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胡適推薦國學書目之比較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是1923年梁啟超應編《清華周刊》的學生之邀而作。深入淺出，對現今社會上一般毫無基礎而又想略知國學門徑的人，尤其適用。

目前的氣氛，跟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其實有些相似。整體社會仍在追求富強、發展現代化，可是大家又覺得有增加傳統文化認識的需要。

當年也是如此，兩種力量相互激盪。一是向西方學習，努力富國強兵，並迎接「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促進現代化；一是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

這兩種力量看起來彷彿是矛盾的，可實際上相輔相成，且彼此脈絡潛通。這只要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如胡適之作為，便可知道了。

當時清華學校甫由清華學堂改制，學生大抵是準備出國去留學的青年，符合第一項方向。但只是出去留學，學習別人的東西，並不符合整體的社會期待及自我之期許。

當時的大學生，希望自己雖未必將來就要從事整理國故的工作，但至少不能不對國學有點基本認識。因此就去請胡適先生開一個書目，好讓他們得到個國學入門的門徑。

胡先生明白這些年輕人的想法，所以擬書目時聲明：「並不為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

不過，胡先生野心太大，開書目時還附帶了一些別的目標，例如設想該書目「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公共圖書館之用」，這便不免把將出國留學的青年家中看成公私機關的書庫了。

他又還想藉這個書目，教人一種歷史的國學研究法。這也不免把一般人的國學知識教養，和準備從事國學研究者的學力混為一談了。

因此當胡先生《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剛一刊載在1922年《讀書雜誌》第七期上時就立刻引發了爭議。

向胡先生提問的學生首先表示不滿。《清華周刊》一位記者寫信給胡先生，認為範圍太窄，只限於思想史和文學史；可是單就思想史和文學史而言，又顯得太深，舉書184種，包括工具書14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收入《胡適全集》第二卷）。

胡先生對此，亦有一答覆，略謂國學之最基本部分便是思想與文學二部，書目則可再精簡為39種。

顯然學生們對胡先生之說仍未盡愜意，故轉而請教梁啟超先生。梁先生對胡先生之書目也不贊同，覺得胡先生有些文不對題，且不顧客觀現實。

客觀現實是什麼呢？就是一般青年對國學根本不了解，也不是要做國學家，所以胡先生開的書，沒必要都讀，甚或「十有七八可以不讀」。

其次，梁先生又覺胡先生範圍太偏，選了一堆小說而把《史記》等史部書全都拋開，實有不妥。（見《清華周刊》二八一期：書報介紹附刊三期，1923 年5 月）

所以梁先生的擬目，一是範圍比較完整，凡分五大類：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21種；丙、韻文類，44種；丁、小學及文法類，7種；戊、隨意涉覽書，30種。共141種，總體上包含較廣，符合所謂「國學」之含義，而書目卻較胡氏所列精簡。

二是每列一本書，大多有導讀式的說明，對初學者極為有用。

三、列的書雖然仍是不少，例如廿四史，卷帙浩繁，只算一種，141種合起來，一般青年人恐怕仍是看不完的。

不過，梁先生在其中均有針對讀者設想之斟酌。比方將此目再精簡成25種，廿四史只讀前四史，算是4種。或者在隨意涉覽類中即表明此為隨意自由翻閱之書，不必照頁次讀，也未必要讀完。

又或說小學及文法類書，若不是有志就此深造，也可不讀。其他還有《樂府詩集》只需讀漢古辭，餘不必讀；《楚辭》屈宋以外亦不必讀；《廿二史札記》中論校勘者也不必讀等等，七折八扣下來，讀者之負荷大為輕減。這便可以顯示梁先生有「優柔善入」的詩人氣質與為讀者設想的體貼之意。

由於梁先生的書目有這許多長處，加上梁先生、胡先生分別開列書單且又形成爭論，在社會上具有話題效果，故影響甚大，即使到今天還令人津津樂道。一般社會人士，若想接觸國學、增加些傳統文化認知，梁先生這個書目也仍是必備的入門指南。

其實入門指南一類書最為難作。專家之學雖然專精，卻常缺乏接引後學的本領，而且容易陷在專業框套中，不見大體。

胡適所開書目不列《易經》《尚書》及各朝史書，而列了《綴白裘》《兒女英雄傳》等十三部小說，便是一例。他開列的大型總集，如《全唐詩》《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等都也不便初學。

梁先生對此予以矯正，自是因梁先生對國學有比胡先生更通博的根基，且與他早年辦報以啟迪民智的經歷有關。為初學者說法，梁先生較胡先生更有經驗。

梁目除上文所述各點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長處，一是通博，不拘限於本身專業和學派觀點，二是接引有方。以下分別做些說明。

