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就是化深刻為淺俗？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罷科舉、設學堂，整個中國教育結構，徹底翻新。

學堂本身就是反傳統的，一切向西方學習。這一點不必再強調。

學堂教育的另一性質，則在於它的淺易。因它是公眾教育，所以有些學堂又稱「公學」。是針對普通大眾的，故為普通教育，「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光緒三十二年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因此其教材及教學內容都要淺易。所以只讓學生「學作日用淺近文字」。

當時輿論也都主張如此，如次年《時報》便主張「小學者，授人以淺近之普通知識與淺近之普通文字者也」，故宜「毅然刪去講經讀經一科，將經籍要義並諸修身科目，復撰讀本，以授普通知識與普通文字」（五月廿二日）。

五四運動，放在這個時代環境中看，似乎就可以看成是普通、國民教育向大學高等教育的延伸。

因為中小學教育雖然改了，大學畢竟不比中小學，社會期待較高，博學碩儒又仍群聚講貫於其中，是講經典、重博學深入者之根據重地。像桐城古文派的一批耆宿，如吳汝綸、姚永概、姚永樸、馬其昶等，就在北大。他們所講，終究仍是古昔至深極奧之文學。校中林損、陳漢章等經史名家，又豈肯以淺俗文學相教授？

胡適、陳獨秀等人，正是處在這種氣氛底下，才激發起了改革，擬「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深的山林文學」，建設平易通俗的國民文學。

他們那追求國民文學化的文學革命，遂在許多地方都體現著國民教育的氣味。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得到陳獨秀的支持後，接著胡適又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強調要建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宣稱二千年來的文言文早已死去，只有白話文學方可依循發展，謂宜多翻譯西洋文學名著以為模範。

錢玄同及劉半農繼起，認為「世界事物日繁，舊有之字與名詞既不敷用，則自造名詞及輸入外國名詞，誠屬勢不可免」（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廢漢字，以拼音文字代之」「廢漢書，悉讀西文原書」（錢玄同《中國今後文字問題》）。

這些言論，跟國民教育實在關係密切。胡適的主張，其實就是國民教育對於小學生寫作文的要求。

只求以四民常用之詞句，備應世達意之用，自然不可無病呻吟、堆垛典實、套用熟調、摹仿古人。而且也一定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語。

特別是「須講求文法」一條，歷來論者都不明白胡適為何特舉此為說。但若溯考小學堂之作文教學，即知胡先生正有所取義於斯。

《奏定初等學堂章程》即規定中國文學課程「當使之以俗語敘事「，實際教學時，則是以口語教學生連綴成文。因此對於如何符合文法地構成文句，甚為重視，故「中國文字科下注云：講動靜虛實等字法，並句法章法綴法書法」。

當時輿論，亦對此格外強調，《時報》即主張「文法則由各品詞，以至單文；由單文以至複文」。另因英文課甚重，據趙憲初回憶，南洋公學附小須讀《納氏英文法》四本（《我所知道的南洋模範中學》）。可見文法教育在整個小學堂教學中是極為吃重的，教中文，實際上便是學習著教英文的方法，由文法入手。

依學制規劃者的觀念，大學也還是要講求文法。故《奏定大學堂章程》明定中國文學研究法為中國文學門之主課，其內容之中，便應講授「東文文法」「泰西各國文法」。胡適特別把這點提出來，正符合政策，可以充分錶現學堂教育的特性。

其實中國古代哪有文法？所謂文法，是清末馬建忠仿效西文文法造出來的。小學堂視此為學文秘徑，刻意強調，直到現在。

胡先生八不主義中又有「不講對仗」之說。胡適本人固然不喜歡律詩，但這一點亦小學堂教育之特色使然。《奏定初等學堂章程》即曾云：初等小學堂讀古詩歌，須擇古歌謠及古人五言絕句之理正詞婉，能感發人者。唯只可讀三四五言，句法萬不可長。每首字數尤不可多。……但萬不可讀律詩。高等小學堂中學堂讀古詩歌五七言均可。……其有益於學生，與小學同，但萬不可讀律詩。學堂內萬不宜作詩。

《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也都抄這段話。我們不知為什麼訂定學制者如此重視這一點，反復強調，而且用了「萬不可」這樣的字眼。但學堂教育必因此形成了新的傳統、新的特色，不作律詩、不講對仗了。

如此八不，目的是要建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國語，自然也是學堂教育的重點。

光緒廿八年（1902年）吳汝綸就向張百熙推介了「言文一致」的日本教育，主張推行簡筆字、實施國語教育：「中國書文淵懿，幼童不能通曉。不似外國言文一致。若小學盡教國人，似宜為求捷速途徑。近天津有省筆字書，自編修嚴範孫家傳出。其法用支微魚虞等為字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損筆寫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婦孺學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畫，彼此通書。此音盡是京城聲口，尤可使天下語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謂一國之民不可使語言參差不通，此為國民團結最要之義。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吾若效之，則省筆字不可不仿辦矣。」

