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洛陽伽藍記》所載胡僧為例
接上文-洛水之神 在洛陽城西大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這兩里之內,大多從事與殯葬有關的行業,如賣棺木、租賃靈車等行業.
按北魏遷都洛陽後,其都市規劃相當「現代化」,將相類似的行業,都集中在一起,這是前所未有者.
就商業而言,可產生群聚效應. 就消費者而言,可以貨比三家、免於奔波之苦. 可見當時負責洛陽「都市計劃」的人,具有相當的「前瞻性」眼光,後來唐代的長安,也有類似的「都市建設」。
在這兩個里內,有個以唱輓歌為業的孫巖,娶妻三年,其妻總不肯脫衣而臥,孫巖深感怪異,某次趁其妻熟睡時,將其妻衣脫了下來,結果居然發現其妻有一條三尺長的狐狸尾巴,孫巖害怕了,就將妻子給休了. 其妻臨離去前,用剪刀剪了一截孫巖的頭髮,鄰居也聯手把這女人趕走,女人變成一隻狐狸,眾人想捉它,又追不上它。
之後洛陽城有一百三十人,被剪去一截頭髮,這些被剪去頭髮的人,都是見到(由狐狸變成的)女人,面貌姣好,服裝艷麗,便前去搭訕,結果就被剪去一截頭髮. 以至有些婦女衣著華麗,大家以為是狐狸所變,這件事發生在北魏孝明帝元詡熙平二年(西元517年)四月,一直到這年秋天,才沒再發現路人被剪頭髮事件(見《洛陽伽藍記》頁204~205)。
按狐狸在中國始終都是一種怪異的動物,「狐仙」的傳說在民間一直流傳. 這裏說狐狸變為美女,趁路人搭訕時剪去他一截頭髮,後代把妖冶濫情的女人稱為「狐狸精」,不知是否源於《洛陽伽藍記》. 但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記載了許多有關「狐仙」的故事,想來蒲松齡(源自蒙古族,寄籍山東)應該讀過《洛陽伽藍記》。
洛陽城西準財,金肆這兩個里,是富豪人家所聚居之處,以今天的話說就是豪宅區或名人巷. 發生了椿人變為桃人、馬變為茅馬的怪異事件(桃人、茅馬都是治喪送葬時所用假人、假馬,即使時至今日,在殯葬場所,仍有此俗,只是,內容更多樣化).
話說韋英是京兆人(京兆指京師,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故洛陽又稱京兆)英年早逝,其妻梁氏不為之治喪,立刻改嫁河內人(河內指黃河經陝西、山西之交,到今河南後的黃河以北地區)向子夫. 梁氏雖然改嫁,卻仍住在韋英的故宅,已死的韋英得知梁氏改嫁,竟在梁氏改嫁當天,乘馬率了一批人回到自己的故宅,在庭院前高喊:「阿梁,卿忘我耶?」
梁氏新夫向子集感到恐怖,張弓就射,韋英應弦而倒,立刻變為桃人,而所騎的馬也變為茅馬,隨著韋英而來的一批人也都變為蒲人(蒲,是一種水草,蒲人就是以蒲草紮成的人形物,類如今天殯葬時的紙紥人像),這下梁氏害怕了,就把韋英的豪宅捐出來作為佛寺。
這一則靈異事件雖然不可能是真的,但至少讓我們知道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國人在殯葬儀式中,已經有用桃人、茅馬、蒲人這一類習俗,這在其他書中較少看到,是研究民俗的上好材料.
《洛陽伽藍記》這一段靈異事件,唐人段成式在他的《酉陽雜俎》中也作了如下的記載:
「(北)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韋)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向)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桃人,茅馬。」(見《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三《冥跡》)
段成式這一段顯是抄自《洛陽伽藍記》,只是將之簡化了。
同書卷三城南有一座菩提寺,是西域胡僧所立,在慕義里. 當時沙門(泛指佛僧)達多挖掘舊墳墓,想用舊墓的磚頭來擴建寺院,於是對舊墳開挖,居然在墓室裏發現一個「活的死人」,立即將這個「人」呈送朝廷.
