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4/05按】原載於《台大人文報》總號第五期，1990年冬出版，不知道是否還有人記得這份刊物？那是我第一次獨力主編一份四個版的報紙，除了這篇亂七八糟（真是亂七八糟）的文章，還登了黃威融的一首情詩「有人問我關於愛情和才氣的問題」、WK寫單戀心情的散文「等待明美」、還有一篇SR取了個突梯標題的抒情散文「我慣用左鼻孔打鼾」。
對了。末段提到在視聽社做海報的不是別人，就是濁水溪公社的左派和小柯。
──────────
不幸的是無論如何都鬱悶不起來。
（秋天來了。秋天來了。我如此喃喃著。瀰漫著失意自憐啤酒與菸霧的，秋天。秋天）
所謂「鬱悶不起來」和「不鬱悶」是不一樣的。假如「不鬱悶」，表示即使心情不到愉悅開朗的地步，也至少平平順順。而現在卻是無力於自戀／憐，吊在愉悅的雲端與自毀的深淵之間不上不下，人掏空了似地什麼也榨不出來。為了讓自己鬱悶，故意站在高處吹風。吸菸。聽極其沉淪殘酷的搖滾樂。弄亂頭髮。喫難喫的午餐。坐在活大餐廳喝冰咖啡唸攝影蒙太奇的原文書。還是鬱悶不起來。
（我所應該寫的其實和這些一點關係都沒有。應該寫的是，關於大學生態的感覺，關於活著的美好與不美好，關於○○與△△的××，諸如此類。）
呣。
（不妨談一談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在一個四到五人的搖滾樂團裡當主奏吉他手，彈足以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嘈嘈切切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藍調，用一支Fender Stratocaster或者Gibson Les Paul的電吉他。留長長長長的頭髮和滿嘴滿臉的髭鬚，也許叨一支Salem涼菸，也許，呃，唱得渴了就喝口啤酒。歌當然是唱自己寫的。也許可以在小福前面的平台上唱一場，當然視聽小劇場也不錯，但最好的地方還是文學院二樓的陽台，也就是院長室的外面。面對整條椰林大道，仰視漫天鬱雲，俯瞰蠕蠕人群，披散著頭髮⋯除了藍調，還可以吼叫一些龐克，刷著嘎啞刺耳的電吉他：
我是個反基督！
我是個無政府！
不知道要什麼可是知道怎樣要，
我要打爛經過的傢伙！
因為──我要做──無政府！
聲量足以一路傳到新生南路對面去。整棟文學院的玻璃窗亦將隨之格格搖動。搖滾萬歲。
當然這只是夢想。忽然意識到這篇文字是受篇幅限制的。我不能任由自己沉浸在蔓延的文字裡面，畢竟這只是一篇登在報紙上的東西。
（但我無法停止想望與回憶。）
高二的時候，在校刊社當編輯。校刊社位居學校角落一個漏雨破窗的所在，那個時候公假一請就是整個禮拜，整天窩在那裡寫稿聽音樂看書睡覺或者和友朋聊天吵架。心情極度惡劣的時候就爬到屋頂上吹風看雲。有時候拿粉筆在牆上塗寫反動標語，或者詩。曾有長達半年的時間很篤定地認為自己是天才，然後又有半年處於極端自卑的痛苦狀態之下。二下開始迷戀達達和超現實，於是常常散著頭髮枕地而眠故作頹廢狀。寫了幾篇奇怪的實驗性文字，風和日麗的午后就在牆上地上刷刷默背啞弦洛夫的詩。也努力聽著六○年代的迷幻搖滾，幻想自己是梟梟大麻菸霧包圍之中端坐的長髮嬉皮。馬歇杜象、里內馬格里特和約翰藍儂是我心中的神祇。那一陣子大學校園正蔓延著學潮，自由之愛和野火陣線成了我們的偶像。反權威的心情激昂而亢奮，滿腦子都在想著打倒腐敗的體制，每晚出校門必對微笑的總統銅像投以鄙棄不屑的眼神──那是我的高二，洋溢著sentimental的自戀氣氛。
眾人譁笑聲中我愕然昂首
所謂歷史
不過是鐵蒺藜上一朵
血紅的玫瑰
那是公元一九八八年，背景音樂是披頭的「白碟」。有時候烈陽炙人，有時候淒風冷雨，總是在午后。我相信自己會成為詩人。哈里路亞，我們活著。
（此刻是十月十九日上午十點廿二分，這篇文字已經斷斷續續寫了一個禮拜，又回到活大餐廳來繼續下去。隨身聽唱的是Paul Simon的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而事實上是，多年之後，我已無力瘋狂。）
漸漸真的鬱悶起來了。
（你不會瞭解披頭的歌之於我的意義。
就像你不會瞭解頹廢這兩個字之於我的意義，
啤酒之於我的意義，
涼菸之於我的意義，
詩之於我的意義，
還有完稿紙之於我的意義一樣。
當然，你也不會瞭解「文藝青年」這四個字之於我的意義。你不會瞭解的。）
毛氈斗蓬的遊唱者從松林的嗚咽中走來。他輕輕唱道︰
海的西方不再生產多汁的葡萄，傳說中的巨龍也早已沉
屍在南端最深最藍的海底。北界爆發戰爭，數萬人在不
甘的痛楚中死去。貿易中心的大港似乎一夜之間失去蹤
影，而無數水手只有絕望地在迷航的船上渴死。
我必須承認這樣的文字已經隨著我的十六歲而離開自己很久了。真的。我在椰林大道漫游了一整年企圖搜尋十六／七歲那年的感覺，那六條弦卻無論如何都調不出和諧的共鳴。而當我終於能彈撥出正確的音調的時候，弦，早已鏽壞了。那支曲子只能默想，若欲鼓琴而歌，弦將紛紛應聲斷散，嘩嘩拋灑滿地鏽斑。畢竟馬歇杜象、里內馬格里特和約翰藍儂都已經死了，而詩亦早已離我遠去。哈里路亞，我仍活著。
（以下的文字，是在前面的兩千四百字送打之後，續寫補上的。）
十月廿四日，在視聽社看他們做海報。撕下了一塊塊來自環保社運報導、文藝宣傳品和時報周刊美女專輯大小不等的圖片，連同一些塗鴉和文字參差在腥紅的ＤＡＤＡ噴漆大字兩側，且在純白的底紙上努力用腳踐踏，留下錯落的鞋印。在另一張黑底的海報上，他們黏了兩枚菸蒂。
純然的惡搞使我厭倦，這是我對自己忽然感覺到的某種不快的解釋。然后我發現，當才氣流失的時候，你只有祭出誠實的光環，擺出批判的嘴臉，才能藉以掩飾自己的妒嫉與不安。我永遠不可能披散著頭髮罩一件破汗衫彈龐克，任由菸霧染黃自己的門牙。就是這麼回事。昨夜在校門口看五洲園的布袋戲，我極其艱苦地學ＳＲ唸出了「雲州大儒俠」的正確台語發音。而當周身所有人隨著戲角的唸白爆出陣陣譁笑，我只能在人群中愕然，急急向左右尋求可能的翻譯。即使我紮起長髮蓄起髭鬚，試圖在語言中不著痕跡地使用髒字，學著喝啤酒跟玫瑰紅以外的烈酒，或者開始吸長壽，布爾喬亞的虛矯身段仍舊鬼魅般依依不能離去。這和我外省籍的血液一樣無可改變。
我不知道要如何結束這篇呢喃。一切都像人生一樣，糊里糊塗地開始，莫名其妙地結束。我想，該是承認九○年代的時候了。唉⋯⋯也許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活著。
不過誰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