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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主義作為問題意識 －閱讀洪席耶2020年最新著作：《景色時代－美學革命之起源》

現年七十九歲的巴黎八大榮譽教授－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2000年以來，以浩瀚的近三十本著作，不斷追問美學與政治的當代連結問題，不但於世紀肇始提出《感性分享》（Partage du sensible），將班雅明的「靈光消逝」的「藝術政治化」，從二十世紀大鳴大放的電影，往前延伸至十九世紀蔚然興起的現實小說，更不斷思索一種「平等方法」（méthode de l'égalité），將藝術美學與現實政治緊密結合，如其於2019年年末出版的《影像作為一種工作》（Le travail des images），意圖面對截然分割藝術虛構與自然現實的某種「美學不安」，持續「駁斥字詞與現實的儀式化對立」；延伸如此對於美學和自然兩者關係張力的探討，洪席耶甫於2020年一月出版《景色時代－美學革命之起源》（Le temps du paysage. Aux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esthétique），意圖追本溯源－西方美學研究肇始，面對純粹藝術的唯美誘惑，如何與法國大革命精神共振？

以美學、政治與歷史的多重視野，洪席耶別開生面，以介於純藝術和非藝術的「庭園設計」角度，爬梳十八世紀末法、英兩國根基不同的自然思維與景觀實踐，如此風格截然相對，不僅實為西方美學研究肇始的辯論內核，更共時於法國大革命的背景張力。當太陽王路易十四委託法國傳奇造景師－勒諾特爾（André Le Nôtre），建造佔地約八百個足球場的凡爾賽花園，意圖將國王原始自然的狩獵森林，改造成人工抽象造型愉悅－我們於是看見幾何樹木和奇幻水景排列組合，構成一眼望不盡、彷彿無限延伸的對稱線條，創造了只許秩序與和諧存在的人造天堂。如此美的極致不僅震攝人心，並帶有無上的政治意圖。法國王室追求至高優雅典範，完全不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耽美，更是政治哲學的一套嚴謹的權力展演。以笛卡爾的幾何數學和生物機械論為背景，法國當時菁英意圖將自然拆解成可以完全人為理解的幾何構造，然而如此思考模式背後，代表著一種精神必定征服自然的堅定信念，不僅融會當時君權神授之時代精神，更幫助其推至極致，展向一種難以動搖之至高信仰－絕對主義。洪席耶便在法式花園的唯美時代，發現一種王室與藝術家的共謀：「王公貴族慾望在土地上留駐其偉大的想像」，而「藝術家則用幾何造型和創造者之傲慢完成這個野心」。如此王室權貴與藝術菁英的完美結合，造成一種德國猶太裔哲學家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所說的，「法國絕對主義將人民縮減成沉默，造成兩個世紀人民噤聲。」然而，洪席耶試圖回溯政治美學脈絡的一種回應反制，尋找一種反對方法：「面對這個反自然，一個以笛卡爾幾何和絕對君權為榮的法國，人們終以與自然結合的英國模式對抗。」

彷彿是回答凡爾賽的幾何人造天堂，英國貴族於同時代特意創建綿延山丘、悠長曲徑的自然公園，不只是外表上的風格品味相異，更重要的應當是其背後長遠的政治哲學。面對法國宮廷美學之「反自然」，英國庭院景觀即以「返自然」回應，如洪席耶所道：「如此對直線花園和抽象權力的狂熱崇拜，英國以因地制宜之天才反制。」進一步說，如此兩大文明庭園景觀的相對，不僅是表現上民族性的文化差異，更深層形塑一種「政治景觀」的衝突交會。面對法式花園誘惑，英國菁英另開蹊徑，不僅於庭園藝術創造柔和深遠的自然景觀，更將歐陸絕非主流的景物畫，提升到崇高地位，如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的秀麗風景，或透納（William Turner）壯闊山河；我們可說，面對法國絕對主義高舉抽象唯美，英國當時即有意識地追求一種歸返自然的理想，追尋師法自然的「複雜性」與「連結性」（l’intricacy et la connectivity，洪席耶於書中引用原文英文）。

