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廢料是當代文明必然的代價嗎？帶你了解輻射到底有多危險，以及各地面對核核廢的因應措施

2021/01/13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輻射很可怕欸！接觸到就會致癌！真的有這麼誇張？

日常生活中的輻射（資料來源：阿波羅新聞網）

導讀短片：非核家園小教室1-自然環境與核能設施輻射值

在物理的分類上，所有會產生電磁波的東西都可稱作輻射，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接收到輻射，包括Ｘ光、WIFI、電燈、收音機的無線電波，或是來自外太空的宇宙射線和少量但舉足輕重的氮氣、核彈試爆產生的塵埃，把這些林林總總的因素統合起來，就是所謂的「背景輻射」。

圖一：輻射劑量比較（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微波爐少用、看電視離遠一點、吹風機不要用太久，因為！它們都有輻射！但是你知道輻射還有「劑量」問題嗎？

早在十六世紀時，研究醫療化學的巴拉賽爾就說過：「所有物質都是毒物，沒有一種不是毒物。只要劑量正確，就可以把毒物變成仙丹」，所以「有沒有」輻射不是問題，該留意的是「劑量」多寡。

就如同，時有新聞媒體亦或周遭的友人告訴你：「欸～不要吃香腸啦！裡面有亞硝酸鹽會致癌！」但，如果醃製肉類裡不添加亞硝酸鹽的話，我們反而會受到肉毒桿菌的危害，只要服用一克，就有可能死亡。於是就有了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制訂的每日容許攝取量 (ADI)，另外還有最大殘留容許量 (MRL)，則是各國政府為廠商所訂定的標準，廠商若超過這個標準便會受罰。總歸來說，「劑量決定毒性」，就算像亞硝酸鹽這樣的毒藥，只要拿捏正確也能成為救命仙丹。

在醫療服務的範疇當中，輻射的劑量並沒有法定限制，因為在臨床所需做的是「利弊」評估，若照X光片後，可讓醫師團隊做出更加準確的判定，那就是必要的(廖彥朋, 2016)，這和反核人士口中「核能與核廢料的輻射量會危害人民的健康」此一說法是有矛盾的，就像0和1之間存在著無限種可能，我們無法把事物類歸成單一。

儘管我們打從受精卵開始就不斷的接受這些輻射，卻沒有立刻死掉正是因為劑量很低的緣故(廖彥朋, 2016)，而「微西弗」就是在計算輻射劑量時所使用的單位。根據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所提供的數據（每五分鐘系統會定時更新監測資訊）指出，對比其他地區，如阿里山0.096微西弗/時、合歡山0.134微西弗/時、石門水庫0.070微西弗/時等，蘭嶼核廢貯存場大門口每小時所偵測的輻射劑量為0.023微西弗，是相對較低劑量的區域（參考資料：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

關於核電的辯論有如對宗教的討論；核廢料在臺灣已經是政治和民粹問題，而非能源和科技問題

人類的大腦存在著「確認偏誤」，即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既有的想法或假設的趨勢，反觀擁核人士與反核人士所持的論點以及所引用的數據皆不盡相同，兩方在無意之中都收集了對自身論點有利的資訊，而忽視對己方不利的論述。

在現代，「網路」成了一個很好的傳播媒介，少數人懂得如何運用新媒體來發聲(郭良文, 2010)，觸手可得的網路資料參雜了許多偏頗不實的說詞，普遍時候，影響投票結果的絕大多數人，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公開表達意見，使得大部分的社會議題其結果往往不如預期，也就淪落到同溫層的平行世界。

核能議題牽涉政治因素、意識形態、經濟社會、中央與地方等問題，然而現存低階核廢料的蘭嶼鄉，在2018年舉行的公投第 16 議案「以核養綠」中，卻僅有37%的投票率，而同意與不同意的比數亦無太大的差距，不同意票只多於同意票183票，和以往參與街頭抗爭、積極表現對核廢料去留問題不慎認同的行為大相徑庭，對於還擁有蘭嶼戶籍卻沒有待在蘭嶼本地生活的人，或許在此次並沒有返鄉投票，而這可能是促成投票率偏低的因素之一。

自2011年開始，廢核遊行大多舉辦在三月至四月期間，且遊行每年都會有新的主題，如2011年「我愛台灣，不要核災」、2013年「終結核四，核電歸零、2016年「告別核電，面對核廢」及2019年「告別核電，風光明媚」等。其主訴求大至圍繞在：「核廢立即遷出蘭嶼，全面檢討核廢政策」、「核一、二、三提前除役」。

