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放大鏡--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冷眼旁觀的批判不會帶給社會前進的能量。
臺灣需要的，是溫柔飽滿的傾聽、建議與鼓勵。

兄弟鬩牆往往家道中落時，面臨困境往往是社會撕裂最大的原因。

當臺灣處於經濟起飛時，不曾看到像今日謾罵紛飛的景象。除去政治因素外，活絡的經濟能量抓住了人們的注意力，一切歌舞昇平、蒸蒸日上，每個人都對明天懷揣著希望與期待。收音機裡播著「愛拚才會贏」，各行各業、鴻儒白丁，無不精神抖擻、勇往直前。那是民國60到70年，一個無須為前景感到焦慮的年代。

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和諧往日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水火不容的二元對立：長者抱怨年輕人缺乏抱負衝勁，年輕人指控長者侍老而驕；政府對民間抗議聲音視為民粹，民眾批評政府的權貴裙帶；產業界埋怨產學分離、學無所用，大學批判社會的錯誤期待，將高等教育簡化為職業養成。

追根究柢，臺灣只是面臨經濟起飛後的悶經濟，在產業轉型過程中的撞牆期。對於如次顯著的經濟困境，台灣人顯然沒有甚麼經驗應對；過去從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到高科技代工，都有歐美列強可以借鏡參考，即使全套照搬也能運作得當。如今人口紅利與參考優勢不在，臺灣該學會自己站起來，打造屬於自己的生產工具，摘取更高的經濟水果。

然而比起奮發圖強，臺灣人似乎還沉浸在往昔「經濟強強滾、亞洲四小龍」的美夢中，沒有探索未知的勇氣。對於悶經濟，臺灣人更傾向將之責難於體制、執政、國人的問題，也不乏長篇大論、引經據典的針砭。每個人都忙著扮演偵探，想揪出那個「拖垮經濟的元凶」，或是教育僵化、或是政策漏洞、或是企業委靡，或是年輕世代的自我設限。

作者顏擇雅寫這本書的初衷，就是看不下去太多人在「唱衰臺灣」。指責很多、批判很廣，然而深究動機，不是為了洞悉問題加以改進，更多是出自於推諉的心理：好像點出別人的缺失，問題就完全不是自己的責任。大家彼此責難，到頭來也只是抒發對前景悲觀的焦慮，沒有人願意撸起袖子幹實事。

對於臺灣社會紛擾，作者理性、縝密的思考脈絡，探討分析社會現象背後的成因、而非「社會亂象」--問題並不複雜，單看你是否願意拋開成見，虛心思考與自省；或者是，將所有問題都訴諸於他人，那即使社會再怎麼進步，你還是會覺得「一代不如一代。」

除了溫柔而不濫情、理性卻不理盲的文風，這本書對我最大的鼓舞，是終於有一位能夠理解並真正體恤年輕世代的長者，能夠設身處地的為年輕人發聲。華人社會向來有集體鄙視年輕人的心態，草莓族、小確幸、缺乏狼性、沒有國際觀、邏輯思考能力缺乏等評價是見怪不怪，而當這些話由具有權威的人口中說出(洪X，李家X啦），更是強化了中老世代對年輕世代的負面觀感，漸漸地築起一道名為世代隔閡的高牆，更別提溝通的可能。相較於批評，顏擇雅則是以更宏觀的立場分析現象事實，畢竟世代性格與價值觀的型塑永遠與當代社會風氣拖不了干係，而歧視心理往往將「特質」視為「缺陷」。與其整天在那邊說「現代的年輕人……想當年我們都……你們應該學學……(以下500字略)」，不如審視世代成長的環境背景，找到時代風氣的癥結點或盲點，並予以鼓勵、支持和建議，這些才是身為長者引領並激勵年輕世代的責任所在，不是嗎？

本書共分為五個章節，分別對青年世代、臺灣社會、兩岸關係、高等教育與企業文化的困境進行深刻論述，跳脫二元對立的泥淖，平行檢視各國在相同狀況下的經驗，並回頭反省臺灣自身面臨的處境，提供中肯又不失可行性的建議。對比無理且情緒性的謾罵批評，合理漸進的建議才是臺灣社會真正需要的。

