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末起肆虐全球，雖然本港好不容易熬過第一波疫情，但抗疫過程中卻一再揭示存在已久社會的問題——因為健康從來不平等，即使不管貧富與否，也是有患上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然而，患上與治癒的機率亦與貧富有莫大關係。〈2047〉今期請來李傲然議員，深入探討抗疫措施所揭示的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
〈從抗疫看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撰文：李傲然議員】
油尖旺區位於香港的正中央，而且也是貧窮人口數一數二的位置，我所服務的大角咀北選區也是一個同時有中產和基層的選區，當中兩者的差距，更是香港今日貧富懸殊之下抗疫兩極化的縮影。
大角咀一直以來都被外間認為是一個老區、舊區，儘管近年來有不少新填海的地帶，更在2000年代開始興建不少定位為中產的住宅網絡，變相將大角咀區形成一個失衡的分野。本來在平日社區已經形成一條鴻溝，彷彿將社經地位較高的人和較低的人隔開了，今次的疫情嚴重，更盡顯當中貧富社會尖銳的矛盾。
香港人，活得好苦。
資源爭奪戰
在疫情爆發初期，整個社區都瀰漫着一種驚恐和驚慌的氣氛。有許多基層的市民，例如獨居長者和單親家庭經濟能力有限，根本未能夠可以單靠自己的能力和人際網絡，搜羅到足夠的防疫物資使用，甚麼高級數的口罩和酒精搓手液，通通都是奢侈品，一切都比平時賣貴了三至四倍價錢。就算離開大角咀，看看旺角和太子的藥房，港幣400元正一盒的普通口罩俯拾皆是，對於一般市民而言更是望而卻步。更有不少劏房住戶，為了節省金錢和繼續維持生計局，居然需要三天才可以更換一個口罩，更有人口罩已經用得灰灰黑黑，卻為了節省一點點的金錢，被迫使用這些不衛生的物資，變相增加感染的風險。
一街之隔的中產區，卻出現完全不一樣的光景。我們可以看見這些中產區的居民，不但有充裕的金錢和資源，更可以利用自己的人際網絡，搜羅各種防疫物資，交換最新的物資購買和優惠的資訊。他們衡量過自己的能力之後，發現即使自己相比平日需要付出更多金錢，但也有能力義無反顧在不同廠商、日本的批發商和韓國的直銷中心大舉入貨，目的就只是希望家人可以有健康的環境和充足的資源，好好保障自己的生活。
當中的思維模式差距，一方面基層市民需要「錙銖必較」、另一方面活在中產區的居民也敢於「進退有度」。這樣的差距，更反映了在疫情之下資源匱乏的無可奈何。
但這樣的情況，政府卻從來沒有主動地在基層伸出援手，更遑論要派發口罩。一切都只是空口講白話，在離地指指點點，卻不了解民間疾苦。
鄰里之間的互相幫助，成為了今次疫情最大的人性體現。甚至有善心的居民，得知我作為新任區議員，未必能夠大灑金錢，更熱心地無條件借我數萬元購買物資，好讓我可以免費派發給區內有需要的人士。雖然最終我沒有需要用到這筆流動現金，但在此我也希望公開感謝這幾位居民的熱心和信任。因為最後我聯絡到商界出身的中學同學、和一位低調但熱心助人的小賣店老闆，他們合共為我搜羅了接近十萬個口罩，連賣連派和我從其他渠道購入的口罩，總共派出超過十五萬個口罩給大角咀區內區民。
我知道區議員的角色不應如此，本身希望可以為地區行政和政策提出一些倡議或者意見，行駛地區諮詢行政組織的職責和功能。但由於疫情由一月頭開始慢慢變得嚴重，我們這個政府居然要等到五月頭才開始派發可重用口罩 CUMASK，更被多個專家批評和質疑成效。無可奈何地，當時我也只好「順應民意」，開始幾個月為大家搜羅防疫物資的旅程。時至今日我不禁懷疑，這些局長比我多收十倍工資，又是否尸位素餐而已？倒不如把這些薪水讓給我，由我們新一代管治香港吧？
香港人，活得真苦。
「停課」與「在家工作」令家庭關係更崩壞
我記得有一次做家訪時，除了探訪基層劏房戶之外，希望派發一些防疫物資，支援區內家庭同心抗疫。
我在居民的家門派發口罩和酒精搓手液，卻從木門和門框之間，窺看到那一點劏房以內的光景。
我看到的是日常歌舞昇平、繁華鬧市背後的荒涼。這並非是頹桓廢墟中的塵土，而是看到基層家庭在生存的邊緣掙扎翻滾。
在堆滿雜物的小房間，看似是中學生的女孩，在奮力看着只有幾寸的手提電話螢幕的教學片段，從聲音可以猜想到，很大機會是正在準備公開考試的中六同學；另一方面家中的老人家卻把電視機的聲量調校得大聲一點，好像要在聲量上與小女孩爭一日長短。
「一整天就只會看着手提電話，就總只會了玩玩玩玩玩！到底你何時出來工作養家！」
這種情況我卻無能為力，因為當我想開口幫忙的時候，大門已經無情地關上。
在狹小的房間，有限的空間內每個人都嘗試用有限的資源和能力，繼續他人口中的「正常生活」，卻沒有想過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正常過，在擠壓的狹層中奮力轉身，已經是對生活最大的煎熬。先不論家庭環境能不能夠提供一個寧靜而合適的空間，好讓莘莘學子可以留在家中專心溫習和透過網絡上課，似乎能夠有穩定的網絡連線和幽靜的空間，已經是極其奢侈的幻想。更遑論激化了更多本身已經存在的家庭矛盾問題，上一輩養兒防老的過時想法，更令世代衝突加劇。
