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乎用「歷史」這個詞來諷刺！

一位學者，成長於某個時代之中，他的學問，必然會烙上時代的印記。但並不是每一位都能掌握時代的問題，代表他那個時代發言。

由後人來看，歷史的脈絡及問題的癥結，清清楚楚地攤在那兒。可是身處局中，存在的憂慮與實際情境的變化，卻往往不易摸清問題的底蘊或抓住問題。

這只要看我們今天臺灣「統/獨」之爭、大陸對美國硬懟/和睦之爭，就可曉得。

而假如一位學者真能呼應時代與社會、代表他那個時代，他在歷史上當然就能占有相當的地位。可是，時移世易，舊的問題、老的關切，不再成為新時代的寵兒時，他又難逃湮滅不彰的命運。

這裡，似乎就蘊涵著一個難題；不反映時代、不切合社會，不能成為真正的思想家；太貼合時代，又將使思想成為芻狗或敝屣。

這個道理，具體放在我國歷史上說，真是可以找出無數例證。

王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

他是南北朝長期分裂情境中孕育的學者，用心所在，端在如何黜胡專華、統一中國、揭揚人道。可惜有志難伸，只能講學於河汾。他自己以孔子自詡，當時人也認為他是當代孔子。

但太貼合時代的結果，是新時代完全遺忘了他，以致後人還不免懷疑他「河汾講學」只是一則杜撰的神話。

現在，不要說一般人不曉得他；就是學者，讀胡適、馮友蘭、勞思光等人《中國哲學史》出身，也連這一位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儒都沒聽過了。

這實在有點悲哀。

不過，歷史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分裂的年代，不只在南北朝；胡風亂華的危機，也不只有南北朝；人的價值與尊嚴不被重視，更不只是王通那個時代。

同樣，思想雖可能緣於時代的切膚之痛，卻仍有它普遍的價值與意義，不見得脫離了時代即無可存活。

而且，王通固然最真切深刻地代表了北朝儒學的精神與學術規模，可是他又不全然與北朝諸儒相同，不乏獨行天壤、遙契古人的趣味。

這也就是說，在王通的學問裡，含有一些超越了時代的東西。這些東西，使得他在所有北朝儒者都被歷史遺忘以後，還能熠熠發光。

例如晚唐皮日休認為孔孟以後，可以直接孔孟的，就是文中子；又說：「孟子荀子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世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司空圖的〈文中子碑〉也有同樣的說法。

宋朝以後，如柳開、石介、阮逸、司馬光、朱熹等，都接受此說。《小學紺珠》記載：孔道輔繪孟柯、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五賢於兗州夫子廟。後來金章宗明昌年間設立的五賢堂，祀的也是這五位。可見北宋和金朝之際，言儒學者，所見略同，王通地位是極高的。

這種重視王通，並且把王通納入儒家道統的做法，顯示了兩個問題：

一是王通之學，如何在隋末唐初盛唐長期湮沒之後，卻在中晚唐重新得到認識？這中間，其學問是否曽有流傳？

二是中晚唐如劉禹錫、皮日休等，如此推崇王通，直接以韓愈為王通的繼承者，以及宋人把王通納入道統中的行動，是不是也暗示了中唐以後新文化運動及宋代理學，與王通頗有關係？

王通之學在初盛唐是否曾有流傳？按理說，自然是有的，但文獻無徵。

今所知者，僅王氏家族中仍保存或傳習這套學問而已；河汾諸弟子，則下落不明。或許他們也隱居不仕了，學問由此曲折地傳承著，亦不無可能。

例如隱士趙蕤、遊俠李白這一類人，學問就與王通極有關聯。

趙蕤也是一位現在默默無聞的隱者，其實他著有《長短經》，思想不俗，並是李白的老師。李白那麼自負，即因為身上懷有趙蕤那一套王霸之學。

據《四庫提要》說：「《長短經》皆談王霸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為十卷。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為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為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活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

《唐書．藝文志》作《長短要術》，四庫館臣以其書名類似戰國策士書，即判斷它源出縱橫家，實在太過草率；幸好後來還是從內容上認定了它不悖於儒者。

依趙蕤自己的序，王霸之學是建立在對「時」的理解上。時移則事異，「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

