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正義，歌唱愛：從藍儂的烏托邦說起

約翰藍儂的Imagine問世四十五年，已經是多數人熟聽之極，而近乎芭樂抒情金曲的老調了。然而讀了歌詞，你會發現藍儂是刻意要用這樣的糖衣去包裹他未必討好的理念：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沒有前世也沒有來生，只要為當下而活。沒有國家、沒有宗教，也就沒有了戰禍，和平便將到來。沒有私產，也就沒有貪婪和饑饉，全人類便能分享一切──這個烏托邦，是無神、無政府的共產天堂：「你可以說我在做夢，但我不是唯一做夢的人。但願哪天你也加入我們，世界大同就不遠了」──這分明是煽動革命嘛。

不過藍儂畢竟不是切‧格瓦拉，他的政治主張僅止於「坐而唱」，沒有「起而行」。這首歌傳唱多年，那烏托邦的彼岸誠然值得眺望，大部分的人聽歸聽，唱歸唱，真要行動起來，扔掉宗教國族和私產，恐怕還是跨不過去的。

一首歌，一張唱片，真能移風易俗、改變社會嗎？搖滾樂真的能改變世界嗎？我在講演場合，經常遇到青年人問這一題。而我總是回答：就我來說，音樂早就改變世界了，而且不斷持續在改變，只是未必能像某些人期待的那麼直接、單向、有效率。一本小說、一部電影、一齣戲，也都能改變世界，端看你怎麼定義「改變」。由此觀之，Imagine提示的終極烏托邦當然沒有實現，但它這些年潛移默化的億萬聽者，或許已經默默為這個世界化解了若干偏見和仇恨，抵銷了若干自私聚斂帶來的傷害，亦未可知。

一九六三年，偉大的黑人靈魂歌手山姆庫克（Sam Cooke）夫妻和同伴在南方路易斯安那州，被一家「只接待白人顧客」的旅館拒絕入住。他們憤怒地破口大罵，終於被警察拘捕，罪名是「擾亂安寧」。儘管林肯總統簽署《解放奴隸宣言》正好一百週年，儘管民權運動遍地開花，黑人在南方的處境依舊極為艱難。這個事件大大刺激了庫克，不久他聽到了巴布迪倫的名曲Blowin' in the Wind，更是感慨：

一九六四年一月，庫克錄製了剛寫好的新歌A Change is Gonna Come，盪氣迴腸，咸認為是他演唱生涯的不朽高峰：

庫克和後來的藍儂一樣，不相信來生，不相信宗教的救贖，只希望現世的公正能夠實現。唱片公司擔心這首沉重的歌會傷害他在白人聽眾心目中的形象，暫時按下不發。它的管弦樂編曲特別複雜，難以現場演出，終其一生，庫克只來得及上電視公開唱了唯一一次，而且那次播出的母帶也已遺失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庫克在一場汽車旅館的爭執中遭女主人開槍擊斃，時年三十三歲。這張單曲在他死後兩週正式發行，很快上升到「史詩」地位，成為黑人民權運動主題曲。

曾經有很長的時間，美國南方的黑人不能和白人上同一所學校、同一間教堂，黑人白人各用各的廁所、飲水機，連火車車廂、公車座位都各自隔離。跨種族通婚是違法的，黑人也沒有參政權和投票權。一九六五年，美國終於通過「民權法案」，廢除一切歧視性法律，賦予黑人平等投票的權利。「黑權意識」漸漸爭取到更廣泛的認同，當然，也伴隨著暴亂、暗殺、綿延不斷的衝突。

一九七一年，深受庫克啟發的另一位偉大黑人靈魂歌手馬文蓋伊（Marvin Gaye）決定跟隨庫克的榜樣，掙脫「情歌王子」的框架，錄一張充滿現實議題的專輯，遍及彼時政治、社會、環境、戰爭種種問題。唱片公司也深恐他自毀前程，不希望他拋棄偶像歌手的光環，一再勸阻。蓋伊只好威脅公司：若不讓他發片，他寧願再也不唱，才爭取到完全的創作自由。那張專輯，便是震古鑠今的曠世經典What's Going On，詞曲編錄唱奏在在完美無瑕，標題曲同樣成為流行樂史迭經翻唱的「標準曲目」：

平等的法律儘管通過了，黑人青年仍然面對國家機器暴力逼壓和大人世界的冷眼。在戰火蔽天、仇恨延燒的時代，蓋伊大剌剌宣揚「愛」的力量：從小我的情愛，到大我的博愛，這個字始終在六○年代搖滾歌詞承載著比普通情歌更多的期許。曾經有一代人相信：這個字是讓世界撥亂反正的靈藥。蓋伊的歌，當然並沒有消滅世間種種不義，卻播下了無數種子，讓柔軟的心被看見，讓療癒的願力得以凝聚。

近來頗有一些人，把「愛」字綁架，用來遮掩仇恨與偏見。假如說搖滾樂教導過我什麼重要的事，或許是在穢亂的濁世仍然保持一點天真，保持對「愛」的信念吧。烏托邦固然渺不可及，但若善念能夠涓滴匯聚成河，讓這世界緩緩向溫柔包容的方向航去，卻是確確實實可以做到的。這些古老的歌，或許仍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