大力推荐那些對未來經濟迷茫、對於消極言論焦慮的朋友，可以看看這本書，不要作無謂的擔慮，把注意力放在正確的觀點視角上。

良藥本苦口，但不該是辣的難以下嚥。

按照慣例，擷取幾個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觀點來分享：

「國際觀」這三個字，近十年來備受各大領域關注。在資訊網路和交通技術打破世界村的時空隔閡後，洲際、國家甚至是城市之間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個體，高效的連結也加強了彼此之間的互相影響，尤其是大國任何一舉一動，那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對於地球村的住民而言，了解國際情勢確實也助於觀察世界動向，但當幾位學者「痛心疾首」地指責現代學子對國際觀的忽視、呼籲社會教育對國際觀的重視時，「國際觀」這三個字該代表的意義就有點走味了：如果不知道某國總理是誰、不知道哪兩國邊境間的糾紛，那就是不具備國際觀，無法跟上全球脈動，結論則是終將被社會所淘汰。

這種論述，無疑只是販賣知識焦慮，一種高姿態的傲慢。

我很認同作者在書中對國際觀所下的註釋。所謂「觀」，應是一種觀點、視角的取捨，一如價值觀、人生觀等，都是個人在經歷事件後，對事件結論所作出的觀點思考。而國際觀亦然，對於世界各地或大或小的事件，該如何抽絲剝繭、分析脈絡，形成事件始末的觀點視角，更進一步反觀自身處境、連結國際。
培養國際觀，最終的目的一是回歸內省，見賢則思齊，見不賢則避免重蹈覆轍；再來則是學習經驗歷史，對未來式進行提前的預判與準備。

再來看看所謂「學者們」對國際觀的量化指標：不認識戴高樂、不知道阿拉法特、分不清楚美國聖地牙哥和智利聖地牙哥、不曉得亞美尼亞在哪裡。對於這些「世界地理名詞解釋」的評價標準，根本稱不上是國際觀的能力，頂多只能算是地理歷史常識的記憶力；拿這個當作衡量國際觀的能力高低，只是證明了臺灣教育視背誦強記的重要性更甚於分析歸納的價值罷了。

國際觀，字眼不是國際，而是觀。有條理的分析關稅壁壘對國家貿易的影響，遠比背誦各國首都的名稱還來得重要。

（人渣文本也有一篇文章討論國際觀，我覺得也值得一讀：http://ninjiatext.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1.html）

對，我就是在講中國。

因為距離近加上文化語言相近，中國時常被臺灣社會作為政經上的「假想敵」（痾，政治上應該是真的敵對關係），媒體輿論也常大肆引用一些經濟數據與建設成果來「對比」臺灣經濟的窘迫，動不動就以「臺灣政府與人民應當效法學習……」等精神喊話作為結尾。我並不反對用楷模樹立努力的標竿，但前提是要作有意義的比較！

質化比較方法可以從「垂直」和「平行」兩個角度來分析。垂直比較是將同一對象的過去與現在情況作比對，比如50年代的臺灣與70年代的臺灣，分別是輕工業的勞力密集與高科技產業的資本密集，兩者在經濟型態上就有顯著的不同。而平行比較，則是對兩個不同對象的情況比較與分析，比如同是現代車研發大國，美國與德國在汽車工業的技術之優劣比較。

拿中國比較臺灣，既不平行也不垂直。中國目前仍算是「開發中國家」，雖然不乏華為、騰訊等強大的高科技企業，但勞力密集產業仍佔中國一大比例的國力輸出，在人口紅利用完之前，中國仍能利用其「世界工廠」的優勢維持經濟成長。

臺灣在躋身進入已開發國家後，隨著人力成本上揚，產業型態從輕工業、重工業直到近年的高科技產業。而臺灣面臨的，是在舊有工業的外移後，遲遲無法研發出下一世代的新的經濟模式—以高知識人才、科技技術，配合創意與洞察力的產業模式。
房地產與產業西進是臺灣錯過產業轉型的最大原因，一來資金都投入在房市與外移產業，根本沒有人願意投資有風險新興產業，二來則是西進的誘因，企業西進的確減少了人力成本，卻也故步自封、不思進化，反正只要西進，同一套模式就可以繼續賺錢，誰會願意下苦功作產業升級？

在兩者經濟體質與轉型階段都天差地遠的情況下作比較，得到的結果究竟能給台灣帶來甚麼幫助？就好像拿國小生的滿分考卷，嘲諷一個大學生只能了75分的報告一樣，難道要讓大學生向國小請教讀書方式嗎？立基點不同的比較，要嘛是疏於梳理脈絡，只從最表面的結果下結論的懶漢，要嘛是見獵心喜，從中誤導輿論來獲利的有心人。

埋頭苦讀是沒有用的，大學生要思考的是善用學習工具、加強思辨能力，找到最有效率讀書方法。
臺灣要請教的對象，是歐美諸國，那些在產業外移後面臨經濟衰退時，如何自立自強、用產業進化來打造新的經濟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