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2月2日(世界濕地日、北美地區土撥鼠日)

1906年 法國天主教派駐中國末代王朝大清帝國古城江西南昌的主教王安之(Jean Marie Lacruche)，要求南昌知縣江召棠同意擴大傳教特權，江召棠堅持拒絕，王安之遊說不成，20天後惱羞成怒以利剪刺死江召棠，引起群情公憤，全城沸騰罷課、罷工和罷市，南昌教案爆發。

江召棠25日出殯當天，南昌教案風波擴大，示威抗議群眾縱火燒毀4座英國和法國教堂，並殺死王安之及英法傳教士和其家屬共8人，英國和法國軍艦隨即陳兵鄱陽湖，恫嚇要求討回公道。

這是繼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發地方民眾燒毀天主教堂，殺死17名法國傳教士和修女教案，以及大清帝國晚年實際掌門人慈禧太后(1835~1908)，於1900年6月21日下詔對八國聯軍宣戰，並縱容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藉口，於北京和天津殺教徒、燒教堂之後，在中國爆發的第3起重大宗教衝突與動亂。

天主教從西方世界引進中國，始於16世紀末期大明帝國時期，由義大利籍神父利瑪竇(Matteo Ricci Lihmaadow,1552~1610)在北京傳教並創建第1座天主堂。1644年大明帝國滅亡，大清帝國取而代之，第3位皇帝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雖然篤信藏傳佛教，卻極為尊崇耶穌會士，重用德國人耶穌會教士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任命為掌管天文的太常寺少卿，開啟西洋傳教士掌管欽天監的先例。

湯若望和順治皇帝及他的母親孝莊皇太后母子的關係極為親密，彼此情同家人，孝莊皇太后稱湯若望為義父，順治稱他為爺爺，得以隨時出入內廷，還受邀出席順治大婚典禮，母子兩人對湯若望自是加官晉爵恩寵不斷，加封通政史，再晉升正一品的光祿大夫，地位遠在被滿州人征服的漢臣之上。

順治皇帝決心遁入空立嗣君時，湯若望更一錘定音，以年僅8歲的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出過天花可終身免疫為由，支持孝莊皇太后由玄燁繼承大統為康熙皇帝，一言影響中國命運走向。

康熙在位60年，天主教對他的影響無所不在，經由西洋傳教士引進許多西方先進科學到中國，繪製中國第1份有經緯度的地圖「皇輿全覽圖」，同時對西方醫學充滿興趣，深入研究人體生理構造，將「人體解剖學」譯成滿文流傳民間，還學會品茗紅酒，甚至想到西方國家留學，康熙的兒子雍正皇帝和孫子乾隆皇帝，在康熙調教耳濡目染下，對西洋傳教士也都相當友善。

天主教在大明和大清兩個帝國上百年支持下，並沒有改變中國根深柢固的兩大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盤根錯節的影響力。天主教梵諦岡教廷決定改變策略，於19世紀中葉，以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世界的姿態，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船堅砲利登陸中國，挾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勢，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強勢傳教，形成新的社會特權階級，加上天主教和耶穌會兩大派相互傾軋，鼓動教民相互仇殺，各地教亂頻傳，反而成為普羅大眾的公敵。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進入20世紀的第1年終於爆發剷除中國教徒二毛子的義和團事件，進而為西方帝國主義提供最好的藉口，組成八國聯軍進佔北京，慈禧太后倉皇帶著光緒皇帝逃難西安，在與西方列強11國公使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後才告平息，在中國留下難以弭平的深痛傷痕。

南昌教案和天津教案及八國聯軍事件的結局相同，大清帝國被迫簽訂「南昌教案合同」，賠償教堂損失25萬銀兩，醫院10萬兩，傳教士5萬兩，並將6名中國人送上刑場抵命，同時將江西巡撫胡廷干等多名官吏撤職查辦後才告平息，但深仇大恨的血液已經流進土壤裡，西方帝國欺凌中國的影響，持續至21世紀依然餘波盪漾，天主教在中國更難與佛教和道教匹敵，絕難成為中國人的主流宗教。

當代中國在1949年底國民黨與共產黨爭奪中國大陸江山的國共內戰大勢底定，隔著台灣海峽分裂為兩個中國，天主教在宗教自由的台灣，始終沒有成為信仰主流宗教，在中國大陸則被崇信無神論的共產黨中國全面封殺，與天主教梵諦岡教廷的和解之路漫漫難行，是另外一個不同篇章的故事。(延伸閱讀1：20世紀全球戰火～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大事紀要)；(延伸閱讀2：近代中國命運的起伏～大清帝國的落日餘暉Ⅰ～Ⅳ)；(延伸閱讀3：兩個中國～天主教與兩個中國19世紀~1949年)；(延伸閱讀4：兩個中國～天主教與兩個中國1950~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