維持運作的組織，委託的政府單位就將經費補到足，並盡可能提早撥款。減少繁雜的行政程序，讓機構早一點拿到錢，就能減輕很大的財務負擔。

4.販售勞務、商品的公益組織，如社會企業、庇護工場，可以準用製造業、服務業紓困模式。提列營業額的減少，作為證明以申請貸款或補助。

5.如果確有社福機構因財務狀況不佳，導致薪水發不出來，應該直接對受雇者進行紓困。將錢發給員工，不要經過機構，以免遭挪用。

6.應利用這個機會，積極輔導社福機構改善營運環境，提昇財務揭露。例如要求受紓困的組織，應該公布財報。如果是方案申請經費方式紓困，應該在結案之後公告執行成功和經費運用方式。

7.此外還有一些間接手段，在此時也能幫上社福機構，如非急迫性的機構評鑑、稽查、考核能延期就延期，取消就取消。一些沒必要的「配合業務」，如辦活動、給首長做政績的，能不辦就不辦，讓機構有餘力去思考怎麼開源節流、改善體質和募款，也節省沒必要的人力和資源耗損。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以目前的社福團體生態來說，許多組織現在發生困境，疫情造成的經濟蕭條當然是主因，但許多團體經營的模式本已存在問題，疫情只是加劇了他們的困境，如果營運的方針不改變，只是再等下次危機發生，那政府能一再而再，紓困替他們「續命」嗎？

如同之前我曾撰文寫過的「庇護工場現象」，目前許多組織無論是商品設計、生產流程、行銷宣傳、販賣通路都已跟不上時代，現在很多工場仍採最原始的沿街販賣方式，在疫情蔓延，鬧區市集人流消失的狀況下，自然販售狀況不佳，是否應輔導改採網路、型錄方式販售？如果不輔導改善，只是紓困救急，未來沒人保證碰到其他經濟、社會危機或天災，又要再次紓困。

最後，我們也應該思考非營利組織在台灣的角色功能。時代力量記者會提到的國外狀況，未必適用於台灣，西方國家沒有如台灣這樣大量將社會服務，委託給民間團體去辦理，導致大量依賴政府標案的「非營利組織」叢生，這類團體和西方國家「non-profit organization」原始意義，已經有非常大的不同。且歐美國家普遍對「非營利組織」財務揭露和稽核法令規定較嚴，台灣則相對寬鬆，如草率實施紓困，難以保證各團體是否會妥善運用經費。

表面上看起來台灣「非營利組織」似乎「蓬勃發展」，表示台灣有「旺盛的民間力量」，但實質是政府長期未負擔應有的責任，而將大量公共服務外包、委託經營，導致這種「社福包商文化」應運而生。許多西方國家，在疫情蔓延，導致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崩潰時，已經在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盛行，導致政府大量將公共服務委外所產生的問題。此時在台灣，也應作通盤檢討，這是政府在灑錢紓困時，社會各界必須審慎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