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事件與南韓-文化做為主謀

在2018到2020三月間，南韓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性剝削案件。年僅 26 歲的主謀利用通訊軟體 Telegram 保密性極佳並無政府管控的特點，從去年起建立編號一到八的私人聊天室，這裡面的每個房間都有數量不等的少女，其中年紀最小只有 11 歲，一共 74 受害者人遭到迫害，通過網路被控制，進行不堪入目的表演。不同房間代表不同等級，依照會員支付的會費高低，被允許進入不同程度的房間，從最基礎聊天室需繳納韓幣 25 萬（約新台幣 6,400 元）虛擬貨幣會費，到最高級會費為韓幣 150 萬元（約台幣 38,000 元）。主要嫌犯在網路上利用打工為藉口，吸引少女提供性感照片並取得個資威脅，眾多少女被迫拿刀自虐、針穿乳頭、以刀或剪刀等危險物品自慰、與兄弟亂倫，甚至將毛毛蟲放進下體，拍成性虐待影片。主謀再將影片分類，提供不同等級會員觀賞，會員數保守估計高達至少 26 萬人(換日線-南韓網路性犯罪「N號房事件」：殘暴性虐未成年，「共犯」至少 26 萬人) 。在這起事件遭到揭露後，許多人開始熱衷的探討犯罪者的心理狀態，嘗試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解構主謀趙主彬是基於何種心理才犯下如此驚天惡行。也有一部分的人嘗試以普世道德觀來譴責對此漠視的男性亦是加害者，對犯罪漠視不理也是共犯。這些評論事實上都未曾切中要點，真正的主犯亦非趙主彬與其會員。這場事件真正的犯人，是文化。

南韓的性別不平等淵源久遠，早在朱熹的學說傳入朝鮮時就已有其跡象。朱熹是儒家的知名學者，而這門學說尤其強調倫理與禮教的重要性。在朱熹之前的中國禮教發展就已經強力的表現出了對女性的排斥與打壓。有道是受壓迫者無法察覺自身的受迫處境，藉著違背禮教的強力懲處與貞女蕩婦的分化統治，禮教成功的馴化了女性的精神，讓她們認為自己所處的位置是天生就被賦予的，以宿命論的表象化約了複雜的性別權力關係。「傳統「女教」從漢朝到清末延續二千年，教育的對象上至宮廷后妃，下至平民婦女，針對不同身份：女兒、妻婦、母親，對她們的道德、言行、舉止反復教導訓戒。「女教」書籍的作者有男性君王、宰輔、儒學大師、道學家和身為家長的父兄，也有身為女性的宮廷后妃、女師和已為人母的知識婦女。撰寫這些書籍之目的，無非使婦女成為遵守禮教、沒獨立意志人格、順從父權或夫權家庭的工具。歷朝較為著名的女教書籍有《古列女傳》，編纂者為西漢劉向，以人物故事來勸戒，如周室三母、孟母榜樣和妲己、褒姒的女禍等。《女戒》，編纂者為東漢班昭，以論說來訓示，如以母親身份來教導出嫁的女兒要卑弱、事夫、敬夫、謹守四德、專心正色、曲從公婆、討好小叔小姑等七條。《女孝經》，編纂者為唐朝散郎陳邈之妻鄭氏，以對答方式闡述上至后妃，下至庶人的為婦之道，並討論孝治、賢明、德行等女德、母儀之事。」(中國文化研究院-古代禮教如何規範女性?) 藉著禮教的父權敘事，家父長制的傳統得以穩定的存續。到了宋朝，理學家們針對中國的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革，使婦女愈加注重貞節的觀念，在行為上愈發的有將自我鑲嵌至父權體制中的傾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句話即出自理學家程頤之口。其中的邏輯在於家父長們認為自己天生就有掌控與支配女性的權力，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力去要求女性成為他們要她們成為的樣子。在這之中，女性沒有任何的話語權，她們打出生起便被貼上了「物品」的標籤。這也是為何在傳統中國會有如此強烈的重男輕女傾向之因，因為男孩可以為家裡創造財富，而女孩卻注定成為其他家族男子的所有物。女性一方面沒有絲毫價值，一方面卻又被無數個「價值」綑綁著。正是父權體制唯男性利益是圖的本質為女性創造了此一矛盾處境。她們同時被厭惡著，也被扭曲的愛著。而這份深沉的厭女文化在朝鮮的高麗時代正式的產生了接點。於1304-1392年，高麗從元朝引進了程朱理學，促成了官學的復興。

