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誰的史詩？誰的電影？

「每個人的初戀，都像史詩電影一樣偉大」，這句話一說出口，彷彿觸動某個重要的機關，瞬間，情緒洶湧澎湃、直衝兩人心頭。

最初，Birdy闖進阿漢的生命，那桀驁不馴的姿態緊緊抓住阿漢目光；最初，Birdy帶阿漢去看那些他口中所謂的「怪電影」，帶他去偷戲院張貼的電影海報，帶他闖進戲院的小型放映室、啟動那部沒裝上膠卷的放映機、藉由銀幕上的投影作勢親吻；最初，兩人曾約定好要一起考上台北的大學、讀電影系，他們還編織美夢：將來要合作拍電影，Birdy當導演、阿漢負責寫電影主題曲。

最初，兩人的互動就像戀人般親密，但Birdy很快便意識到：他和阿漢的感情終究無法得到這個世界的祝福，於是他選擇疏遠阿漢，轉頭與班班談起「瓊瑤電影」式的、很不真實的戀愛。

「每個人的初戀，都像史詩電影一樣偉大」，阿漢這句話，是在挑釁、質疑Birdy所做的選擇；在阿漢的定義裡，Birdy和他的感情才稱得上真實存在，並的的確確讓他的生命因此產生山崩地裂的變化。

只是阿漢這句話不也顯得過於天真爛漫、很像瓊瑤電影裡的台詞？況且，何謂史詩、何謂電影？又到底該如何、該由誰來定義？

在許多人的定義裡，所謂「史詩電影」，應該要用冗長的篇幅來陳述，應該要穿梭於綿亙與廣袤的時空之中，劇中角色應該要歷經千辛萬苦、不時面臨刀鋸的威逼，情感的傳遞應該要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在許多人的經驗裡，所謂「初戀」，都是在無知的狀態下、用十分笨拙的方式開始並結束，就好像打水漂，因為力道掌握得不夠好、石頭拋出去的弧度不夠完美，在水面彈跳出兩、三個漣漪後，石頭便沉入水裡。

但那樣的初戀經驗，難道就如此令人感到羞赧？當我們自以為年紀逐漸老大、心志逐漸成熟，那些已經過往的事，難道就變得越來越平淡無奇、微不足道？

或者，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勇氣、不願好好去回顧自己初戀時期的模樣？又或者，其實我們也說過「每個人的初戀，都像史詩電影一樣偉大」類似這般天真爛漫的台詞，只是礙於顏面不肯承認？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這部電影便是要告訴我們：天真爛漫又何妨？平淡無奇又何妨？傷痕累累又何妨？畢竟，那些過往都是我們生命裡的刻度與標記，而我們也因為那些過往，成為現在、獨一無二的自己。

「每個人的初戀，都像史詩電影一樣偉大」，這句話猶如為阿漢與Birdy的青春愛戀做了註解，也可以說是電影的主旋律。從電影一開始在泳池裡的邂逅，直到電影末段、三十年後的兩人在加拿大街頭再度相遇，這句話濃縮了酸、甜、苦、澀…等情緒感受，更帶出一種「歷史感」。

這種「歷史感」可分作兩個層次：其一，阿漢與Birdy的青春愛戀，關於私人的事，我們暫且將之稱為「小歷史」；其二，阿漢與Birdy生長於戒嚴末期、解嚴初期，關於國家社會的事，我們暫且將之稱為「大歷史」。

電影描述1988年1月13日總統蔣經國病逝，隔天（1月14日）早晨，升旗典禮進行到一半，訓導主任衝上講台向所有人宣布：「即日起學校開始降半旗一個月，如果在期末考後、寒假前同學們有想去台北謁陵的，可以向學校請公假。」

阿漢與Birdy為了哀悼他們所敬愛的蔣總統而得到允許、得到充分的理由去進行這趟台北之旅。他們搭車抵達謁陵現場，急急忙忙換上制服、拉起布條、跟著眾人開始哭泣、祝禱蔣總統能榮歸天國。弔詭的是，本該為莊嚴隆重、屬於「大歷史」的場景，看在我們（觀眾）眼裡，卻顯得荒謬且滑稽。

另一方面，阿漢與Birdy因那趟台北之旅感情急速升溫，即便他們的感情不被允許、觸碰禁忌，但當兩人走在西門町獅子林大樓的長廊上聊起三毛、在點唱機前點播了蔡藍欽的歌、彼此述說對這個世界的期待與想像，當兩人窩在大樓某處角落交換外套蓋著安穩地睡著，兩人的「小歷史」，看在我們眼裡、所流露出的，是真誠與溫暖。

