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

面對後現代主義半世紀以來指責他人都是意識形態，許多當代學者開始探索，後現代五十年前理論基礎，「作者之死」、「文本愉悅」、「真實效應」，與其作為「中立科學」、「學術方法」，難道本身不就是意識形態的極致嗎？

面對後現代七十年代提出的「作者之死」，德勒茲（Gilles Deleuze）馬上於八十年代初，即面對電影學生表明，電影創作如同所有創作，都在於生存危機的「緊急狀態」（urgence），創作是一種「思考」（pensée）、是一種「抵抗」（résistance），我們可說面對自認永恆的菁英語言，作者是一種置死地而復生。

面對後現代提出的「真實效應」，法國政治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於新世紀肇始，以二十年時間，不斷嚴厲批判羅蘭·巴特提出的學術理論，認為文學中出現的無意義日常物品，完全不是後現代所認定的「頑強殘渣」（résidu résistant），反而是翻轉菁英敘事結構的革新動能，開啟人造藝術與自然現實的豐富接觸－「平凡為美，如真實痕跡」。

面對後現代提出的「文本愉悅」，帕索里尼馬上於六十年代提出嚴正反駁，這位義大利詩人導演，認為後現代主義只是已開發國家於後工業時代「菁英語言的不斷更新」，他尋求是泥土草根「不可分析的生命力」，是人民「從底層而上的革命」。繼承帕索里尼的思想，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則以橫跨近二十年、九本終身傑作《牲人》（Homo Sacer : L'intégrale (1998-2015)），探討西方語言的菁英結構，而人民如何在菁英結構下，作為一種倖存。

二十一世界肇始，洪席耶和阿甘本都不約而同，尋求與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同盟，作為批判金玉其外後現代理論，良藥苦口的當代思想。

於納粹的追捕之下，流亡的猶太思想家，班雅明，不斷思索二十世紀的法西斯思想來源，研究為何在最專制的極權國家，藝術卻可能是最前衛？如同今天我們可以研究毛澤東下的文化大革命，班雅明研究的是在「領袖」（Duce）墨索里尼旗下的藝術機構，如何將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視為至高導師，實踐其〈未來主義宣言〉：「我們榮耀戰爭，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破壞，致命的理想，這是世界的唯一解藥。我們鄙視女人。」比前衛還前衛，比暴力還暴力，法西斯淋漓盡致實現了「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班雅明定義其為「切斷所有社會關係」的一種菁英「負面神學」（théologie négative），班雅明將此定義為「政治美學化」（esthétisation de la politique），意旨政權機構效法美學至上，與藝術一齊百無禁忌，一同展現菁英的無上權力。如此法西斯與美學主義的琴瑟和鳴，我們可在帕索里尼《索多瑪120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看到讓人瞠目作舌的性虐待、酷刑與分屍的歷史可考例子，藝術如何可能結合權力，推向百無禁忌的極致。

藝術結合政權，展示無上權力，也是洪席耶最近幾年一直在思考的主題。若班雅明研究法西斯底下未來主義至上的後果承擔，洪席耶則在2020年以《景色時代－美學革命之起源》（Le temps du paysage. Aux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esthétique），研究法國極致完美的凡爾賽花園，如何導致法國大革命爆發。以「絕對理性」（absolutisme）的思想，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結合當時的藝術菁英，創造抽象唯美、廣達八百個足球場的花園，表面上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優美情操，實際上卻是展現震攝人心的至高權力。研究指出，絕對主義的文學藝術，「讓兩個世紀的人民噤聲」。面對凡爾賽花園展現無上抽象唯美，德國哲學家康德思慮另一種美學的可能，與其以藝術展現至高權力，康德以英國的幽深林木庭園為靈感，思索藝術如何可能連結自然，作為一種哲學沉思。若說凡爾賽花園，引爆了法國大革命，卻也啟發了康德思考藝術，與其以藝術表現「精神征服自然」，卻更能呈現「精神結合自然」，如此開啟了德國狂飆文學、法國現實文學與攝影、電影藝術的誕生。菁英語言的真正特性，不在其自身完美，而在於其本身不完美，可以改變，自覺不自覺、自願不自願，作為一種錯誤承擔，如凡爾賽花園，成為法國大革命的脈絡，成為人民公園。

以班雅明提出的「政治美學化」，洪席耶往前延伸，研究法國大革命之前，「絕對主義」如何激發康德自然美學，阿甘本往後延伸，探索「無政府主義」於當代研究的挪用或者濫用。對比華語語境，很多學者將anarchy 翻譯成甜美浪漫的「安那其」，阿甘本則不斷提醒，「無政府主義」不見得是學院菁英想像的美麗烏托邦。

阿甘本研究班雅明宛如謎語的名言－「最無政府主義的，是中產階級。」這其實和他的「政治美學化」概念相連，掌握權力的中產階級菁英，當然更有機會和能力，以美學至上為理由，表現百無禁忌，一種「無政府主義」，用以展現無上權力。這種以菁英階級無限自由之名的「權力無政府」，如同法西斯完美結合未來主義，完全與歷史上被打壓的「人民無政府」相反。

真正的無政府，是一種菁英結構下的倖存。面對頂層菁英的「政治美學化」，班雅明提出底層人民的「藝術政治化」（politisation de l’art）作為回應，意指超越抽象的純粹美學主義，將藝術和社會結合，即使以不純為代價。阿甘本更提出，於「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宗教」下，追求一種超越權力結構的「不適宜」（inapproprié），以「無為」（désœuvrement）作為一種面向開放的創造。洪席耶則在其2022年最新著作－《不光榮三十年－政治場景》（Les trente inglorieuses - Scènes politiques），提出對抗「烏托邦絕對化」，不管那是資本主義信仰、共產主義信仰還是絕對理性，以看似不完美的人民話語，代替自認完美的菁英語言。

洪席耶雖與阿甘本學術上相對，但都不約而與班雅明同謀，批判菁英語言至上，提出「藝術政治化」的方法。當今若以五十年前爭議的後現代主義－「作者之死」、「文本愉悅」，「真實效應」，指責他人都是意識形態，不斷以甜美的安那其，當作烏托邦空頭支票，可能為班雅明批判的空無神學，無限上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