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旗風波

新亞書院一直以雙十節為校慶，校內也會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然而1960 年開始，在港府施壓下，掛旗不再，校慶亦改在9月28日孔子誕辰。

錢穆曾解釋為何要以雙十節為校慶，他說：

又說：

又說：

本校創辦之初，是一所流亡性的學校，教授或學生，大都是流亡來港的。每逢國慶，就抱著興奮熱烈的心情，在精神上將國家與學校的前途打成一片。(1957 年校慶講辭)

大家在亂離流亡之中，感慨更深。我們深覺得，我們各個人的生命與國家民族的興衰息息相關，沒有國家也就會沒有了我們，更會沒有了我們的團體與事業，所以就將我們學校的校慶寄附在國慶那一天。(1960 年校慶講辭)

可是，站在港府的立場，其對台灣政治勢力介入香港教育頗具戒心，一再要求新亞申明政治中立，還不時插手新亞的人事招聘。雙十暴動 1956 年發生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更加成為禁忌，港府覺得新亞不宜再掛此旗。儘管新亞方面一再解釋，掛旗只是反映辦學的重要理念，即：為了表達民族感情，代表學術思想的自由和整全性。港府始終不接受。又部份妥協方案如在學校的室內掛旗，或只於校慶日掛旗，港府都不許可。教育司高詩雅聲稱：

適值新亞書院 1959 年取得港府資助，王瑞說：

由錢穆、唐君毅和張丕介當年創立的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並奉中華民國為正朔，一直口誅筆伐中共政權；不過，隨著新亞在五九年接受政府資助，新亞再沒升起青天白日旗。七三年九月，新亞刊物《新亞生活》棄用民國年號，改用公元。(＜新亞書院早已不舉 - 沒有張揚的扯旗事件＞)

書院亦一直希望獲港府承認資格，好讓畢業生將來就業前途更好些。

加上作為主要資助者的雅禮協會，初時充當新亞與港府的中間人，保證堅決支持書院經營，及後卻漸漸倒向港府，向新亞施壓，說新亞取得大學地位很重要，否則很難為新亞尋求資助。

事件爭持一年多，新亞最後召開校務委員會議，決定不會在該年的雙十節掛旗。值得注意是會上眾人的反應，皆情緒激動。唐君毅向學生解釋不再掛旗的原因，大家一時間竟痛哭流涕。

唐君毅則由始至終堅決反對妥協：

我力主對懸旗事不能讓步 (9 月 29 日)；下午校務會議，議決國旗事暫忍痛遵港府命令停掛，另組小組會計劃來年不受港府津貼辦法 (10 月 8 日)；明日為國慶日，對新亞而言則為校恥日也 (10 月 9 日)。

錢穆本為掛旗風波提早一個月回校斡旋，無奈改變不了。

翌年 (1961 年)，無人再提掛旗，校慶亦由 10 月 10 日改成 9 月 28 日孔子誕辰日，錢穆解釋：

因我們感覺把國慶當校慶，容易引起外界誤會，或以為我們的學校是太過富於政治性。我校理想以提倡中間文化為目標，我們更該側重在文化教育性方面來慶祝，故把校慶日改在孔子誕辰。(1961 年校慶講辭)

後來因這日子有糾紛，大家知道，這裏有兩個國慶日，十月一日和十月十日，為此引起了許多糾紛，我們為避免這些糾紛，就把校慶日改在今天。(1964 年校慶講辭)

這其實已是一種無奈的妥協，不復當年的豪情壯志。

錢穆不久決定引退，離港赴台，左丁山指是他的創校理想「被妥協」使然。不過，他安排了有中華民國背景的吳俊升赴港接任，教育司對此大為反對。

1960 年是新亞精神隕落的開端，至中國大陸文革期間，當時新亞已併入中文大學，連擺放孔子像都成為問題。

唐君毅給程兆熊的信：

致陳榮捷的信：

唐君毅卒之選擇：

新亞精神至此消亡！

[參考書目]

1. 周愛靈，《花果飄零 - 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2. 周言，＜余英時與中大改制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