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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台灣意識

郭冠英在擔任新聞局駐多倫多公務員期間，除了著名的「高級外省人」言論之外，曾提及他最討厭棒球，因為他隱隱覺得棒球正在凝塑台灣人的集體認同，對於中國統一台灣不利。

無論對郭冠英印象如何，這個觀察我認為是精確的，統派人士有時比獨派更能夠意識到國家意識的形成，也更能夠以不同的道德大旗將之扼殺於搖籃之中。

解嚴前後，「台灣獨立」依舊是媒體的髒字眼，從《中國時報》到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都以當時流行的繩結，將統獨文化意識比喻為「中國結」與「台灣結」，從家家戶戶半夜爬起為威廉波特少棒賽的中華隊加油，到解嚴後成立中華職棒，意義也在悄悄轉化。

畢竟還有什麼比運動更能夠凝聚人心呢？菲律賓英雄Manny Pacquiao拳擊賽時，街上空無一人、黑道暫停火拼、政府軍與反叛軍暫時停火，都只為了觀賞他無與倫比的揮拳，那一刻沒有人比他更能夠凝聚菲律賓的人心。

紐約有難，州長Andrew Cuomo懇求之下，全美退休的醫護從四方湧來擔任義工。美國人之愛國精神，不僅在學校教育中，在影視作品中，也在揮汗如雨的球場上，這是美國強大的重要原因。

台灣社會經歷長期的戒嚴，不僅從教育到媒體，甚至人人心中都曾經有個小警總。國家定位的尷尬，國際地位的弱勢，與國民黨等的統一促銷，使得台灣人的國家意識總是搖搖晃晃、彳亍不前。

武漢肺炎對台灣人的影響之一，正在於國家意識，或至少是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建立。面對共同的危害、又需要島上所有人攜手合作才能防堵的疫情，正在滋長島上台灣人的國家／共同體意識，這是台灣人對於長期營養不良國家意識的補課。無法體察到這種細緻變化的國民黨與民眾黨，渾然不覺已成黔驢技窮，依舊與之對抗，此所以江啟臣與柯文哲近日頻頻受挫之故。

台灣人不需要如小粉紅般對譚德賽或是何晶出征，但是分析而理直氣壯的說明是必要的。

這時真正需要的，恐怕不是這些空泛的警語，而是從一個一個事件中，累積起更多對於WHO、新加坡、泰國與中國的認識，我們該擔心的不是行動，而是缺乏分析的行動。與其從內心幽微處排斥台灣意識，或許更重要的是，以台灣為主體展開對於世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