臺灣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自豪地擁著票票等值的投票權，不過這項榮耀似乎在2018以核養綠公投結束後無以體現，蘭嶼居民37%的投票率帶給社會像是無能為力的反抗。究竟是政府、民間團體給予施壓，使得居民不敢表態，亦或蘭嶼居民本身對這個議題無感，如果是這樣的話，平時社會上、網路上及公投前反核的聲浪是從何而來，又該從何解釋？也或許其實政府將核廢料安置的很好，且回饋金的補助其效益已遠大於居民對自身健康安全的重視，究竟蘭嶼當地的居民反對的是用核能發電，還是反對核廢料放在蘭嶼？

隸屬行政院下的〈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總耗時三年半的時間，於2019年11月祭出25.5億元的回溯補償金，與當初信誓旦旦說絕對可以解決蘭嶼核廢問題，其所提出的解方著實讓人難以接受，還強調補償金會持續發放至核廢遷出之日，在此，補償金的發放是否成了低階核廢於蘭嶼「持續置放」的代名詞。（參考資料：〈蘭嶼達悟族人：我們不要25億補償金，先處理核廢料遷出〉）

在反核觀點的論述之中，總是脫離不了「核四廠」的核能安全議題，單是已知的原能會開罰及糾正違規事項，就累積了512件，包括數起嚴重的主控室失火、核島機組泡水等，被原能會開罰至少2290萬罰款。

嫌惡性設施在民主的運作之下容易產生鄰避困境，更因為決策的是輻射廢棄物的最終處置場，不管國內外，皆發生過激烈的抗爭。在過去，臺灣的威權統治使得許多公共決策不公開、不透明化，時至今日，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感仍然，且日益增高，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每個人對於風險的評估又大有不同，進而造成多方意見分歧。(邱崇原 & 湯京平, 2014)

文明的墳場——各地核廢貯存場現況說明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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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因美國投擲原子彈的集體罪惡感，而在一片欣喜若狂中誕生。過去至少二十年，它曾是煤炭的『乾淨』替代品，看來自此可永遠滿足一切能源需求。」
——S. David 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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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為當代世界各國共同煩惱的課題，在過去，核電的發展開端是為了核武的發展，直至現今，我們已有許多選項可以替代核能發電，太陽能和風力已成為各地取代核電廠的首選；在全球，核工業整體的發展已呈現衰退，而在某些核武國家，卻仍然是投資項目的主要標的(周世瑀 & 房思宏,2017)，如 2018 年，全世界有九座反應爐啟用，其中有七座位於中國，兩座位於俄羅斯；2019 年上半年有四座反應爐啟用，其中兩座位於中國。

然而反應爐落成的數量不一定完全等同於中國一心一意想發展核電，另一方面，中國同時也投資了許多資金在再生能源上，是歷年來投資再生能源金額最高的國家，如 2017 年時花費了 1,460 億美元，超過全球再生能源投資總額的一半(魏揚,2019)，也能說現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產業型態迫使它必須「擁有」這麼多發電的方式(包括這麼多反應爐的數量)。

韓國慶州：同處東亞，也有公投、地震、地下水的問題

圖二：慶州中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理場全景（資料來源：端傳媒）

早在2006年時，韓國便採取主動提出申請的形式，角逐「中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理廠」之選址，參與的城鎮分別有慶州市、浦項市、盈德郡和群山市，最後以公投 89.5％的支持率（且投票率達七成）選定在慶州，不過這也和慶州市主要的產業類別脫不了干係，那就是「建設業」，因為這樣這些公司就可以拿到許多工程的補助，而另一部分也和韓國公投制度鬆散、近年來年輕人多半移居大都市如首爾有關。由於慶州是一個千年古都，又沒有過多的天然資源，當地政府想要振興觀光，便主動爭取慶州市成為核廢料最終貯存地的地點，以獲得鉅額的補助款。（參考資料：〈韓國千年古都慶州，如何儲存百年核廢料？〉）

韓國在十多年前，其中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理廠選址就已訂定，反觀臺灣歷經了四十個年頭，經歷過抗爭、討論、公投，此議題至今卻還是一燙手山芋，且往後能源的配置與發展都還是未定數，但近年來根據原子力環境工團的評估結果，慶州一地的選址，存在地震與地下水的危機，而位處地震帶上、擁有豐富地下水資源的臺灣，這樣的慶州，或許是現階段我們最可參考的案例。

