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鷹酒吧與ＤＮＡ雙螺旋之秘

　走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附近的街上，女兒指著前方的一個紅色小店招，說：「那就是有名的老鷹酒吧（Eagle Pub），你一定要進去看看。」

　雖然是大白天，但酒吧內卻有點陰暗。斑駁的牆壁上掛滿了大小不一的鑲框照片，猜想應該都是來此造訪過的歷史人物，在昏黃小燈的映照下，以英式的優雅為我們展示酒吧三百年厚重的歷史。我的眼光四處瀏覽，終於在一面牆上發現幾幀熟悉的照片和兩塊金屬面板，上面寫著：

　「一九五三年二月廿八日，克利克（F.Crick）和沃森（J.Watson）在這裡宣佈他們發現了生命的奧秘（ＤＮＡ的雙螺旋結構）。」

　女兒要我看的就是這個，果然是我該來的地方。據說當年兩個人一星期有六個晚上就坐在這裡共進晚餐，邊吃邊討論（夾以爭辯）ＤＮＡ的結構問題。他們的這個大發現，不僅開啟了研究生命奧秘的大門，還是生物學界乃至整個科學界的一大傳奇。

　我們在鄰近的桌邊坐了下來。點了炸魚、薯條和ＤＮＡ啤酒，邊吃邊談論劍橋的物價還有克利克。我向女兒提起克利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得到諾貝爾獎多年後，有一次接受採訪提到的「研究生症候群」：一個人在剛踏進科學研究的殿堂時，就會被人洗腦，他們告訴你要多麼小心，科學發現是如何困難等等；所以，研究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能有什麼科學發現。

　克利克在找出ＤＮＡ的雙螺旋結構時，雖然已經三十七歲，但還沒有拿到劍橋大學的生物學博士學位，所以嚴格說來，還是個「研究生」（他原是倫敦大學的物理學碩士，一九四七年退役後來到劍橋大學，才轉而攻讀生物學）。他在劍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和沃森相遇，沃森比克利克小十二歲，但已擁有印第安納大學的遺傳學博士學位，他是到劍橋來做博士後研究的，所以嚴格說來，也還算是一個「老研究生」。

　兩位還算年輕的「老研究生」大概已經確知《自然》期刊會在一九五三年的四月廿五日登出他們的論文，所以搶先於二月廿八日在其老巢老鷹酒吧宣布他們的偉大發現。而這篇被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科學突破之一的論文，只有短短九百字，配上一張手繪的ＤＮＡ雙螺旋結構簡圖。

　這真是科學界的一大傳奇。我特別欣賞克利克「研究生症候群」的說法，因為我女兒當時正在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做博士後研究，雖然她的專業是歷史，但不管做什麼，年輕人都不應該妄自菲薄。不過後來，我卻在這個科學傳奇裡發現以前不知道的另一些細節與眉角。

　當年，想找出ＤＮＡ的結構是個熱門的科學問題，最少有三個團隊在從事競爭：一個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女科學家富蘭克林（R.Franklin）和威爾金斯（M. Wilkins）團隊，他們用Ｘ光繞射技術研究ＤＮＡ的分子結構，並認為其結構應該是螺旋狀。一個是加州理工學院的鮑林（L.Pauling，一九五四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團隊，他們認為ＤＮＡ很可能是三螺旋結構。克里克和沃森可以說是實力最差、臨時拼湊而成的團隊，但卻也是最年輕、最有衝勁、思想最奔放、最擅於截長補短的一組。

　他們從鮑林和富蘭克林的研究裡得到啟發，還做了一個模型去向富蘭克林請教，結果被富蘭克林大加指正，還勸他們應「多用功些」。當研究生物鹼基的權威查加弗（E. Chargaff）到劍橋訪問時，他們也跑去向他請益，了解到腺嘌呤（A）和胞嘧啶（C）、胸腺嘧啶（T）和鳥嘌呤（G）有配對關係。他們綜合活用這些觀念和線索，在實驗室裡廢寢忘食地試驗，終於聯手搭建出ＤＮＡ的雙螺旋結構，並立刻寫成言簡意賅的論文，投稿到《自然》雜誌。

　這個生命奧秘的重大發現雖然是在一九五三年提出的，但卻到一九六二年才得到諾貝爾獎的殊榮，而得獎的除了克利克和沃森外，還有威爾金斯（富蘭克林則不幸在一九五八年因卵巢癌去世）。而查加弗則對自己被排除在外頗為抱怨與難以釋懷（當然也有人為他打抱不平），不僅退出自己所屬的實驗室，還對現代的科學研究提出尖刻的批評。

　他認為克利克和沃森搶先一步發表ＤＮＡ的雙螺旋結構是「科學界的首次爭奪戰」，以前，科學在國際間有一種公平、謙和的承諾，知道某些人已在進行什麼研究，而且已接近水到渠成時，通常就會很有風度地禮讓，而不會在獲得某些關鍵線索後，就立刻打電話給他的團隊或自己展開同樣的實驗，為的是想搶先一步發表，贏得榮譽或獲得專利。

　查加弗所說的這種「爭奪戰」在科技界更為普遍。我青少年時代讀到「愛迪生發明電燈」的故事，記得文章的插圖是在描繪愛迪生一個人在孤燈下做實驗的情景。但後來知道得更多後，才曉得「為了發明更理想耐用的電燈」，當時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都爭先恐後地投入相關的研究，更非一個或兩個人的單打獨鬥，而是由一大群人所組成的不同團隊在從事激烈的競爭，愛迪生這個團隊只是在某些方面拔得頭籌或做得最好而已。但後人卻只知道愛迪生，而且發明電燈的功勞和榮譽幾乎都歸他一個人所有。

　但有競爭才能讓人類文明獲得更快速的進展，雖然有些殘酷和弊病，卻也不見得是壞事。有人以此來請教查加弗，查加弗的回答是「我從未聽說過雪萊和濟慈曾彼此競爭（要搶先對方一步寫出讓更多人讚嘆的優美詩篇）」，言下之意是科學應該跟藝術一樣，要優雅一點、從容一些。

　話雖然不錯，但我們看從諾貝爾文學獎到各地方的小說獎、文藝獎，雖然大家並沒有在互相「搶快」，但為了「爭奪」獎項，轉而運用各種手段去拉攏、施壓評審，製造輿論的行徑，其實更讓知道內情的人皺眉、齒冷。科學的獎項還有真假對錯的客觀依據，而文學藝術類的獎項，優劣良窳其實見仁見智，每次公布誰獲獎，總是會出現批評和不滿，但塵埃落定，卻也只有得獎者留下他們的美名，還有誰會在意、記得當年背後的爭奪。

　只要是人多的地方，難免就會有競爭。當然有孔子羨慕的「揖讓而升，下而飲」的佳話，但有形、無形、溫和、激烈、冷酷的爭奪，就像老鷹爭食般，也是在所難免。近來我已學會不再特別注目、標榜某些個人的成就與貢獻，因為我知道那些成就或貢獻其實都是很多人先後不斷努力、累積才有的成果，某個人或一兩個人通常只是因為機緣而冒出台面，接受表揚與鼓掌的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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