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魯汶的袋熊先生
於青島東路、濟南路聚集，響應青鳥運動的民眾（來源：Mavis Chiang）
對此，民主並非唯一的良藥。關於如何促進國家發展，福山的老師，塞繆爾．P．亨廷頓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裡提出了一個頗為另類的視角。在他看來，之所以許多二戰後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無法藉由民主化改革走向富裕，反而深陷政治動盪，原因就在於其政府無法有效執政。因此，如何保障行政權的有效行使是個關乎國家發展的重要問題。一旦政府失靈，民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當然，在亨廷頓與福山的語境之中，這並不代表我們應該拋棄民主，而是我們應該實踐「有效的民主」。所謂「有效」，即為「良性制衡」；而所謂「良性制衡」，即為「遵守民主精神的制衡」。至於所謂「遵守民主精神」，即為建立一套「在不毀滅國家體制的前提下令監督機制最佳化」的權力分配方案。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立法院的擴權提案如果要在邏輯上能夠自洽，有一個十足重要的前提：它最終獲得的職能不能凌駕於行政權之上，更不能取代其他現有的權力，例如目前隸屬於行政院系統的警察權與隸屬於監察院的監察權。邏輯上來說，在一個權力分立制衡的體系裡，為了維持穩態與平衡，擴權的前提必然只能是權力原本（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不平衡，這步論證很重要。因此，在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裡，權力只有會「再平衡」問題，不會有「壓制」問題。一旦某些人希望透過「民主」的大旗為己方爭奪更多利益，設法令五權中的一權去壓制其他權力時，這就不再是健康的民主，而是政治失序的開端。無論是西方的三權分立，還是「中華民國特色五權分立」，最終的目標都是實現權力的對等制約，講究的都是權力的委託與授權關係。唯有如此，權力之間才不會出現大魚吃小魚的場景，妥協與溝通才會成為常態，國家才有可能相對高效率又不失相互監督的運轉。一旦這個平衡被打破了，弗瑞德呂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會手拿《通往奴役之路》微笑揮手禮送臺灣一路朝內亂的結局狂奔而去。
在波蘭的例子當中，自由否決權很明顯就被濫用了。在當時，立法權已經完全壓制了行政權，因此最終造成波蘭-立陶宛聯邦國家權力中樞的雙重癱瘓：行政權沒事做，而立法權卻無所不用其極的保證行政權沒事做，自己不做其他事情。在這個意義上，行政權癱瘓了，立法權也癱瘓了。
追根究底，這是一個關乎權力平衡的問題。當貴族老爺們將自由否決權當成一種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時，這種制度就有修正的必要；但反過來說，如果國王很強勢，貴族老爺們在議會裡什麼事都無法決定、拿行政官員毫無辦法時，制度也有修正的必要。改革的基本點是解決權力失衡，而非促成壓制。這是根本原則。
因此，面對如今臺灣的國會改革，我們應該要釐清的問題有五：
- 國會的權力原本是不是不平衡？
- 國會需不需要改革？
- 國會應該怎麼改革？
- 國會改革的內容有沒有在事實上促成了權力壓制？
- 國會的改革會不會造成政治衰敗？
這是五組不同的問題，能夠產出不同種類的排列組合，不可以在論證當中混為一談。權力不平衡不一定意味著必須改革的是國會；國會必須改革也不一定代表國會必須按照特定政黨的提案改革；就算要按照特定政黨的提案改革，也不代表這個提案不涉及權力壓制；就算不涉及權力壓制，提案的結果會不會促成政治報復以及秩序衰敗也是未知之數。回到此次國會改革的議題，在相關領域，目前已經有許多詳盡的報導與事件整理以供人們閱讀與思考；與此同時，政治人物與其政黨也已經進行過多輪的政治說服與反說服工作，留下大量的議論與觀點，讓不同立場的選民吵翻了天，口水差點淹沒了青島東路。
歡迎來到民主社會，在這些議題上，每個公民都可以自由的形成並表達自己的看法，對此我們應該抱持開放的心態。問題是，這些立場是怎麼形成的？我們現在處於一個資訊通貨膨脹的時代，我們缺少的不再是資訊，而是思考問題的取徑。也就是說，我們怎麼建立思考國會改革議題的框架？
到底國會要不要改革、應該怎麼改革，需要每個公民的深入思考，而不只是迅速的政治站隊。同時，我們也必須警惕那些據稱「代表」我們的人，他們是不是真的在乎「改革」本身，或者「不改革」本身。我們又怎麼防止這群人為了醋而包了餃子，而非為了餃子才去買了醋？他們的支持立場與國家實際需要之間的距離有多遠？他們的反對意見與實際後果之間的距離有多遠？有多少人在誇張其詞？有多少人在張牙舞爪？有多少人在訴諸恐懼？有多少人在顧左右而言他？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說過：「人是輕信的動物，必須得相信點什麼。如果這種信仰沒有什麼好的依據，糟糕的依據也能對付。」
我們依據什麼邏輯而選定了自己的立場？這是決定去到青島東路的以及待在家裡的人都要面對的問題。支持，為什麼支持？反對，為什麼反對？
國會改革不應該是一場檢驗政治色彩的運動，而是臺灣民主素養課的隨堂考。如果這場運動變成了特定政黨支持者的嘉年華，或特定政黨支持者共同口誅筆伐的對象，這就意味著我們的社會陷入到了情緒動員之中，又開始一輪又一輪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審查，而非根據理智與邏輯框架去思考改革的必要性。這種「他人即地獄」的審查很容易激化對立，並成功令臺灣掉入政治失序的陷阱之中，這是我們要盡其可能去避免的。
總結來說，社會運動與政治動員的最大差別之處在於，社會運動的關注點永遠都是「權力分配結構」：一旦權力結構出現了危險的失衡，社會運動就是糾正失衡的一種手段。這應該是超越政治色彩的共識，而非區別敵友的選擇題。
波蘭的故事殷鑑不遠，歷史上將「權力制衡問題」模糊成「政治立場問題」的例子數不勝數，指鹿為馬久了，我們逐漸變得只會對鹿發脾氣，質問人家為什麼不是馬，卻往往忘了人家本來就不是馬。馬兒何其無辜呢？
讓我們一起警惕那段地圖上毫無波蘭的歲月。
波尼亞托夫斯基按了喜歡。波尼亞托夫斯基已關注你。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