所以他不同於一般儒者之尊王賤霸，而認為治國必須通於時變，霸道雖雜合黑白，不純用德，但是期於有成者，可以不問所以；論於大體者，可以不守小節。

這似乎也是孔子所謂「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之意，但「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多迂遠不切事情。《長短經》力評論時變之義，遂有「反經」之說，以為：「理國之要，以仁義賞罰，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為害，故著反經一章以明也。」

因反經，所以又有〈適變篇〉。但反經適變，並非流遁於利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又接之以〈正論〉，說：「反經、是非、通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宿，作正論以質之。」

這即是《長短經》的大旨。雖主王道，而不廢權變。卷一卷二談王道治國之大體；卷三由〈反經〉到〈正論〉，是講究因時適變，但又要變而不失其正；這無疑是與王通極為相似的。其正論，全據六藝，亦與王通同道。

注意時的哲學，必然重史。《長短經》卷四為〈霸圖篇〉，歷敘秦漢迄於隋滅的歷史；卷五為〈七雄略〉，敘週末戰國七雄的興衰；卷六為〈三國權〉，敘漢末分裂至晉武統一，並以隋之滅陳相對照。這三卷即是史，先敘後論。

其論點，第一也與王通一樣，特重人道。如他以田氏纂齊、六家分晉為人之始苦也。又批評干寶那種「帝王之興，必俟天命」的想法，說：「自秦漢迄於周隋，觀其興亡，雖亦有數，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賢豪，為人興利除害。其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無度」「亂政虐刑，所以資英雄而自速禍也」「有徳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立場與王通也是一致的。

而二人也都主張封建，趙蕤以為：「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謂候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理之具，但經始圖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故貴於五等耳」。在對法的不信任中，選擇封建，只是因為它可能較少禍害。

這種態度，是由歷史的觀察中生出不忍之情使然。

順著這人道的重視與歷史的不忍，趙蕤遂與王通同樣，批判了南朝的政權，而以魏晉北朝為正統，〈三畫權篇〉所謂：「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合數將滿矣」，明以中原為中國。

但趙蕤畢竟不是北朝的學者，所以在此並未觸及華夷之辨等問題，只是依「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懼誡篇）及道德判斷，認為南朝無德無人，故應當滅亡。

換言之，趙蕤與王通，持論實極近似。甚至我們可以說，把王通學說中刷去那因時代感所激發的因素，幾乎就等於是趙蕤的哲學了。這當然不是說趙蕤毫無創見，也不是說二人全然一致，但學術性格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北夢瑣言》說趙蕤曽注《關朗易傳》，似乎也顯示了他與王通之間微妙的學術淵源。

王通之學，雖不能大行於隋末唐初，但既有王氏家族傳習不絕，河汾子弟散布四方，又有如趙蕤一類人祈向相通，則由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上說，中晚唐重新認識文中子的活動，就一點也不突兀了。

再從王通之學與時代的關係上看。

唐初是個經學統一的時代，由太宗至高宗朝完成的《五經正義》，代表了章句經義的重大成就，也形成了唐代的官學系統。

然而王通自始即反對如劉炫一類義疏章句之儒，而主張掌握孔子周公一以貫之之道；其後又隱居不仕，樹立隋唐之際民間講學的典型。——所以王通之學的存在與傳承，本身就具有一種與官學體系競爭的意義。

這種爭抗，到了中唐經學統一局面瓦解之後，自然就顯出了它的力量。

中唐以降，如林慎思的《讀孟子》《伸蒙子》、無名氏的《無能子》、羅隱的《兩同書》、譚峭的《化書》等，大抵都可視為唐代統一官學瓦解後的百家爭鳴，而王通也就在這個時代，重新得到認識。

由於唐代官學是以劉炫、孔穎達那種義疏之學為代表的，所以王通與劉炫的論辯，在這個時代就顯得特別重要。

劉炫所代表的是傳經之儒，顯示了箋注訓詁章句疏釋的經典知識與理解，可以說是儒家的「學統」。而王通則跳過了馬鄭諸儒，直接講周公孔子、談六經、論王道，開啟了儒家的「道統」。

