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無可躲避，但還能戰鬥：讀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

聚餐時朋友帶了一本書給我，說是「一本很厲害的書」。言叔夏的《白馬走過天亮》是2013年出版的散文集，朋友送我的是2016年四印版。

翻到第二篇〈袋蟲〉時就已經被她吸引。

〈袋蟲〉前半部分寫的是自己如何喜歡與房間共處，「萬不得已要出門的時候，我也勢必帶著房間」。但是就在衣娥出現後，我與房間的密切關係卻被比下去。孓然一身的衣娥，沒有旁顧，「那種像是宿命似的工作，彷彿一出生，就是為了與房間相戀般地來到了世上，終其一生衣娥都在做著同一件事。」而「我」卻無法愛得如此純粹。

有趣的是，我與房間的依戀並不像是一種模仿情侶的愛戀關係，而是一種孤獨的依靠。最後卻發現，自己賴以救贖的地方，甚至無法做到純粹的救贖。

房間在她筆下彷彿是個救贖的場景：是童年玩耍的地方、是在父親離家後，母親充滿怨念留守的空間、也是成年後獨居的場景。但是房間也在她帶有惡戲的筆下，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魚怪之町〉記下自己與母親來到港町邊的防波堤上。望著大海的母親，說著好想跳下去。跳下去的話，會做什麼呢？母親說可以變成一條魚，可以游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的魚。「每當想起那天的事時，心裡總是浮現出這樣的聲音：『那一天，媽媽是想帶我一起去死的吧。』」

〈閣樓上的瘋女人〉寫自己看過母親的日記，「妹妹還在隔壁房間酣睡。十歲時的我想著，必須要叫她起床，讓她看看我在母親的房間裡找到的這本書。我要指給她看：媽媽原本是要打掉你的。因為你是意外生下來的孩子。你看，這不是全都寫在這裡了？」

〈尺八癡人〉提到自己小時候喜歡的雙胞胎哥哥，小時候總會打電話到他家，只為聽到他的聲音，謊稱要找他爸爸。「整個小學的下午記憶有一半我都在打那個號碼，說出一個嫻熟的姓名。十二年後我才知道那個從來也沒有來接過我的電話的陌生男子，早就在一次瓦斯氣爆的工安意外中成為唯一的死者。」

但是仔細一看，又非只是惡戲，因為那已是過去，無法再被篡改的經歷。我已經以經歷過這一切的身份，走向今天。在不知不覺中，內化成自我養成的一部分。有了這樣的文字，才不會讓抒情過於脆弱。

我原本覺得〈袋蟲〉應該作為《白馬走過天亮》的開篇，它是往後幾篇不成功的救贖的預言。但其實不是。開篇的〈十年〉概括性的文字，彷彿已將這一切結案：「十年裡我做了什麼？去了一個不喜歡的城市，搬四次家，和三個人分手，換了六份工作。」所有的經歷與記憶，壓縮在簡短的敘述裡。已經過去了。我再重讀後面幾篇，才了解到這點。

作者寫的十年，是大學到研究所的十年。我也是以類似的身份，度過了十年裡的大部分時間。這十年（其實不只十年），我都在台灣生活。去了不止一個不喜歡的城市，總是間隔幾年就搬家。

每次搬家，我都會將一部分的書嘗試賣出（但買來容易賣出難），或是寄回老家。一直帶在身邊的，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我對他沒有太大興趣，總是重複的停留在〈在斯萬家〉（也就是第一頁的標題），僅僅只因為書名。當我在〈白馬走過天亮〉這篇看見相似的情節，不禁啞然失笑。

很多無法躲避的災難會在每個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顯現。旁人會告訴你，這是你選擇命運。如果不是，那就是你的先祖輩為你選擇的命運。我們雖然無處可躲，但所幸，我們還是可以選擇戰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