當阿漢與Birdy、兩個維特少年的「小歷史」對上國家社會的「大歷史」，究竟孰輕、孰重？電影本身並未嘗試給出明確的答案，只是透過場景的轉換，讓「小歷史」與「大歷史」得以相互映照，也讓電影有了更多值得玩味與討論之處。

尤其在片尾，阿漢與Birdy久別重逢，我們的國家不再搞偉人崇拜，社會對同志議題也有了較為開放多元的討論，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中年Birdy說出「其實我當時是很愛你的」時，中年阿漢的臉色會忽然一沉，那並不是責怪，而是滄海桑田的嘆息。

「每個人的初戀，都像史詩電影一樣偉大。」這句話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似乎顯得過於天真爛漫、不合時宜。兩個高中男生，會這樣講話嗎？

我們不妨回到電影所描述、阿漢與Birdy所生長的戒嚴末期、解嚴初期。當時台灣雖仍處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中，但執政者也清楚意識到：如果不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尤其是經濟層面），恐怕會導致人民有意識地、難以抵擋的群起反撲。

《刻》的開頭引用了新聞畫面，當時的新聞局長邵玉銘奉總統令，宣告台灣地區，自民國76年（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解嚴。解嚴令頒布後，黨禁、報禁也跟著解除；只是，這並不代表台灣社會從此就全面開放，也不代表人民的心靈與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阿漢與Birdy所生長的戒嚴末期、解嚴初期，就像天剛亮、眼前事物都還處於模糊曖昧的狀態。換個方式來說，籠子雖然被打開了，但籠外卻有隻看不見的手在阻擋著，在提醒著鳥兒：別太張狂啊，別以為自己可以飛得多高、多遠，你隨時有可能被抓回籠中關起來啊！於是，鳥兒只能在籠口踱步，遲遲不敢行動。

戒嚴末期、解嚴初期模糊曖昧的社會氛圍，其實也反映在電影與文學上。1970年代，瓊瑤的書與據以改編的電影非常暢銷、風靡大眾；到了1980年代，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來》等系列作品則在文青界傳誦一時。（註：瓊瑤與三毛的作品多由皇冠出版社出版，而皇冠出版社的創辦人平鑫濤在舊黨國時期為何能那麼吃得開，則又是另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瓊瑤與三毛作品裡的天真爛漫、虛無飄渺、不切實際，除了貼合當時的社會氛圍，也猶如麻醉劑，為那些想飛卻不敢飛的鳥兒提供了情緒上、暫時得以宣洩的出口。因此，對阿漢與Birdy、兩個維特少年而言，他們會看瓊瑤電影、聊三毛、像教科書似地學習用那種風格來對話並表達情感，其實很合理、並不突兀。

《刻》是一部愛情片，有對青春愛戀的追念；它是一部同志片，有對同志處境的捕捉；它是一部時代片，有對時代變遷的映照；它是一部藝術片，有對電影藝術的雕琢；當然，它也是一部商業片，有對票房營收的追求。就此而言，《刻》從企劃、劇本編寫，到製作、宣傳…等各個環節，確實有成為「史詩電影」的企圖與野心。

又，《刻》在預告片片頭以字卡秀出了：1984《鳥人》、1987《墨利斯的情人》……2017《以你的名字呼喚我》、2018《誰先愛上他的》等十幾部中外電影，似有向這些電影致敬之意味，同時也預告著：接下來將有一部電影會被標註在2020這個年份、鐫刻在觀眾的共同記憶裡。

《刻》的企圖與野心怠無疑義，只是，同時作為愛情片、同志片、時代片、藝術片、商業片，它要能兼容並蓄、獲得不同族群觀眾的認同哪有那麼容易？而當觀眾們各自承載著自己的期待與想像走進戲院時，對於這部電影的各種負面批評也蜂擁而至。

針對內容與選角，有人批評：為何《刻》的兩位主角總愛說著那些不著邊際的浪漫台詞？難道兩人要發洩情緒時只能對著遠方大吼大叫？有人批評：高中讀男校（或男女分班）照理說應該是呆呆傻傻地讀書準備考大學，哪裡還會有時間談情說愛？有人批評：陳昊森與曾敬驊的雙帥CP到了中年時期變成戴立忍與王識賢讓他們嚴重出戲，甚至建議還沒進場看電影的觀眾可以提早二十分鐘離場……