曾經有報章報道過，因為圖書館和自修室全線關閉，有些學生無奈地只能夠偷偷地回到自己的中學大門口，借用本身不太穩定的無線網絡，只為不要錯過校方提供的僅有教學資源，或是連印刷機都沒有，只能透過幾寸碎裂的電話螢幕，零零碎碎地湊合一張工作紙，為公開考試準備。知識，真的能夠改變殘酷的命運嗎？
有大學生滿以為大學宿舍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避難所，卻因為大學的政策，要求所有住宿的香港人回家。回到家中那狹小的空間，連準備畢業論文的時間都沒有，更要受盡家人冷眼旁觀，以為看着電腦就是娛樂，卻不懂每一個大學學分，其實都是以努力、文獻、思考、分析換回來的。
「我要等到家人都睡覺了，我才可以專心寫論文，但翌日我晚了起床，說會被批評我是懶惰的蛀米大蟲。」——這是我一個大學同學告訴我的困擾。
無知，真教人可怕。
這不只是年幼稚子需要面對的困難，有不少因為疫情嚴重，已被安排在家工作的打工仔女，也需要面對差不多的問題。留在家中工作，需要長時間看着電腦，同時也需要透過會議與其他同事交流工作的進度。
可是，是不是每一個人家中都有足夠的空間，讓自己可以放心展示鏡頭下的背景呢？
除了牽涉可能其他家人出出入入和好管閑事之外，突然鏡頭後家中的環境也成為人與人之間茶餘飯後的寒暄話題。本來在職場上大家的工作，也是有提到家庭背景，每個人面對的遭遇都不一樣，未必需要向每一個人交代。然而一次疫情要「在家工作」，就徹徹底底將自己家庭的一面赤裸地展現人前。
事實上這些家庭問題一直以來從來沒有解決，只是香港人上班上學的忙碌，令大家未必有時間和空間正視這些問題，日常的生活也似乎沒有因為這些矛盾而得到解決。正當我們以為這場疫情令到香港病了，也令到許多香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病了。或者大家清醒一點看這些問題，香港一直以來都病了，只是大家好像以工作和學業作為麻醉藥，麻痹了尖銳而難以梳理的家庭關係，碰巧今次疫情嚴重，因為壓抑多時的病痛連消帶打地爆發，才會令大家痛不欲生。
正當你以為這只是個別事件，我只會說我分不清楚你是天真無邪或是有意簡單化事件。
香港人，活得多苦。
失治之城 官員冷血無能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魔僧」顧汝德 Leo F. Goodstadt 早前離世，最後一本著作稱呼香港為「失治之城A City Mismanaged」。似乎回望今天在抗疫上進退失據的政府，這樣的稱呼算得上是名副其實，在不同的政策反應緩慢，連簡單「封關」的要求都要顧左右而言他，從來沒有以香港人的福祉為依歸。由一月開始我經已將這個問題帶出來，這不只是「公共衛生」的失誤、更是「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的失效
行政機關的霸道令政策意見未能由下而上接收，卻造就了今日連串災難性的政策失誤，今日特區政府官員離心離德，可說是咎由自取與人無由。特區政府多年來任由大財團和地產商魚肉市民，最終令近年社會運動興起，市民與政府關係跌至冰點，我持續多年來的貧富差距問題仲未得到解決，政府一直以來以所謂「量入為出」的政策，和官僚程序拖慢社會保障和援助，更多人寧願生活艱苦，也不願被政府抹黑為公帑濫用者。
唯一值得慶幸的，因為市民對政府毫不信任，所以自發同心抗疫，今次疫情能夠將感染人數減到最低，全賴市民自救，與所謂的惡法「限聚令」毫無關係，特區政府就自鳴得意地邀功自我感覺良好，卻從來沒有打算正視一直以來存在的社會問題，一場疫症盡見社區的眾生相，政府又如何在經濟蕭條的世界局勢下推出從善如流的政策？似乎未有習大大的首肯，林鄭本人都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人，活得更苦。
結語
〈2047〉本期深入探討了疫情之下社會基層市民的種種痛苦，不但口罩、消毒酒精與清潔用品都成了奢侈品，更遑論在家工作和學習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和網絡，家庭世代間的矛盾和隔閡，又造就了多少衝突和批判。社會的問題從沒解決，卻是在疫情下被進一步深化。如李傲然議員所言，港府的「公共衛生」的失誤至乎「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的失效，最後受苦的還是香港人。所幸全民自救，才使現時本港疫情相對穩定，沒有造成太多的人命傷亡。然而，如果當不久的將來爆發第二波疫情，香港政府還不以全香港人的公共衛生作首要考量，致力改善各項抗疫措施與政策，香港還能撐多久？
特別鳴謝：李傲然議員
編輯： 2047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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