因此，必須透過王通，我們才能準確地劃分漢備與宋儒的差異。

漢魏南北朝，主要是個詮釋整理經典的時代，所以是義疏的時代。經典、經典的權威解釋者，構成一緊密的環鎖。解釋者在講述經典之意義時，必須以言必有據、無徵不信的方式，引用權威注家的意見來表達我們對經典的看法，或分疏各家異同、甄明優劣是非。

唐代因「章句繁雜、儒學多門」而編修《五經正義》，更強化了這個特性。不但以誰的注本為標準有了規定，連義疏也有定本，非此即非「正義」。所以這是所謂章句之儒的發展。《論衡．書解篇》說：「說經者為世儒」，〈超奇篇〉說：「能言說一經者為儒生」，從漢至唐，儒林傳中就都是指這種經生、這種章句之儒。

可是我們曉得，從唐朝中葉韓愈古文運動以後，宋代即有道學之說，史書於儒林之外，別立道學一傳。道學也是儒，然非經生、非章句之儒，而以中明孔孟之道為職志。

這個傾向，在唐代中晩期即已非常明顯：韓、柳、皮等皆特別指出聖賢傳道之要。他們開啟了宋人論道統的先聲，乃是無可置疑的。

而王通呢？王通論孔子之道，不採經生進路，自然又應為中唐諸人之先聲。此即皮日休、司空圖等人特意點出者。

二君以文中子直接孔孟荀之傳，至宋，柳開亦說王通「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孫明復也以周孔與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並稱，孔道輔則繪孟、荀、揚雄、王通、韓愈五賢於夫子廟。可見王通在整個世界皆為經生章句之學的時代，開啟了學道之學，對中唐以降的學術發展，深具影響。

不過，宋代雖然很多人推崇王通，將之納入道統，可是我們不要忘了，王通是王霸之學。

王通只是以其學術規模為傳道而非說經，與宋人契合；而後來真正成為宋代道學主流的，卻是程朱一系，而程朱與王通並不全然一致。

所以朱子所編《近思錄．觀聖賢篇序》就說：「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不肯承認王通是傳道正統。

這就釀成了宋代一場重要的論爭。有人認為王通可接道統之傳，有人認為王通不夠資格。

這不是爭王通的地位問題，而更涉及了對「道」的了解。

宋代頗重文中子之學，阮逸龔鼎臣注之、浙間陳亮等宗其學、朝廷考試也以文中子命題。而朱子對王通的評價，更在荀揚之上。

他不同意王通的，只在於（1）王通好高自大，急著要做孔子，所以書中妝點人物、誇張事實；（2）雜於老釋，不能嚴守儒者規矩；（3）論文史及時事世變雖好，但無本體工夫，不注重心的修養，所謂：「大本領處不曾理會」，「只是外面恁地，裡面卻不恁地」，「有用無體」；（4）權義關係、王霸之學，並無必要，歸於義、歸於王即可。最後這兩點，正是朱子與永嘉（所謂浙問英邁之士）爭鬥的地方。

《語類》一二三載：「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 可畏！」可見當時永嘉之學勢力不小。然朱子以為：「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個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

並批評陳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是不曉得「古人紀綱天下，凡措置許多事，都是從心法這裡流出，是多少正大。今若去逐些子搜抉出來評議，恐不得」，所以不能從事上看，必須論其心。

依朱子看，這裡只重事功而不論心法，或從事功的成就上說仁義王道，根本即是一種功利之學。

他與永嘉學派正面為此交鋒，則主要有兩次，一是劾唐仲友，一是與陳亮辨王霸。兩次都轟動朝野，後一次更被牟宗三視為中國哲學史上十大爭論之一。

淳熙九年朱子劾唐仲友事，是因唐仲友在台州，刊行了荀、揚、王通、韓愈的集子；此四家，皆朱子所不盡同意者。唐氏次兄仲義與陳同父均為何茂宏婿，雖唐氏與陳同父並不非常融洽。但由這點看，似乎二人之學均與王通有關。

例如王通論王道重在得民之心，且不以成敗論德，唐仲友論王霸也以為：

「王、霸之道，起於用心誠與不誠之間。至其成就，乃有天壤之異。故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為仁，霸者亦為仁；王者為義，霸者亦為義……及其自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以為利」，並不從事功的成就上論王霸。

