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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之爭

近些年大陸持續的文化熱點並不多，國學卻是其中之一。電視上大開講壇，品三國、論孔子、說紅樓，其出版品亦往往熱賣。學校則開辦各式國學班，或融歷史於管理之中，或擷取古人智慧以供商戰之用。流風所及，民間人才培訓機構也大談中國式管理。青少年部分，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據云十年前就已有七百萬人參加。依國際儒學聯合會的估算，以各種途徑普及儒學的青少年超過一千萬，其背後還有二千萬家長與教師參與。這種推估，證諸各城鎮縣市林立的書院、私塾、兒童讀經班、國學班、才藝教室，可說毫不誇張，人數只多不少。

文化現象上的熱點，其實常伴隨著爭議，而此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兒童讀經。二〇〇六年胡曉明所編《讀經：啟蒙還是蒙昧？》收集了五十三篇爭論，網絡上的帖文還不知有多少。到底讀經是啟蒙還是蒙昧呢？不只知識分子在爭辯，家長和從事教育工作者也很頭疼，大家都想知道這個答案。

「國學熱」中其他問題或許更值得討論，但論者集矢於讀經，鋪陳理據，申說然否，除了因涉及兒童教育，易於牽動關懷之外，這個論題還具有總攝所有國學現象的作用。

因為：假如讀經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行，那麼其他各種國學活動也就都不用辦了，這不是去批評誰說《論語》行不行那一類爭議所能比的。

同時，這個論題不只涉及眼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恩怨情仇，糾纏了一個世紀，碰到新世紀的讀經現象，當然會再度爆發。現在的爭論，其實正呼應著歷史上曾有的讀經之爭。

早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學部所擬《奏定學堂章程》中就已經提到當時社會上已瀰漫著一股廢經滅古的風氣：「唯恐經書一日不廢」。政府對此風氣深感憂慮，故規定：「中小學堂宜重讀經，以存聖教。」

古代中國人自幼受教，無不讀經，讀經從來就不是個問題。可是晚清的局勢，使人體會到再讀這些老古董，恐怕即要亡國滅種了，欲求富強，唯有廢經。

喔，不，準確地說，乃是拋棄舊經，改習新經，向西方尋找真理，開始讀洋經。當時大家就多覺得：讀洋經，學西方，才是進步的，開明的；繼續讀中國經典則是保守落伍。如清政府那樣，規定中小學讀經，便是保守勢力對新趨勢的反撲。

這種讀經與廢經的爭論，此後便一再反復上演。

宣統三年四月，初等小學的讀經一科即已廢了，民國肇建，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更明令小學廢止讀經。

民國四年袁世凱任大總統時，雖提倡孔教，恢復讀經，但袁氏垮台後，其《教育綱要》就遭撤除了。

直到十四年段祺瑞為執政時，章士釗擔任教育總長，才又決定讀經。可是章旋去職，此案亦未實施。

民二十年南京開國民大會時，也有提案主張列經書在課本中，然也沒結果。倒是湖南廣東等省，下令中小學讀經，一時蔚為風尚，頗令主張讀經者鼓舞。唯人亡政息，乃亦不了了之。

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讀經之議，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

綜觀整個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由晚清到上世紀末，中國的總體動向是求新求變以救亡圖存。因此反對讀經者佔了主流優勢，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附和或主導這個趨向。

認為中國救亡圖存亦不可因而忘本的人士，在形勢上居於劣勢，在語言上也頗吃虧，因為他們往往也反對白話文，故其主張讀經的論點不僅讀來缺乏新鮮感與時代氣氛，也難以喻眾。

不過民國二十三年前後，情況略有不同。前文說過，民國二十年國民大會已有人提案主張讀經了。二十三年中央通令全國恢復孔子誕辰紀念，且派人親臨曲阜祀孔，又重修孔廟，優待聖裔。這代表原先支持新文化運動的氣氛及其相關政治力量有了些改變。

二十四年一月，薩孟武、何炳松、王新命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更可顯示社會上對於「向西方尋找真理」這個路向已有成氣候的批判力道。

這個宣言，馮友蘭曾猜測它是國民黨授意的。這當然不是，不過國民黨確實已從本來支持廢經的立場轉而向讀經傾斜，當時主持文宣工作的陳立夫，就比較支持讀經，整個黨也較傾向《宣言》的態度。

形勢如此，二十三年七月，許崇請發表文章反對中小學讀經，他在廣東省政府中省府委員的職位就被撤掉了。二十四年一月，胡適去香港接受學位時，因在演講中反對廣東省政府規定中小學生讀經，結果原先在廣東已約好的演講也被迫取消了。中山大學教授古直還通電聲討胡適，請求廣東政府課以極刑。因此可說這是晚清以來讀經與廢經雙方最勢均力敵，足以對抗的時代。

在這段時間，有一部文獻，甚能突顯這種對比的張力，而可供今日吾人參考。那就是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何炳松主持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時，發函給學界專家，諮詢對於讀經的看法，並將意見七十餘篇編輯成的專刊，《教育雜誌》廿五卷五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版。