縱然筆者對於儒家的禮教以及理學家對於女性設下的貞節規範深感不以為然，筆者仍願意承認其在國家統治上的高效。藉著官方由上而下的推行與宣傳，一種「普世感」被群眾想像出來。當所有人都得遵守時，規範就會從壓迫變成習慣。久而久之，長期遭到此規範限制的群眾會自然的內化他被要求遵守的事。藉著禮教與儒學，統治者不需動用武力便能讓民眾自發性的跳進他們設下的框架中，統治也因此變得異常便利。或許朝鮮的士人中真的有傾慕中國文化因而想要學習朱熹學說的人，但若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採用朱熹學說的理由不大可能是因為對文化的傾慕，而是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在政治學上唯一的道德就是使國家變得安定富強，過於理想化的國君只會將國家帶向危險的懸崖。然而，這種功利性的文化搬遷也會在另一方面造成負面的影響。統治者有意的移植儒教只會扭曲文化的底蘊，他所搬遷的那一部分偏重於抽象的道德原則，而非在儒教中同樣重要的實踐方式，藉下文可證:「符合上述不同的社會文化之基礎，朝鮮和日本在吸收儒學時，按照自己機體的需要，作了不同的篩選:朝鮮較多地選擇了儒學中的「仁」 、「義」 、「理」、「性」等這些抽象的、形而上學的、終極層次的內容」(潘暢和 2010) 因此，除了上對下的宰制與壓迫被更加的正當化之外，女性的地位變得更加從屬，因為抽象的道德原則允許掌握話語權的統治者總能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解釋。在內部的家族結構之外還有外部的道德規訓，女性的能動性進一步遭到剝奪。在儒家禮教之外，筆者認為朝鮮的家族結構也需進一步闡述清楚，謹以下文佐證:「朝鮮是父子序列，日本是主從序列。父子序列是先天資格決定的，與生俱來的，是不以社會生活的改變而改變的一種值定價值。它不象主從序列那樣是後天的安排，隨著生活的改變而改變。其次，父子序列的基礎是親情，主從序列的基礎是契約。父子親情在形式上非常嚴格，在內容上則非常鬆散。形式上子必須唯父是從，但在內容上父與子骨肉相依， 平等相愛，生死不離。」(潘暢和 2010) 藉上述引用文字可推論出朝鮮在家族結構上屬於父系社會，因為在家族脈絡的闡釋中沒有任何「女性」的身影，父與子構成了家族存續的關鍵。女性遭到他者化。她們在出生時就不是與男性同等的人種。藉著被奉為神聖圭臬的家族序列與普世主義化的朱熹學說，父權社會得以秉著上天賦權似的合理性將女性排擠至社會邊緣。而也是因為女性與男性「不同」，向她們施以不同的規範與標準就顯得無傷大雅，就像我們不會要求保護牲畜的人權一樣，因為牠/她們不是「人」啊! 在原初的父系體制與後來移植的儒家禮教的交織下，朝鮮成為了一種獨特的、帶當地特色的、中華文化想像之連續體。承載著中華的儒家道統，朝鮮以在地化的方式在延續著禮教對女性的掌控與宰制。