針對拍攝形式與電影史上的意義，有人批評：《刻》的剪接凌亂破碎，導致議題無法聚焦、都是蜻蜓點水地帶過。有人批評：為何到了2020、同婚已在台灣立法通過的現在，還要持續看那種同志遭受壓迫欺凌的電影？有人批評：電影試圖向幾部經典致敬，卻只能落入鸚鵡學舌、邯鄲學步的窘境，無法翻出新意……

有熱度、引發討論雖是好事，電影也絕非毫無缺點、無懈可擊，但以上所提這些負面批評，是否也有審查過度、為批評而批評的嫌疑？是否並未真正直指電影核心，而抹煞了電影編導…等幕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的努力？

除了負面批評，對於《刻》，我寧願給它多一點讚賞，畢竟在劇情編排、拍攝手法與演員表現…等方面，它確實打磨出2020國片的一番值得注視的圖景。

首先，有人認為《刻》與《盛夏光年》（2006）與《女朋友，男朋友》（2012）雷同，都依循著「兩男一女」的套路與公式去發展劇情。然而，事實是如此嗎？

在《刻》裡，班班的出現雖然讓阿漢與Birdy的關係出現鬆動，但我們都知道，班班只是Birdy為了躲避阿漢的藉口，她自始至終都只是不被愛的第三者。所以直到片尾，班班體悟到：過去所做的所有努力，不但害了自己一生，也害了Birdy，尤其那一句「他媽的」說得鏗鏘有力，也一股腦將她累積三十年的哀怨給吐了出來。

據稱在最初的版本裡，導演對班班這個角色有較完整的鋪陳，而目前在院線戲院所放映的版本，那些戲分大多都被剪掉了，當然也因此瓦解了「兩男一女」的預設框架。這樣做的優點，在於讓觀眾更能聚焦於阿漢與Birdy的情感角力上，讓兩人的同性戀情在電影裡顯得更厚重、更有份量。

就我的觀察，當《刻》裡的女性角色（包括阿漢媽媽與班班）被弱化時，使得它在某種程度上更趨近於一部男性電影。它以阿漢做為核心，輻射出不同層次的同性關係，除了阿漢與Birdy，還包括阿漢與歐神父，也包括阿漢與大巴。

阿漢、Birdy與歐神父在性傾向上是男同性戀，而大巴呢？在電影裡，我們不難觀察到：Birdy為了接近阿漢而翻過了大巴等四人所構築的那面牆，此後，大巴三番兩次找Birdy麻煩，還反覆叮矚阿漢少接近Birdy這個「咖仔」，就連三十年後的同學會裡，第一個跟阿漢搭聊的也是大巴。

究竟大巴對Birdy的情愫我們該稱之為什麼？原先我還有些疑惑，但在跟某位影評朋友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一致認為：大巴的角色其實是個「深櫃」，而《刻》的編導或許是想藉這個角色來凸顯：即便到了2020的現代，越來越多人願意向他人坦白自己的性傾向，但仍有許多人選擇將自己鎖在櫃子裡，甚至還可能高舉著「反同」的旗幟，那種矛盾心理，是值得深究的。

再者，我想談論《刻》的剪接問題。電影第一場戲，歐神父將頭破血流的阿漢帶進辦公室、準備為阿漢處理傷口。歐神父先是關心地詢問阿漢「幹嘛為愛情打架」、「是哪一班女生」，接著阿漢開始倒敘他與Birdy相遇的經過。

電影在前三分之二利用大量的交叉與平行剪接，這種非線性敘事，其實是典型的劇場表現手法，為的是使故事能在有限的人物與場景中製造豐富、多層次的變化，例如李國修在老師在《京戲啟示錄》裡便藉由這種手法堆疊出「戲中戲中戲」的複雜網絡，藉此以緬懷已逝的父親、中華商場的起落，以及那個已經回不去的、京戲的黃金年代。

無可否認，《刻》的剪接手法挑戰著觀眾的觀影習慣（大多數人都習慣於線性敘事），因為大家必須在觀影過程中多耗費一點腦力去拼湊故事全貌。我可以理解有人對於這種剪接手法不甚習慣、需要適應，但倘若只是基於自己的不習慣而任意批評電影剪接得凌亂破碎，不就失去一種觀影的樂趣了嗎？

但也有另一群自稱「影癡」的觀眾，他們擁有豐富的觀影經驗，他們為大衛林區的《穆荷蘭大道》與2019最夯台劇《想見你》而燒腦、看得興致盎然，卻對使用類似剪接手法且相較之下單純許多的《刻》充滿莫名的怨氣，究竟又是基於什麼心態？是因為它不夠燒腦？