梁先生是康有為弟子，在經學立場上是今文經派。此派疑《周禮》晚出，不信《左氏傳》是《春秋》的傳，對於屬於古文經學派的《毛詩》也不以為然。

但梁目在政治史及文獻學類中不僅將《周禮》《左氏傳》列入，在介紹《詩經》的注解時，唯一推薦的也是古文家系統的陳奐《詩毛氏傳疏》。

對於康有為批判古文經學的名作《新學偽經考》或今文學派崔適的《史記探源》，胡適都列入了，梁目卻刪去；只收康氏學派氣味不強的《大同書》，以及曾是論敵的章太炎《國故論衡》。這些，均不僅可以證品格，且足以觀識見。因為這不是枝節問題而是整個書目的平衡。

他在舉《論語》時，就推薦宋學派的朱熹《集注》與漢學派的焦循《論語通釋》，兼及顏李學派的戴望《論語注》。胡適未列《墨子》，他也以為：「孔墨在先秦時兩聖並稱，故此書非讀不可。」

凡此等等，可見他處處留心，要提供給初學者一個通博寬廣的空間。他自己在清華教人辨偽，開講「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課程，可是列書目時並不排斥偽書，告訴人偽書也可以看、該怎麼看，亦是本於此一態度。

此外，胡目列了佛書24種，在真正最低書目中也還有4種，梁先生則只在隨意涉覽類中列了一本《大唐三藏慈恩法師傳》。梁氏佛學造詣不弱，著有《佛學研究十八篇》等書。可是他覺得那是專門之學，「其書目當別述之」，故未納入。

又，小說類，胡目甚多，梁氏也不列。是他不重視小說嗎？非也。梁先生曾說：「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並認為其感人之力最大，故倡言「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年，《新小說》一號）。

對於小說，梁先生自然是極重視的，但放在整體「國學」之比重中，小說該佔什麼位置呢？梁先生這便不得不有所權衡了。

因此，他說：「一張書目名叫國學最低限度，裡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文學範圍，最少應包含古文及小說。……茍非欲作文學專家，則無專讀小說之必要。」

凡此等等，亦皆可以看出梁氏比胡適善於接引。胡先生雖企圖藉著書目來示人以門徑，以歷史的線索作為治國學的歷程。可是具體說時，卻又自違其例，像思想史部，按理說在康有為、章太炎、崔適之後才該是胡適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胡先生卻把自己那本列在《四書》及先秦諸子之前，作為第一本，這豈是歷史的順序？

且就算次序不錯，依著歷史的順序讀書，恐怕也未必就是好方法，因為從先秦讀下來，讀到清代，鬍子都要白了。何況胡先生還主張讀總集，無總集的時代才讀別集，這就更令人望而生畏了。

相較之下，梁先生的書單雖也大體依歷史順序排列，但一因有分類，二因各書底下說了讀法，三因並不強調歷史研究法，故在接引初學方面確實較平易可行。

以上介紹梁氏書目，都是對比著胡適的書目說，這固然與其緣起有關，但也想趁此機會略談一種時代風氣。

胡先生、梁先生都是引領時代的文化巨人。梁先生對胡先生擬的書目，如此不客氣，直言批評，且另提了一個書目，這在人情上是犯大忌諱的。我們現在學界中人，若非仇敵，斷不會幹此等事。

可是兩君並不以為嫌。在此之前，梁啟超去北大三院大禮堂講演，就曾以「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為題，這幾乎是上門罵陣了。但胡適只理解為：「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

梁雖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有所批評，而仍列入思想類必讀書目中，亦是如此。

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兩位學人的修養，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個真誠論學的時代。

梁先生曾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中強調：除了用客觀科學方法去研究文獻外，更應用內省躬行的方法去砥礪德性的學問。

這個提醒，不僅可以彰明梁先生治學何以能有如斯胸襟，更對今日學人深具啟發。

據吳世昌和周傳儒記錄的《梁先生北海談話記》，梁先生在清華執教時，每於暑間約學生同遊北海，並邀名師同來講學。

有一次，約的友人未來，梁先生遂自己講，而且集中討論了當時的教育制度。認為現在的學校，完全偏於智育；老先生嘛，又偏於修養。因此梁先生期望新一代學人在做學問方面，能創造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在做人方面，能在社會上造就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本文，《飲冰室合集》失收）。

這兩面兼顧，「兩者打成一片」的說法，也就是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之說，路雖有二，人卻是一，今日讀先生書者，切勿歧路亡羊才好！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