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千年十月一日，天主教在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廣場舉行封聖儀式，冊封120位晚清至民國期間在中國的殉道者為聖人，當中的八十多人是在義和團事件中殉道的神職人員和信徒。當天適逢是中國的國慶日，事件引發官方媒體的一番口誅筆伐。誰是誰非，除了是對史事的觀點與角度，也牽涉到政治立場的昭示。但無論個人的取態如何，傳教士與百姓持續不斷的衝突，是晚清時期確實的社會現象，結果導致義和團的興起，以至八國聯軍的爆發。
傳教士 (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 與百姓的衝突被稱為「教案」，從鴉片戰爭至八國聯軍的六十年間，估計發生共四百餘宗教案，也有估計達一千宗，總之不是偶爾事件。為甚麼傳教士與百姓不斷發生衝突呢？
傳教士的粗暴帶來衝突。部分傳教士懷著宗教熱忱，深入內地，與百姓爭執，這未必到暴力衝突的地步。但宣教的過程中，部分傳教士恃仗特權，強行購置土地，興建教堂，又包庇教民，不管是非對錯都站在教民一邊，有教民仗勢欺人，也有混入教會的不法份子，於是容忍激發與百姓的衝突。
仇外情緒帶來衝突。列強侵略，迫使滿清簽訂不平等條約，甚至劃分勢力範圍，社會充斥仇外情緒。在此環境下，大量洋貨向國內傾銷，鐵路及貨輪代替傳統苦力，令本土經濟大受打撃，百姓生計受損。傳教士是百姓日常遇到的洋人，那股仇外情緒自然發洩在傳教士身上。
官府態度激化衝突。受領事裁判權的掣肘，地方官員逃避干涉傳教士與百姓的衝突，免添麻煩，寧願冷眼旁觀，甚至樂見其成，往往未及早疏理。部分官員把不滿投射於教民，以加倍責罰來對待「叛徒」，與傳教士偏袒教民形成惡性循環，間接鼓勵衝突。
列強態度激化衝突。列強對滿清虎視眈眈，教案往往被列強加以利用，以保護國民為理由，以外交手段向地方官員施壓，甚至以軍事行動作為威脅，從而取得更多的利益。列強的介入令民間的仇視傳教士的情緒更高漲。
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為例。一些百姓發現了天主堂後院埋葬了很多兒童，於是以孤兒內臟煉藥的傳聞不脛而走。被煽動的百姓包圍教堂，與傳教士爭執，繼而動武。法國領事要求滿清認真查辦，滿清官員認為民氣可恃。事件未及時降溫，法國領事在衝突中向民眾開槍，民眾反撃，不但殺死領事，也殺了約20位洋人及30位中國信徒，並燒毀多間教堂。列強軍艦隨即駛至天津示警，最終曾國藩負責交涉，向法國賠款道歉，重罰地方官員及民眾首領。天津教案作為典型教案，包含以上各元素。事件被平息，但仇外情緒沒有被疏理。
義和團散發反洋教的宣傳畫，以上是其中兩幅。「鬼拜豬精圖」的「豬」是「主」的諧音，諷刺信徒跪拜獸類。「叫堂傳叫圖」的「叫」是「教」的諧音，圖中看見無知的百姓跪拜「死人」，傳教士卻在旁邊淫樂。畫的左右兩側批評傳教士的「惡行」。
義和團興起於山東，一則，甲午戰爭後，列強在山東爭奪利益，對山東百姓來說，這「突如其來」的衝擊激化仇外情緒，二則，正值黃河氾濫帶來嚴重天災，農村經濟瀕臨崩潰，以仇外發洩不滿。因此，山東發生多次血腥的教案，並漸形成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
義和團宣稱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義和團的活動在山東迅速漫延，在官員的默許下，轉到天津與北京，進行更激烈的排外運動，不但殺害傳教士及教民，而且破壞與「洋」有關的建設，如拆毀鐵路，燒毀洋貨。
教案只是傳教士與百姓衝突事件的統稱，不宜以簡單標籤來定性，傳教士在某個教案是「禍首」，在另一個案是「苦主」。同一原則，義和團從打撃傳教士開展其排外運動，也不宜以簡單標籤來褒貶，為百姓出頭不等於是「義軍」，發洩排外情緒不等於「愛國」。仇外激化教案，教案激化仇外，義和團因而興起。義和團利用滿清政府，滿清政府利用義和團，最終帶來八國聯軍的悲慘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