何炳松元身的專業是西洋史，但我說過，他的文化立場乃是中國本位的。因此他編這個集子，雖貌若多元，將所有回函分成贊成、反對、相對贊成或相對反對三大類，並提倡開放、平心靜氣的討論；可是在分類之前卻引了一大段國民黨大老張群對他說的話，謂中國幾千年來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故一直有中心思想，晚清與西方接觸後，這個中心思想才動搖，新文化運動更是摧毀了它；唯摧毀了舊的，卻沒建立起新的，西洋思想紛至沓來，弄得大家徬徨歧路，至為煩悶云云。這段話，其實就表示了何氏自己的態度。

雖然如此，卻不影響這個專輯的內容。專輯裡的論者，涵蓋了當時教育文化界各派意見領袖，因此所論不管正反各方均極具代表性。贊成讀經與反對讀經的理由，跟今天也差不了太多，有不少還講得較今人持論深入，故至今仍甚值得參考，不僅因它具有歷史意義而已。

例如由各文章所敘，我們可以了解到當年讀經之爭的對立有多麼嚴重。古直等人想把胡適殺了，以儆效尤，反對讀經者又何獨不然？錢基博說他於民國二十一年去上海的高等教育問題討論會時，因提案尊孔讀經，大受與會諸大學校長揶揄，謂其「不成話說，不意今日而尚有此不成問題之提案」，對之嬉笑怒罵。

可見反對讀經者視提倡讀經者為頑固，保守、落伍；主張讀經者認為反對讀經的人是數典忘祖、斲斷民族命脈，彼此都瞧著對方極不順眼。這樣的態度，其實到今天也沒什麼改變。反對讀經者，說提倡讀經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主張讀經者則痛批一九一二年廢除讀經是「經書之厄，甚於秦火」，所以要對兒童重新啟蒙。

情況之所以如此，在於大環境結構類似。中國目前基本上仍處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可是在經歷過摧毀傳統式的激進方法後，社會上又出現了應正視傳統文化的呼聲。這跟當年的情境是頗為類似的。二〇〇四年許嘉璐、龐樸等人發表的《甲申文化宣言》，不就恰好與十教授《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論調相似嗎？

當然，這也不能說幾十年來我們還在兜圈，跟當年一樣，沒啥進步。而是透過這些論爭數據的對比，我們才能真正深刻地認識到我們的歷史處境；在讀經爭論的歷史對照中，也更能看清自己的位置，並思考爭論的出路。

如昔年的讀經爭議，背後其實一直有著政治力量的角力。清廷倡讀經，國民黨便廢讀經；反國民黨的勢力乃又倡讀經，如袁世凱、孫傳芳及上文提到的湘粵各省都是。

反對讀經者輒譏諷這些人根本不配提倡讀經，或直指他們是軍閥，批評主張讀經者依附政治勢力。但實際上，反對讀經的人靠不靠政治力量呢？一樣也靠。當時周予同說：「現在我們實際上是在反袁的政治系統的國民黨統治之下，我不知何以又有讀經的必要」，正透露著反讀經人士倚國民黨為奧援的心理。

擴大來看，這也是昔年推動文化工作者十分普遍的思維或現實，須藉某一政治勢力才能成事。

如梁漱溟辦鄉治，原先就依托廣東的李濟琛。李濟琛不就因推動讀經而備受自命開明的反讀經人士之譏嘲嗎？廣東政局改變後，梁又去河南，在韓復榘支持下辦村治學院。中原大戰後，韓氏轉任山東主席，梁亦轉往山東辦鄉村建設研究院。若按反讀經人士之邏輯，這豈不是一直仰賴著軍閥的勢力嗎？

但問題不應如此看。壞人亦可能幹了好事，論事析理，不當以人廢言，亦不能以人身攻擊來轉移問題。其次，當年想做點文化上的事，沒有政治上的支持，恐怕是不成的。此理，放在今天看，大概也是如此。

再從政治角度說，一個政黨或政治勢力，雖說主要靠合法或非法的暴力（也就是槍桿子）來維持，但赤裸裸的暴力並不足以確立其合理性。因此它都需要有文化政策與文化施為來塗澤說明之。每一政治勢力，皆需假借一套文化語言來表述自己，就是這個緣故。政治勢力支持某一文化立場，而反對另外一些主張，遂亦成為實際上必然發生之事，避也避不開。文化人因勢或趨勢，以推動自己的文化理想，因而也是必然的，無可厚非。

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政治勢力不盡可恃。有些時候，所依憑的政治勢力垮了，文化事業遂也付諸流水，搞不好還要做為代罪羔羊，挨批挨整；有時候政治利益改變，政治勢力所支持的文化政策及措施便也會幡然改途，令文化界訝今是而昨非。如認為國民黨將一貫支持新文化運動、反對讀經的人，發現國民黨已轉而提倡中國文化本位，必會感到錯愕那樣。近年的例子，更是不用說了。

因此，通過當年這些論辯，足以讓我們看清知識界文化人在推動文化事業時應有的分際，避開運用政治力以達致理想的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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