此文所提「言文一致」之原則，後來成了五四文學運動中的主要觀念。省筆字也被發展出來，形成後來漢字拼音化、文字簡化的運動，影響至於今日。

光緒廿九年（1903年）張百熙、張之洞未採用吳汝綸發展的簡筆字的建議，但採納了他發展國語之主張，於《學務綱要》中明定：「各學堂皆學官音。」後來的國語運動，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胡適的主張，亦是如此。他所採取的文學語言，亦以北方官話及依此而形成的元明清白話文學為基底。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另也有一大半有取於先秦以迄唐宋之淺易詩詞歌謠。這部分，顯然也還是可看出有中小學教育的痕跡。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云：「小學中學所讀之詩歌，可相學生之年齡，選取通行之《古詩源》《古謠諺》二書，並郭茂倩《樂府詩集》中之雅正鏗鏘者，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張籍、楊維楨、李東陽、尤侗諸人之樂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樂府有益風化者讀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絕句詞義兼美者，皆協律可歌，亦可授讀。」

這樣的書單與教學內容，和胡適所選取的作品不是非常非常雷同嗎？這未必是胡適沿用它，但我們可以合理推想：此種小學堂教育所培養出來的文學感性、品味及欣賞能力，對胡適實有深遠之影響，使他在面對我國文學傳統時，主張不用典、不對仗、不避俗字俗語，講求文法，且較為欣賞樂府歌謠諺語。

五四運動發生不久，1918年《北大日刊》便展開徵集歌謠的活動，後來出版了《歌謠彙編》《歌謠選粹》，則更可見此類影響並不只在胡適身上起著作用。

除了體制之外，討論小學堂與五四文學運動之關係，還得看風氣。

前面說過，學堂基本上是洋氣的，因此光緒廿九年張百熙、張之洞等人奏請遞減科舉時，便提到反對者認為「停罷科舉，專重學堂，則士人競談西學，中學將無人肯講」。

對於此種批評，張之洞等人一方面要與之對抗，肯定辦學堂的必要性，一方面也不免回過頭來，要求「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戒襲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衝突、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須此字。而捨熟求生，徒令閱者解說參差。……夫敘事述理，中國自有通用名詞，何必拾人牙慧？」（《學務綱要》）

這裡顯示了兩種態度，一種即是那習氣濡染下的少年，不但外國名詞諺語襲用於不自覺之中，甚且借用「外國文法，或虛實字義倒裝，或敘說繁複曲折」。後來如傅斯年主張「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和一切修辭上的方法。……務必使我們做出來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怎樣做白話文》），即是此類風氣之波衍。

另一種態度，則是認同張之洞、張百熙的。認為中國既有通用名詞，何必襲用洋文。劉半農就是個例子。劉氏擔任國立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時，曾禁止學生間互稱「蜜斯」，規定以「姑娘」代替，引起軒然大波。

《北平晨報》甚至出過一期《蜜斯和姑娘專號》來討論此事，《世界日報》《大公報》也都有人撰文抒論，亦有人開玩笑謂當把「蜜斯特」改稱為「姑爺」。劉半農乃辯解云：「女子稱謂之名詞，國語中並不缺乏，為保存中國語言之純潔計，無須乎用此外來譯音之稱呼。」（1931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報）他的說法，又多麼像張之洞、張百熙呀!

例子我不多舉了。總之，五四運動的許多問題，要從清末民初的中小學堂教育去看，才能理解是無疑的！

五四運動，曾被類比為西方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我也同意這種類擬，但所謂啟蒙，或許應該另做解釋。因為：啟蒙，中國傳統上就指針對小孩子的開蒙之學，一般稱為「蒙學」，用以啟蒙。而五四運動之興起，便可視為清末小學啟蒙教育向大學的延伸發展；其內涵，也不脫蒙學教育之色彩。

啟蒙教育，是使人認識世界的初級階段教育，所以要將復雜的世界簡化為淺易的教科書，將之編組為一套淺易知識，授予接受啟蒙的小朋友。五四運動後所出現的《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小說史略》等等都具有這種性質。把各種知識及傳統事物，重新簡化，構成一個簡單的系統，俾便掌握。

晚清之啟蒙教育，本身又是對傳統私塾義學蒙館的反動，具有改革舊制、講授新學，以使被啟蒙者認知世界新局勢，接受現代新觀念之作用。如此啟蒙，亦正為五四運動之鵠的。

在這種教育改革運動中，不只蒙學堂、小學堂屬於啟蒙教育，整個新式學堂教育體系，其實就是著眼於啟蒙的。因為改制的起因，就是感到國民普遍無知，以致國力衰微。惟有推動教育改革，充分啟蒙，方能使一般國民「知書」「達禮」，進而強化國力。

因欲使民知書，故啟蒙教育須提供基本知識，例如使人民識文字懂算術，略曉史地理化等等。因欲使民達禮，擺脫椎魯粗俗的生活，故啟蒙教育又須提供國民基本教養課程，以達到強國的目的。

五四運動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因欲使一般國民均能享用文學、使用文學，故提倡白話文學、國語文學；因欲使一般國民都能具有文化教養，故五四運動頗致力於改造國民性，認為當時男女仍多獸性、奴隸性，須漸漸轉移風氣。而其目的，則也是希望藉此以強國。

這也可謂以淺俗進行整體社會的教育改造。古人反對「以艱深文其淺陋」，五四新文化諸公的努力則是「化深刻為淺俗」，要把一切都「拉下神壇」。

然而，它提倡之新道德新思想，係參酌西方而得來的，不免被反對者指摘：「不奴隸於中國，轉奴隸於外人」。它那簡易淺顯的文字文學及思維，又到底是啟蒙了理性，還是把大學辦成了小學蒙館呢？

看看五四以來的大學、看看五四以來的思想界，你一定會有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