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如老生常談，認識文化的途徑通常有二：知識（knowledge）或是經驗（experience）。而大部分應該與我雷同：除了育養我們的古典中文知識圈之外，對於他者的文化脈絡通常隔靴搔癢。就算有了第一外語英文（或日文），頂多將自身的知識推及到英文（日文）視野，然而知識也不見得落地，語言背後的思維系統才是根本差異。而這也是為何就算語言流利，到了外國生活依舊避免不了衝擊，得詳加適應，才能在異地過起自適的生活。
而法國（France），遠端的西洋之國，與台灣的淵源不深，其形象當然就更趨模糊。要能實際接觸法國，通常得要刻意花時間閱讀學習，在選擇不多的資訊中消化咀嚼，才有輪廓。我的法國經驗也不能說多深刻：大學輔修文學，有幸讀過幾本作品，修了幾年法文。而我最早的直接經驗也是觀光客，在聖誕週寒冷的巴黎街頭逡巡；而後，就因為申請了學校，自 2019 年住在巴黎至今。
然而有件事情，打從第一次在巴黎當觀光客的時候就一直徘徊在心底，時不時感到異樣。這個朦朧的感觸難以命名，每回遭遇時卻總又加深我對這感覺的體悟，姑且就只能稱它為法蘭西的暴力美學。
Pont de Alexandre III 亞力山大橋，巴黎華麗的塞納河景色。
暴力美學的意思是這樣的：法國是一個對於精緻之美非常著迷的國度。這種精神深及每一個角落，萬事都有一套精緻的技藝與標準，無論載體為何。這種癡迷套在正向事列時是一種歡快的體驗：甜蜜的糕點、婀娜的服飾、典雅的擺設、華麗的市景。而這也是巴黎這座城市之所以讓人流連忘返，也是法式文化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想像，風靡世界的原因。
然而此種精緻之美若與負向事列掛勾，就不見得是如此單純的體驗了，如果精緻之美背後的代價是違逆正義與公理、與殘暴相生，這種「美」與「惡」的連結時常更顯異樣鬼魅。我有時候回想起大學時楊植勝教授的美學課，就曾經有一次小組討論在議論這個主題：美是否該為道德服務？判斷美學價值時是否要涉及道德評價？凡此種種。我當時的生活經驗並不足夠讓我有明確的判斷，就算有立場也多是以淺顯的個人倫理出發。然而走過一趟外國，也才發現這原來是一個如此懾人的主題，因為法國這個環境，或是它的文化脈絡，竟會讓我時刻憶起這些問題，躊躇不已。
我第一次有此種異樣情緒，是 2014 年在巴黎當觀光客時發生的。當時去了歌劇院（Opéra Garnier），對於眼前金碧輝煌的建築驚嘆：原來城市可以成為這種樣貌。然而我卻也幾乎在同一個瞬刻感到一陣惡寒，因為走過這麼多歐洲城市的我明白，要將城市蓋成巴黎此種等級的金碧輝煌，背後必然是巨量的代價：稅、資源、時間。沒有執政者的一意孤行，或是沒有人民對此等美麗的執著，巴黎不會是此等樣貌。也許是我作為台灣人的經驗敏感，立刻聯想起建造歷史性建築背後的強硬意圖，是巨大的權力宰制的壓迫。面對眼前的壯麗時，我感受的除了巴黎之善美，卻也有一部分，是暗流之中潛藏的憤怒。
我第二次有這種情緒，發生在 2019 年。成為了巴黎商院的學生後，與法國同學們約著以徒步方式探索巴黎。我們的出發點從巴黎市政廳附近，里沃利大道開始（Rue de Rivoli），自羅浮宮側門進入，穿越玻璃金字塔，走入杜樂麗花園。全世界的政治中樞建築群莫不希望氣勢滂礡，繁花似錦佐以康莊大道，的確充滿帝國統治的痕跡。我們走到路途的終點，停留在一個偌大的圓環上，中央立著方尖碑。往後看去，再繼續走下去就是香榭麗舍大道，更遠處就是凱旋門。圓環四處連接道路，車流橫溢不絕。
我當時對巴黎的印象還沒從點連成線，不確定我們駐足在哪裡，只聽法國同學微笑跟大家說：「歡迎各位來到巴黎最知名的景點之一，這裡是協和廣場（Place de Concorde）。」我才轟然醒悟，這個可以寬廣到可以萬眾朝聖的地方，就是法國大革命斷頭台的立足之處。就是在這裡葬送了一萬六千人生命，包括路易十六與瑪麗安東尼皇后。廣場濺血，萬頭攢動，猶如觀賞巨星風範。革命的暴力與激情離我們並不遙遠，而如今這依然是巴黎初秋微光下米白色的美麗廣場，噴泉流水湧出，有如優美的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