儘管有關法、英相異自然景觀意識的研究有如汗牛充棟，洪席耶這本著作大膽提出了面對法國反自然美學的一個思想脈絡和反應方向－「自然本身即是藝術家」。這個論點近於一種勃論，如洪席耶解釋道：「自然是一種殊勝的藝術家，一個不尋求做作品的超然藝術家。」大自然創造的場景，其大塊壯麗，其潤物細無聲，一方面人類想像與創作可說難以匹敵，另一方面，自然場景結合混亂、斷裂與無意義，將「原始與不規則」融合一整體，成為一種混合模式。洪席耶特將西方景觀畫從不入流類型提升成重要風格的轉變時機，以師法自然的混合感性，用以對抗征服自然的絕對理性，稱為「景色時代」（le temps du paysage），洪席耶進一步說明：「這是一種多樣感性結合形式的經驗，可改變現有的感知模式和思想客體。」「景色時代」便是意識到一種「原始自然的不和諧，如何翻轉美的標準，甚至藝術這個字的涵義。」洪席耶認為這個時代鉅變的價值，終讓人領悟「藝術的尊嚴並不在於完美的形式。」

洪席耶這本著作的真知灼見，更在於如何融會景觀畫蔚然興起、康德（Emmanuel Kant）美學發展與法國大革命三者之間的共時性脈絡。首先，洪席耶認為康德的美學研究和法國大革命在社會鉅變下共時發生，絕非偶然，而是康德以美學思考回應文明規範翻轉危機。洪席耶特別研究康德如何將非純藝術的庭園景觀，歸類於純造形藝術的範疇中，和景觀畫連結互補，成為一個時代藝術思潮。康德美學如此專注於精神性和自然的連結：「自然不只是簡單的材料，而更是一個構造模型，藝術甚至不確定可以與之相稱匹敵，這於是成為一種對自然、藝術和兩者關係的一個新理念。」與反自然美學相對，康德美學即沉浸在藝術與自然的關係探討中。

涵養英式庭園造景到景觀畫興起精神，洪席耶好奇康德哲學與「景色時代」如何共鳴，首先，如英式庭園的理想，intricacy（複雜性），自然場景作為一種「多樣合一」（l’unité dans la variété），相對於服膺於亞里斯多德因果律的英雄史詩敘事畫作，景物畫更能沉思自然現實中，秩序與混亂、理性與非理性、意義與無意義的混合關係，如此不但轉移西方傳統菁英動作因果的宰制，更提供一種「新自然視野」，洪席耶認為「藝術中過去的自然為模仿秩序的因果連結」，然而「景色時代」的藝術「不服從任何既定的規範意志，並模糊了藝術和自然的界線。」自然於是不再是被藝術模仿的各種形式，而成為「一個帶動並穿越藝術宇宙的運動」，「來自他處並超越自身」。

洪席耶進一步研究英式庭園的另一個理想，connectivity（連結性），如何成為康德美學與法國大革命共振的關鍵。與其反自然美學以一種極為優雅的姿態將藝術與現實一刀劃開，「景色時代」的康德美學更為注重一種面向大地的「連結美德」（vertu de connexion）。與其回歸古典亞里斯多德詩學，將「自然視為一種形式」，歸屬於動作因果的完美秩序中，從英式庭園得到啟發的康德美學，更將「自然作為一種意外」，體現一種大塊無為的開放冒險。更進一步說，相對古典詩學將現實與想像漂亮分隔，「景色時代」的康德美學的革命性或許在於一種「去除界線的激進」，試圖以融會渾沌未明的「共存」（coexister），認識一種「包含矛盾的未定狀態，讓過去習慣性描述成為缺陷，使精神不斷探索繁盛的感知力量。」以這樣難以言喻的矛盾結合，洪席耶從康德美學中發現一種「未決定性」（indétermination），「想像不再是理念到形式的操作，而更是一種仍為未知理念之試煉」，洪席耶更嘗試連結自然精神與康德美學內涵，如自然運作的「無所為而為」，不啻分享康德提出的「無目的性」之美？而大塊無為作為一種自發的自由自在，不也喚起康德提出的藝術作為：「形式沉思中的想像遊戲」？

洪席耶於「景色時代」、康德美學與法國大革命的共振中，體現了一種人類面對自然「共通的共感」，不僅撼動感性層面，如純藝術的視覺愉悅，更「震動了想像品味的智性能力」；也可以說，「景色時代」推向一種文明翻轉：「這個革命不只是簡單關於國家法律還是藝術規範，更是關於感知經驗的各種形式。」