當時北魏胡太后與孝明帝等一干大臣正在華林都堂,認為這是妖異,胡太后便問在身旁的黃門侍郎徐紇「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黃門侍郎係官名,秦漢時稱黃門官,屬少府,簡稱黃門郎,掌管侍從左右,所以隨時都在胡太后身旁), 這個徐紇確實博通古今,回答說:「昔魏時(按指三國曹魏)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按霍光係漢武帝、漢昭帝時人),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為異也。」
按此事晉、張華於其所撰《博物志》二曾有以下記載: 「漢末(按係指東漢季世獻帝時,實際已是曹氏當權,所以徐紇直接稱魏時)發范友明(即范明友)塚,奴猶活,友明,霍光女婿,說(霍)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或云尚在。余(張華自稱)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見也。」
按張華(西元232~300年)係曹魏至晉時人,上距西漢霍光己三百多年. 其所撰《博物志》十卷,仿《山海經》體而演變的志怪小說,分類記載異物、奇境、殊俗、瑣聞等,多是神仙方術等故事,無甚可信度,偏偏徐紇看過此書,而加以引用,認為古代墳墓中確有過「活死人」.
胡太后「令(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這個「活死人」回答說:
「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博陵,地當今河北省保定市蠡縣),父名申易,母姓魏,家住(洛陽)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
胡太后就派門下錄事(官名)張秀攜到準財里查訪崔涵的父母。 張秀攜果真在準財里找到崔暢,其妻也確實姓魏,並問崔暢是否有一個兒子已經死了,回答確有一子叫崔涵,已經死了十五年.
張秀攜說其墓被人挖掘,崔涵巳經甦活了現在皇宮華林園中,主上派我來相問,這下崔暢驚怖不巳,立刻說:「實無此兒,向者謬言」.
張秀攜回去據實稟告,胡太后派張秀攜送崔涵回家. 其父聽說崔涵要回來,就在「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速去,可得無殃。』」
崔涵只得離去,此後遊走於京城洛陽,晚上就在寺院門下過夜,北魏汝南王元悅送他一套黃衣。崔涵怕見陽光,不敢仰視,也怕水火刀槍,常在路上遊蕩,走累了就停下休息,當時人們還把他稱為鬼。
洛陽城西大市北是奉終里,里內的人多從事賣殯葬用棺槨等,崔涵告訴從事這行業的人說:「柏木棺材,不要用桑木作欀。」(這裏「欀」讀音為「相,這字的本意是木噐的裏襯,但此處或可作榫解,所謂榫(音筍),作筍頭解,而「榫」的本意是「剡木相入」,但這裏似乎兩解都通). 殯殮業者問他為什麼?崔涵回答:「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
於是洛陽一時柏木價格高漲,有人懷疑這是賣棺木者賄賂崔涵而作出這個說法(見《洛陽伽藍記》頁173~175)。
按常理而言,人死不能復生,而這個崔涵已經死了十二年,居然沒有「死透」,陽衒之懷疑崔涵受了賣棺材業者的賄賂,而說柏木棺材不會受到「鬼兵」的侵擾,有利於推銷柏木,於是洛陽一時柏木價格高漲.
我們往深一層推敲,洛陽城南菩提的胡僧說不定早已與柏木業者說妥,連崔涵這「活死人」都是預先佈署好的,偏偏二百多年前,晉張華的《博物志》這部談怪異的筆記,提到有「活死人」這回事,於是就「制造」出一個崔涵. 果真如此,那麼這個菩提寺的西域胡僧,其商業頭腦放在今天,也是第一流的.
此外,洛陽城東平等寺,是北魏廣平武穆王元懷,捨宅立為平等寺,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寺門外,有一尊金像,高二丈八尺(按東晉時,一丈約合今二百四十五公分,可參見魏勵《中國文史簡表匯編、中國歷代度制演變簡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193),像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十二月中(西元527年,但農曆十二月中,應已是528年初),據《洛陽伽藍記》頁105所載:
「此相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往觀之,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換以他綿,俄而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戳百官,死已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永安係北魏孝莊帝元子攸年號,西元528~530年),此像復汗,士庶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今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以上這段記載,後來魏收纂《魏書》時,也將之載入《靈徵志》中。
可見陽玄之之《洛陽伽藍記》所載除靈異、幻術之類外,所書史事、典故後代史家常以之為據加以引用。按神像流淚以為示警,原非可以驗證之事,其實國政不修,外患自來,與神像何干?
