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作為政治信仰 －閱讀洪席耶訪談錄：《我們活在怎樣的時代？》

正是一種信仰，讓我可以面對當下，嘗試說一些事情。 －洪席耶，《我們活在怎樣的時代？》

美學與政治，作為時代信仰

法國政治哲學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二十一世紀以來，以洋洋灑灑的近三十本著作，儼然名列當代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然其在祖國卻爭議不絕。數十年來，法國學界明知一個公開的秘密，洪席耶國際學界名聲越響亮，國內學院對其不滿騷動就越悶燒。洪席耶於學界爭議可說淵遠流長，其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期間，公開反對其恩師阿圖賽（Louis Pierre Althusser），引發知識界喧然，其博士論文得口考教授近全體韃伐，幾近無法通過，最後出版成為其早期思想代表作：《無產階級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2000年以來，洪席耶以《感性分享》（Partage du sensible）延伸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藝術政治化」（politisation de l’art），長期反對後現代理論基礎「真實效應」（effet de réel），不認同藝術虛構與自然現實的完美切割，宣示「持續反對物質現實與文字之間的對立傳統」。

洪席耶於2017年出版不到一百頁、小而美的訪談錄：《我們活在怎樣的時代？》（En quel temps vivons-nous ?），可說於當今我們身處的手機年代，言簡意賅回應其思想之當代連結，如後民主時代的佔領運動，面對新自由主義菁英共識之歧異抵抗，本文更有興趣探討的是，洪席耶如何將持續的政治革命，連結至藝術變革，試圖解釋其長期發展的概念－什麼是不斷的「美學革命」（révolution esthétique）？

1. 「美學革命」之哲學起源

二十年來，洪席耶不斷思考美學的哲學流變，如2000年提出《感性分享》，將班雅明的「靈光消逝」（perte de l’aura），從二十世紀大鳴大放的大眾電影，向前延伸至十九世紀對抗亞里斯多德古典美學的現實小說蔚然興起；其2017出版的《虛構邊緣》（Les Bords de la fiction），更將現實文學對抗亞里斯多德菁英美學，往前回溯西方三千年歷史，往後延伸至二十世紀的美洲文學。而甫於2020年出版的《景色時代－美學革命之起源》（Le temps du paysage. Aux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esthétique），更可說其多年研究的結晶：「美學革命」正是面對奉《詩學》為圭臬、亮麗征服自然之法國菁英絕對理性，一種連結無為自然的康德哲學與連結人民現實的法國大革命，兩者共時共振之精神奮起。

美學似不能脫離哲學。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宛如美學千百年之哲學流變，洪席耶自身也體現其思想不斷流變，似從早期68學運師生世代，追尋黑格爾－馬克斯－毛澤東唯物辯證，於近二十年轉向康德崇高自然哲學與席勒狂飆啟蒙美學。如洪席耶於這本訪談錄中宣稱：「席勒確認人類平等的原則，來自一種感性經驗，而非來自機構規範或法律規定。」洪席耶近年推崇席勒的美學教育，認為其種展現一種去除界線，如去除亞里斯多德古典美學中，高貴菁英悲劇與低下平民喜劇之分隔，也就是追尋一種解除菁英純藝術和平凡人日常生活的分界，連結理性與不理性，連結不完美之人與無為自然，以一種藝術的自主自由，共振人之解放。

2. 美學研究之雙重屬性

不同於將美學視為單一方法或唯一價值，洪席耶多年來不斷提出美學研究的雙重屬性，藝術有自主的能力，也有連結的能力。藝術一方面享有一種自主性（autonomie），可展現一種無目的性的自由自在，另一方面也不斷連結身在其中的自然現實，而成為一種關於人活在世界的政治活動。洪席耶的美學雙重屬性似於其今年出版的《景色時代－美學革命之起源》，得到進一步探索。對比法國菁英以絕對理性信仰，創造抽象幾何、一望無際的凡爾賽花園，以絕美藝術展演征服自然、統治宇宙的想像，洪席耶發現康德美學共振法國大革命，提出一種翻轉視野：康德美學具有「美」和「崇高」之雙重屬性，「美」呈現一種自主自由的無目的遊戲，而「崇高」連結不可測的無為自然，藝術的智慧在於如何連結作為個體的人與活在其中的世界。