芬蘭 Onkalo：有獨立的管制機構、民意支持度極高，且設址地居民接受

圖三：芬蘭 Onkalo 處置庫內部（攝影：賴振元/資料來源：端傳媒）

已建置好的Onkalo，因芬蘭的地質古老，故沒有地震問題，其建造及規劃不能當作全然的參考對象，而其對於核能、核廢料相關議題決策與討論專門設立了獨立的管制機構，及資料的公開透明化，則是臺灣很值得學習的地方。

芬蘭所打造的 Onkalo處置庫，是世界上第一個設計用來儲存「高放射性」廢棄物的地方，反觀臺灣社會，光是在面對低階核廢料處理的問題，就已出現劇烈的反彈聲浪，無非是因為「選址」一直以來都未曾有一個合理的解方。

瑞典：每年在地下核廢處置庫舉辦馬拉松，讓民眾親身接觸、了解

圖四：瑞典 Äspö 實驗坑道（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瑞典之高放射性廢棄物選址程序起始於1976年，透過各地的鑽探，目的在增加對母岩狀態與處置設施長期安全影響之了解。然而調查過程也不是全然順遂，如1985年間在阿爾蒙厄 (Almunge) 地區調查時受到了地方民眾激烈的反彈，於是 SKB 公司於 1992年，提出了地方政府自願參與之選址程序的計畫。

在瑞典，發展技術、處理核燃料，和「告知大眾」是一樣重要的事，為了讓大家更認識核能，SKB公司每年也會在地下實驗室舉辦馬拉松，從450公尺深的地方起跑，跑3.5公里一路到達地面，讓跑者同時認識核廢處置庫的內部情況，目的是讓大眾知道相關內容及細節，他們才會開始對核電感到安心、信任。

SKB 公司在公眾溝通上所作的努力，從在候選區域草創資訊中心、發行月刊、舉辦年度地下實驗室馬拉松、運輸船開放參觀以及各式民意調查，更細心規劃如何將各項調查與研究成果推廣給民眾，足見其深切用心，並十分值得我國學習倣效。（參考資料：「瑞典 Äspö 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技術研習課程」出國報告）

反核與擁核，能否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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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就是一種選擇，人類尋找理由以建構自己的樣貌，並付出代價。」

——吳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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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大風險中心2018年12月的報告顯示，雖然有82.6％的民眾表示自己關心或是非常關心台灣的能源政策，卻僅有32%的民眾正確地回答了台灣最主要的發電方式為燃煤，且有高達43.6%的民眾誤以為台灣的主要發電方式為核能。（參考資料：綠能真相知多少九張圖表帶你讀懂台灣與全球的能源現況）

以歷年的發購電量看來，國人在用電需求上逐年增高，不外乎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消費習慣使然，多了更多二十四小時營業店家，且臺灣製造業占產業大宗，如紙漿、鋼鐵、化學製品，皆需二十四小時運作，加上與他國相比，我國的電價相對偏低，電費占其整體支出比例不高，節省電費相對有限，（王怡臻,2016）

抑制全球暖化的另一個說法，就是從「改變能源使用」的來源，來達到減碳的目的。從煤炭改用天然氣是減碳，而棄煤改用核能是激烈的減碳，因為核能只在建造、採礦、處理燃料、維修與除役時才產生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跟太陽能差不多。(李建興, 2019)

關於核電的辯論有如對宗教的討論，核廢料在臺灣已經是政治和民粹問題，而非能源和科技問題，核能議題牽涉政治因素、意識形態、經濟社會、中央與地方，反對與支持所持有的觀點不單單是針對能源政策，更存在著個人的意識。

你支持使用核能發電嗎？

擁核方：我支持使用核能發電，以現今的能源技術來說，其運轉風險可估、可處理，不需要過多的擔心。
反核方：我反對繼續使用核能發電，過去有三哩島、車諾比、福島等嚴重核災的發生，臺灣地狹人稠，經不起任何一次的核災意外。
擁核方：這些事故是可避免的。三哩島事件對業主是一場財務災難，但它洩漏的輻射量微小，在輻射暴露的可接受限度內，沒傷害任何人；車諾比事件中，兩用反應爐在設計上本就有嚴重瑕疵，訓練不良的人員又實施了錯誤的緊急關機步驟，加上蘇聯官員們都急著想升官而隱匿核災現場的實情，最終導致了最嚴重的結果；福島第一核電廠已知的工程失誤就已讓福島反應爐脆弱到危險程度，設計之初也無視海嘯淹水的風險，在反應爐上方而非下方安裝後備電源，否則就能保護緊急冷卻系統。(李建興, 2019)
反核方：可以去看看由車諾比事件翻拍的電影：《核爆家園》，或許更能理解發生核災的不可挽回性，意外永遠指的是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