不過此類神像流淚,之後則有不幸事件發生,此書所載固可視為靈異事件,也可說是巧合,不過據傳歐西也曾有過天主教堂聖母瑪利亞像流淚,之後就有不幸事件發生.
宇宙間有太多不可知之事,今日雖然科技倡明,但無法洞察宇宙一切,對若干靈異事件也不宜一概以迷信斥之。
五、結語
北魏自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國力達於鼎盛,聲威遠播西域、東灜,以其係鮮卑族拓跋氏所建. 西域各國將拓跋氏訛讀為「桃花石」,並以之泛指中國.
其時四海各國慕名而來歸附者有之,慕利來興販貨物者也有之,為一已之宗教信仰而來弘揚教法者更所在多有,各國學者前來吸取學識者亦不乏其人.
時洛陽已成為極其「國際化」的都市,而北魏更是「大氣」地為前來洛陽的各國之人,依其地理方位分別設立「洋人區」. 這「洋人區」設在洛陽城南,永橋以南、圜丘以北,在尹、洛兩水之間,夾御道設四夷館,御道東有四館,其名稱為: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在御道西設有四里。
其名稱為:歸正、歸德、慕化、慕義。
對南方南朝來的人,先處之於金陵館. 金陵即今江蘇南京,六朝均都於金陵. (所謂六朝,係指東吳、東晉、宋、齊、梁、陳,故北魏統稱之為吳人)三年之後,賜宅歸正里.
對於北方各國來者,先處之於燕然館. 三年之後,賜宅歸德里.
對於東方如高麗、日本等來人,先處之於扶桑館. 三年之後,賜宅慕化里.
對西方各國之人,先處之於崦嵫館. 三年之後,賜宅慕義里。
換言之,在洛陽城,尹、洛之間,夾御道(猶如今之國道)東西,都是當時的洋人區. 縱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規劃都可算是相當的先進,且富含濃烈的政治含義,展現了中國的「大氣」。
北魏雖然已如此繁榮、先進,但是南朝在傳統的觀念裏,總認為北方仍是胡族的世界,「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一副「大漢族」沙文想法,看不起北魏.
然而南朝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到過洛陽之後,看法完全改觀,他說: 「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庶,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語出《詩、大雅、綿》:「作廟翼翼」,孔注:「翼翼然嚴正」),如登泰山者卑培塿(培塿,小阜也),涉江海者小湘沅(湘、沅皆小水名,此兩水皆在今湖南省),北人安可不重?」(見《洛陽伽藍記》頁119)
可見在南北朝時,北朝物富民豊,有過於南朝者,我人實不宜照傳統那樣一昧站在「漢人」(其實漢人內涵越至近代越多元,甚至可以說已經沒有純脆的炎黃之胄了)的立場,看胡族或胡族所建王朝、政權的文化.
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諸胡列國、北朝的文化衝擊與民族混融,就不會大唐璀燦的文化和鼎盛的國力,更無所謂的「大唐風」可言。
最後且再看北魏洛陽城西的永明寺,此寺是由北魏宣武帝元恪所立,在城西融覺寺之西,大覺寺之東. 由於當時有許多西域胡僧來華傳播佛法,多聚集在洛陽,認為洛陽是人間樂土. 宣武帝元恪特別為這些來自西域的胡僧,在城西立了這座永明寺,以供他們住宿弘法.
據《洛陽伽藍記》所載這座佛寺「房廡連頁(廡,可作大屋解),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拂高松,駢闐堦砌(闐,音田,此處作放置解),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時大秦指東羅馬帝國而言),盡天地之西垂,耕耘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見頁235~236)
可見洛陽城西永明寺是異國胡僧住錫之所,其中以西域胡僧為多,這種情況,放眼今天世界各大都市也未曾有之。當時天下知名的佛僧僧暹、惠光、道希、法榮四大法師、以及菩提流支等都曾到過永明寺。
北魏是第一個非漢人建立的正統王朝,享祚將近一個半世紀(西元386~西元534年,不含東、西魏),享祚並不算短,其開放兼容並包的精神,為中國文化注入一股新血液. 且曾創制一千多個新漢字,更是功不可沒,文末附上北魏洛陽城略圖,文中所敘諸寺院、四館、四里,都可在圖中找到其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