以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的定義來看，文化的概念所指稱的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複雜整體。在其中，筆者認為最有可能流傳下來的成分除知識外便是風俗。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都有可能會隨著時序流轉而改變，但知識與風俗卻不盡然。知識在科學革命後或許還有修正的可能，但風俗則未必。風俗指的是一個國家、民族或地方在較長時間裡形成並流行的風尚和習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它的支柱就是「觀念」。外在的制度可以輕易的被改變，但觀念卻能恆久流傳。因為制度只是不同的統治者用以使臣民想像國家的媒介，當國家與統治者更替，制度自然也隨之更新。觀念則是構成一個人行動與思考的主要成分，它才是承載民族記憶的主要媒介。就像道路一般，前人的記憶與思考會隨著觀念傳遞過來，過往的思緒與想法會在當下交錯為一點，那一個交錯處就是「觀念」。藉著名為觀念的道路，韓國的男性群體接收了之前父權社會的記憶，他們知道了男女的階級位置，也理解了自身應當被賦予的優勢地位。即使當下時代的背景有著全然不同的思想，他們還是願意相信著他們在觀念中看到的記憶，因為人只會選擇性的接收對自身有利的資訊。為了正當化自身的優勢地位，現代韓國男性選擇接受了涵蓋著數百年父權文化的「觀念」，在現代社會中持續想像著過往的父系體制，厭女的文化由是在南韓根深柢固。

然而，觀念不必然的等於現實。即使南韓的男性仍持著父權至上的觀念，法律的保障與政體的民主化使的一直以來遭到壓迫與宰制的女性逐漸獲得與男性相同的位置，這是超越理解範圍的事。對此，男性嘗試在法律未能觸及之處盡力的做出反制，從生活到工作各方面的歧視與差別待遇以及在心懷怨憤之下出現的違法暴力攻擊事件。n號房事件就是一種類型的反制行為。在觀念與現實情況出現巨大落差的狀態下，男性以更極端的行為來使現實與他們的幻想符合。女性在現實中的地位愈是高漲，這些男性在n號房的社群裡愈是要殘忍的剝削這些毫無反抗能力的少女，以證明自身的優勢地位藉而重拾那一觸即碎如同玻璃一般的自尊。這起事件的主犯並非男性，而是文化。在剛出生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是空虛的容器，等待著被其他知識與概念填滿，男性這一群體並非是構成壓迫的主因。將過錯全數歸在男性的頭上是一種個人式歸因的作法，也是南韓現在性別對立激化的原因。歸因給特定群體的究責忽略了形塑這一切的文化與權力的複雜結構。男性本身並不會在法治社會中去做像n號房事件這般可怕的事，告訴他們這麼做沒問題的，是文化。是前人累積了數百甚至數千年的傳統觀念使他們有合理化自身行為的基礎。因為數百年以來的人們都是這麼做的，他們反而可以打著維護傳統的旗幟來指稱現代的法律與民主是西方後殖民主義下的產物。觀念是一條道路，藉著它傳遞的厭女文化使現代的韓國男性認為自己有權將女性視為物品掌控把玩。因此，筆者認為韓國數百年的父系體制與儒教文化才是造成n號房事件的主謀。若是韓國社會無法脫出個人式歸因的框架，那麼男性只會在持續的攻擊與指稱中變得更加不願承認自身過錯，女性只會變得更加憤怒。要解決這樣的衝突處境，唯有針對整個國家的文化做深刻的自省才有轉機。文化多元論的觀點無法對我的批評做出反駁。所謂的文化，是由人所開創的，其中涵蓋著的是人類光輝與成就的體現，也是因為它體現出了人類的價值，它才值得後世的人們去瞻仰。厭女文化中沒有任何人性的積極面向，它有的只是純然的醜惡。它在任何方面上都沒有受到尊重的價值。不過，人類無法否定自己創造過的歷史。相反的，我們要接受它並超越它。厭女文化的存在是既定事實無法改變，韓國人能做的就是反思它的缺失，以行為超越它，用平等的社會證明自己戰勝了過去專制封建的鬼魂，在跨越那道檻之後，朝鮮將重獲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