其次，三代為王道，漢唐雜霸，但漢唐畢竟仍有可取法處，唐伸友的意見也近於王道，認為：「繼周之後，獨漢為盛」，「高祖之創業近於無心」；唐太宗「天資有餘，而學道不足」 ，但「身盡創業守成之懿」。都是尊王道而不盡貶漢唐。

至於他的「建極說」，更是接近王通的皇極與復性。《帝王經世圖譜》卷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中，性不得為異。……盡性者聖，復性者賢，建用皇極者，善民之習而復其性也」。諸如此等，固然不可能全同於王通，但淵源關係實頗清晰。可惜唐氏800餘卷著作，今存者僅24卷，否則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關聯。

陳亮與王通的關係就更明確了。大概在陳氏類次《文中子》時，呂祖謙曽跟他通信商兌，所以才能明其底蘊。

而且，陳亮之用王通說，不是枝枝節節的采摭，而根本是整體思想架構的接受。他曽編《類次文中子》一書，又輯〈文中子附錄〉，論漢唐、論王霸，皆用王通義。《宋史》本傳說他「自孟子後，惟推王通」，一點也不冤枉。特別是王通的通變、行權、雜霸，影響陳同父最大。強調通權適變，更如《長短經》。

可惜這個立場朱子全然不能理解。因此他與朱子辯英雄、論漢唐、言王霸，往復數十通，而朱子只看到他承認漢唐、承認權變，就痛心疾首，以為陳同父是以成敗論是非、是看重漢唐的事功、是陷在利欲膠漆盆中、是「王霸並用，義利雙行」。

後世學者多糊塗，不知朱子並不能理解王通、陳亮，竟根據朱子對陳亮的理解，來大罵陳亮。一直到現在，勞思光還說陳亮之意是以為凡能成功必有其「理」的事功之學；牟宗三還說陳亮是只肯定英雄生命之原始價值的英雄主義，只落在生命強度之實然狀態中。真是冤哉枉也。

另一批人，則聽到理學家談王道、說仁義，就覺得迂腐，反而向往事功、崇拜英雄、鼓吹霸道、高談成功學，所以又以此推崇所謂陳亮「永嘉事功之學」。這也是指鹿為馬，令人為之嗚呼！

但也難怪。陳亮之說，本自王通來。可是在當時，朱子即已不能了解王通，也不想追溯同父的思想淵源來了解同父，僅直覺地認定他們「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這與陸象山說：「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為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一樣，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不能平心以察、公心以聽，了解王通陳亮在說什麼；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因自己的哲學與王通不契，才會導生出這樣激烈的反應。

也就是說，宋代理學之論王道，固然以王通為先導，可是自程伊川以後，理學其實已發展出自己的方向和對道的理解，其義理及規模，業已突破了王通的形態。

朱子及象山對王通的理解雖不恰當，然而朱子批評王通無本心工夫，不重視心的修養；且認為權義並舉沒有必要，應一切以義、以王道為依據。這兩點也不能說不是王通的弱點（起碼在理學家看來是一種弱點或「病痛」）。宋朝或後來的明代理學，大概就從這兩處再予深入發揮，形成浪瀾壯闊的發展。

在這個大趨勢底下，陳亮雖以挑戰權威、反對程朱的姿態，提出抗辯，但實際上他反而是守舊的。不管朱陳之辯孰勝孰敗，大趨勢只是在此形成一個小回瀾，打個旋兒之後，便又再浩浩蕩蕩朝前奔流了。

王通，這位隱者，遂將再度隱沒在新的學術潮流之外，歷元、明、清，皆在若存若亡之間，不再能介入思想史的爭論與發展啦！

王通這樣的例子，講起來，頗讓人喟然。因為他很像孔子，活著時，不能得志行道。死了以後，學說尚能流傳，本來也可算幸運，足以發揮其影響，達到「死而不朽」的作用。但最終，所謂影響，逐漸淡出，或竟被誤解成為其反面之物，或成了要當新權威的人的反對物，批判，然後遺棄之。

思想史之規律，大抵即是如此。偶然思夫子，蕭蕭感河汾，秋風，又繼續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