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民法典時代

2019年台灣為了同婚法案聚焦『民法修改』的議題，而當時的法務部長邱太三說，我國《民法》訂於一九三○年，若要說它沒有規定到同性婚姻而違憲，就如同「拿清朝的劍去斬明朝的官」。而中國到2020年才通過建國以來第一部『民法典』，兩岸的民法在立法上差了90年。

二○二○年才能完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這是一個重要信號，宣示中國以公有制為主、市場經濟為補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表中國進一步完善補充『個人』的部分，畢竟《民法》的原則是當事人自主原則、契約自由原則。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著手立新法，五四年全國人大以二二年蘇聯《民法》為藍本起草《民法》，五六年雖完成草案，但因發動整風、反右運動，因此立法被迫中斷。

經過三年困難期，六二年再度起草《民法》。當時中蘇反目成仇，所以企圖擺脫蘇聯《民法》藍本，但又需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要體現計畫經濟與社會主義思想。直到六四年才正式提出草案，隨即又遭遇四清運動，立法再一次中斷。

一九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再度起草《民法》，雖在八二年提出草案，但因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體制轉軌還在摸石頭過河，社會不斷發生各種新情況與問題，轉型中錯綜複雜，《民法》草案無法跟上社會的變動，因此停止立法。

看似因政治因素導致《民法》立法停止，本質卻是計畫經濟體制是依靠行政權力與行政手段，因此不需要《民法》。據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梁慧星指出，七九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陶希晉建議不制定《民法》的理由為，中國改革開放要靠經濟法而非民法。他還說，陶希晉視民法為資產階級的舊法，而最後這一點才是中國一直沒有《民法》的最核心想法。

體制上雖說調和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但立法上是矛盾與漏洞百出。例如從《憲法》、《物權法》到《民法通則》，都規定土地不得買賣出租、抵押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但連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用『流轉』承租或買賣，可見這與當今中國社會現實脫節。

一九六三年毛澤東曾說，社會主義的法律是新的工作，至今中國還沒有社會主義民法、社會主義刑法，「原因是需要累積經驗。」如今改革開放四十年，累積相當經驗，也累積相當多問題，雖然這次立法名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近年來國進民退聲音越來越大，再一次共產恐懼不斷，而立民法典是保障個人，看似衝突，但至少是進步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