以人類面對自然的感知與思考出發，洪席耶提出「景色的政治性」，尤其在法國大革命的脈絡下，一方面，英國以「返自然」的幽雅景觀視野，面對法國「反自然」的優雅菁英美學，另一方面，英格蘭當時帶領潮流的自然庭園造景，卻也如同法國人工花園城堡，奠基於王公貴族富可敵國的資源，並交會知識菁英某種烏托邦美學，創造權力展演結晶。洪席耶即不諱言指出，正是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際，不僅法國王室絕美抽象的古典幾何美學，其背後結構動機受到根本懷疑，英國貴族建造的宛如伊甸園原始的自然庭園，也受到普羅人民的質問批判，因為菁英權貴在其中展演一種和諧秩序的永恆想像，正與大革命不斷破壞改革的永恆進步，兩者產生信念衝突，如此對於世界朝向秩序理性還是進步破壞的理想實踐，可說於政治史上，體現一種意識形態衝突，於思想史上，展現一種「現代性的矛盾」。

面對「現代性矛盾」，洪席耶提出一個西方哲學史上的重要案例：康德美學和其後的黑格爾（G. W. F. Hegel）美學，兩者之間的差異。相對於康德不斷尋求其當代藝術與自然如何連結共存，洪席耶觀察道：「黑格爾將英國景觀畫和德國浪漫主義者的自然，排除在藝術之外。」不同於康德特意將庭園美學置於純美術中的景觀類型章節，黑格爾不僅將庭園設計剔除出藝術之列，成為建築章節的一個可有可無的分支，更在鳳毛麟角提及庭園景觀之際，特意論述凡爾賽宮的花園，如何將「開敞的大自然」完美「置於嚴謹的秩序」之中。黑格爾美學對法式庭園之推崇至極，不見得是個人品味問題，而應是傳承某種西方古典哲學，面對混沌繁雜之自然，如何尋求對稱秩序、幾何構造的方法與意義。黑格爾似乎不僅繼承古典哲學以降的絕對理性主義，更努力將其發揚光大，成就一種精神征服自然的美學意識，這種可說人定勝天的堅定信念，不但和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改造世界的技術主義共時共鳴，更在二十世紀以藝術改變現實的美學主義大鳴大放，如義大利未來主義結合法西斯政權的大起大落，或是蘇維埃社會主義提倡的改造現實美學。

對比黑格爾美學意圖以「精神征服自然」，康德美學更為著重「精神效法自然」。洪席耶特別留意康德如何將藝術分為「美」和「崇高」的初衷。若法式幾何花園創造一種抽象人工的「美」，英國景觀畫派或是德國浪漫主義則呈現一種面對壯闊自然的「崇高」。藝術可作為一種面對不可控制現實的感知表現，一方面個體於大自然中如滄海一栗，展現一種認知不可測的謙卑，另一方面，對洪席耶而言，康德美學更重要的是，人類更因為面對難以跨越的現實艱困而奮起，招喚不可見的「精神國度」。相對於某種美學主義試圖分割人工創作和自然現實，洪席耶在「景色時代」和康德美學共振中，望見了「美學革命之自然教導」，首先，自然作為大塊無為，與無目的性的藝術共享一種自由平等的開放視野，更進一步說，「自然作為無作品的藝術家」，以其自發自由，「去除極端界線」，藝術還是自然，藝術家或藝術品，純藝術和非藝術界線變得模糊不清，進而無關緊要，展現一種超越界線的精神性（或是政治性）。如此洪席耶提出的「美學革命」，我們或許可以延伸閱讀班雅明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若工業革命的機械複製讓藝術品「靈光消逝」，卻讓藝術的精神性，從宗教轉向政治。隨著攝影和電影的發明，機械複製捕捉自然社會現實，系統性模糊了純藝術和非藝術的界線；二十世紀美學衝突或許體現了現代性的進步矛盾－面對如「未來主義」追求人工快感之「政治美學化」，「不純藝術」如攝影和電影，如何以「藝術政治化」，展開純藝術和非藝術的越界，此衝突亦即展現一種征服自然或效法自然的數百年理念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