若說美學難以脫離哲學，美學更難與政治分隔，如洪席耶宣稱：「美學不是意外成為政治，而是本質上就是政治。」洪席耶在這本訪談錄，直言不諱其政治信仰：「民主政治並不是一個政權，而是一個平等條件（condition égalitaire），一個存在的無政府條件，也就是一個被當權不斷否認的條件。」洪席耶的關注在於，「美學革命」如何與政治革命同行，共謀一種平等狀態，並提出一種雙重方向：一方面，美學自主以一種感性經驗，「廢除純藝術題材方法和平凡經驗的隔閡」，另一方面，如此「感性經驗轉化，不只來自學院或者法則，更植於思想與革命行為中。」洪席耶的學說可能在於，如何以一種「平等方法」（ méthode de l’égalité），美學與政治共享一種時代信仰。

洪席耶與阿甘本的美學思考異議，與共享連結

洪席耶雖甚少提及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但是我們似乎一方面可以看到兩者學說之根本差距－面對本體論之複雜情結，另一方面卻可望見兩位哲人越來越靠近的思想漸進線－連結自然的康德美學。身為68學運師生世代，洪席耶同其巴黎八大的同事，傅柯（Michel Foucault），自覺或不自覺對從胡賽爾、海德格到梅洛龐蒂的現象學存而不論（或者直接了當視而不見）。身為「反68學運」（因其為「中產菁英內部改革」）的帕索里尼之精神弟子，阿甘本承擔起五十年來後現代學說對本體論的刻意空白，於其九部《牲人》（Homo Sacer）鉅作之結尾，特別專章提出〈本體論考古〉（Archéologie de l’ontologie），擴充研究西方思想如何從亞里斯多德奠基一種菁英、草民之區隔、分裂，與其存在救贖可能。

相對面對本體論的巨大差異，自然現實與西方美學的關係，可說連結了洪席耶與阿甘本的思考演變。同洪席耶之觀察批評，阿甘本訝異某種當代美學以亞里斯多德《詩學》作為文本圭臬，而試圖回溯西方美學研究之哲學源頭。首先，阿甘本發現無論是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還是黑格爾的美學研究，都憂鬱一種以為藝術而藝術為名的無神論虛無主義之迷惘，美學不見得是正面的，中立的，似望見一種負面美學的影響、後果，比如成為極權催化劑。阿甘本更進一步研究西方美學研究之經典，《詩學》，發現在其具感染性與有效性的藝術技術論述之後，為希臘文明階級分明的菁英統治。最後，阿甘本追本溯源，研究亞里斯多德之導師，柏拉圖，探討其《理想國》的語言結構，考掘這位希臘哲人不僅震攝於其烏托邦之實踐失效，更望見「語言結構之不足、缺陷」，阿甘本研究西方語言結構如何作為一種「神學發明」，千百年發展鞏固菁英統治的穩定架構，此看似完美漂亮的結構卻充滿裂隙，自覺或不自覺造成階層衝突和流動，成就西方數千年的歷史浩瀚沿革。不同於自滿於語言結構之完美無瑕，阿甘本提出，柏拉圖作為哲人，望向神秘開放太初，感知「語言結構撞到限制」之謙卑震攝。

除了實踐美學研究追本溯源，洪席耶和阿甘本的交會，在於對班雅明思想的承接。於《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班雅明不但直指「為藝術而藝術」為「拒絕所有社會功能與實質內容」之「負面神學」（théologie négative），更控訴未來主義美學與法西斯政權之共謀互補融合，進而提出以「藝術政治化」，面對「政治美學化」（esthétisation de la politique）；承接班雅明的精神遺產，阿甘本考掘現代之前，研究古希臘以降古典美學與「神學發明」之緊密糾葛，洪席耶則考掘現代與其後，嘗試擴充班雅明「藝術政治化」的具體內涵，洪席耶研究法國大革命以來之「美學革命」，正是對亞里斯多德菁英美學的不斷嘗試翻轉，相對古典英雄敘事因果宰制，十九世紀以來的文學、繪畫與攝影，轉而追尋另一種純藝術和非藝術的跨界－任何無名之人，都可作為藝術主角，如馬內（Édouard Manet）描繪如維納斯女神般之無名侍女，感知一種「任何人榮光」（gloire du quelconque），一種「平凡成為美，如同真實痕跡」，成就人類民主艱困軌跡中，美學與政治之時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