另外，《刻》的攝影也令人印象深刻，片中幾場關鍵戲，例如：大巴等人在教室走廊追打Birdy警告他最好離阿漢遠一點、Birdy爸爸得知他被留校察看後怒氣沖沖衝進學校辦公室不由分說便拿起報夾暴打他罵他「缺角」，都採用近乎「一鏡到底」的方式完成。

尤其那場浴室戲，車禍受傷、嚴重骨折的Birdy原本抗拒、不讓阿漢幫他洗澡，但當阿漢碰的一聲將淋浴間的門關上後，在那個逼仄狹窄的空間裡，兩人也有了最貼近彼此的身體接觸。（註：這場浴室戲，攝影機共擺了上、中、下三個鏡位，整場戲約由四到五顆鏡頭組成）

我們可以發現，從Birdy貼著牆壁、阿漢的手在Birdy身上由上往下移動、阿漢開始幫Birdy打手槍、Birdy轉身、Birdy達到高潮、兩人轉身各自面對牆壁、Birdy轉頭抓住阿漢朝他的嘴猛力地吻了下去、Birdy對阿漢說對不起、兩人相擁痛哭……攝影機緊貼著兩人的動作、表情、呼吸、肌肉紋理，一鏡到底，也因此很精準地捕捉到兩人糾結、矛盾、懊悔、不安、茫然種種複雜情緒。

「一鏡到底」很考驗攝影師的功力，也很考驗兩位演員的表演，他們在如此狹窄、有限的空間既得有足以說服人的互動，又得做出不同層次的情緒轉折，鏡頭前看似渾然天成，卻可以想見鏡頭底下、開拍前，他們其實做了多次排練、對彼此有充足的信任，而到了開拍後他們又能全心投入。畢竟，那時的他們不是陳昊森與曾敬驊，他們是阿漢與Birdy。

「每個人的初戀，都像史詩電影一樣偉大。」這句話作為《刻》的主旋律，無論對電影裡的兩位主角，或電影外的每個觀眾，都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意義，當然也包括我。

身為觀眾，我也生長在戒嚴末期、解嚴初期，蔣經國過世時我正好國小一年級。我沒去台北謁陵，只記得全校學生被叫到大禮堂去為他默哀。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蔣經國是哪號人物，也搞不清楚他究竟幹過哪些偉大的事。

身為觀眾，我也有一個像阿漢媽媽那樣的台灣媽媽，她認份地過著人生，她把一切都看在眼裡卻不見得會選擇說破，她一直默默關心著自己的兒女。

身為觀眾，我也讀過天主教學校，家裡雖然沒有天主教信仰，我卻也在學校裡學會唱幾首聖歌，而那些旋律，至今仍停留在我腦海，特別在聖誕節前夕，它們會召喚我回到國中時期。

身為觀眾，我也曾經很愛看瓊瑤連續劇，也買過三毛的書、幻想自己去到遠方的某處流浪；我也跟幾個人談過戀愛、搞過曖昧，即便不像阿漢與Birdy那樣擁有撕心裂肺的痛感；我也關注婚姻平權、走過幾屆的台北同志大遊行，即便我從來都不是同志運動的狂熱份子。

身為觀眾，我也看過不少電影，為電影的美好而感動。例如在《刻》裡，當看到Birdy在半夜爬上阿漢的床、兩人一起吃著從舍監辦公室偷來的核桃、面對舍監的車朝車窗內撒尿，我嘴角忍不住開始微笑，全身也莫名地起了雞皮疙瘩，我無法清楚解釋自己為何會有那樣的身體反應，但我很確定，那就是一種感動，那就是一種共鳴。

身為觀眾，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只能試圖用有限的生命經驗去定義什麼叫初戀、什麼叫史詩、什麼叫電影；我明白在其他觀眾的身上，他們也有屬於自己定義中的初戀、史詩與電影。但正如前面所說，很多觀眾對於《刻》的不苟同與負面批評，似乎有流於情緒化、為批評而批評的嫌疑，而我認為：觀看，從來都不是為了批評，而是為了更能溫柔地理解、更能細細地品味。

我很感謝在2020看到了這部電影，也很確定它會深深地刻在我心底。而這篇文章，便是我對這部電影的誠摯告白：晚安，WAN AN。

（電影觀看時間：2020.09.25、2020.09.30、2020.10.07、2020.10.21）

（文章完成時間：20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