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是要談奧運難民隊（Refugee Olympic Team），而是現在進行式的東京奧運目前必須要正視的問題——如果有東奧選手在日本境內提出難民申請，日本該怎麼做。
難民申請的議題會浮上檯面，和烏干達選手Julius Ssekitoleko，以及剛在柔道男子組 81公斤級贏得銀牌的Saeid Mollaei有關。
（沒有上場的）烏干達東奧舉重選手Julius Ssekitoleko
這次烏干達奧運代表團抵達日本後，可說是新聞話題不斷。烏干達奧運代表團，是這次東奧採用「泡泡模式（入境唾液抗原快篩採檢為陰性後，不須 14天居家檢疫，只要連續 3天採檢結果皆為陰性，即可放寬移動限制、上場參加比賽）」後，首團在機場檢驗時驗出有人PCR檢驗陽性的奧運代表團。當時由於日本政府沒有事先規劃好配套措施，沒有預想好這種情況是該在機場就地隔離，還是要移到接待市鎮（host town）再做隔離，就先把整團送到負責接待烏干達奧運代表團的大阪府泉佐野市，引發批評。
留下紙條跑不見的舉重選手
選手染疫風波稍微平息後，接著傳出烏干達舉重選手Julius Ssekitoleko，7月16日在host town大阪府泉佐野市的下榻旅館留下一張寫下「生活太苦不想回國，想留在日本工作」的紙條，行蹤不明。外界直指東奧宣稱安全零風險的「泡泡模式」破滅，日本輿論則擔心東奧會間接助長逾期居留、非法打黑工的勞動市場。
所幸三重縣四日市市內的警察署在 7月20日尋獲Julius Ssekitoleko，外界不必擔心Julius Ssekitoleko會成為黑工，Julius Ssekitoleko的新聞相對來說也告一段落。
但如果有仔細關注過這則新聞的朋友也許會注意到，Julius Ssekitoleko曾有表明自己想提出難民申請。
Julius Ssekitoleko曾表明想提出難民申請
Julius Ssekitoleko在警局時，曾表明自己想提出難民申請。結果日本警方的做法卻是，將Julius Ssekitoleko帶去烏干達大使館。
之後的事情就如同新聞所報導：「Julius Ssekitoleko被烏干達大使館說服」後，回到大阪府泉佐野市和烏干達奧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告別。接著兵分二路，烏干達奧運代表團從host town的大阪府泉佐野市啟程前往東奧會場，Julius Ssekitoleko則被送到成田機場，準備被遣返回國」。
日本警方的做法有問題
今天不管Julius Ssekitoleko是否真的在母國受到迫害（從Julius Ssekitoleko留下的紙條來看，他在烏干達遇到的問題是經濟問題），當有人表明想要提出難民申請，當地國家第一步最應該做的就是確保當事人的安危，接著才是查證。
結果日本警方的做法卻是把Julius Ssekitoleko直接送到烏干達大使館，這根本就是讓當事人暴露於風險之中。今天不管Julius Ssekitoleko在來到日本之前，是否真的受到迫害（這個查證工作是日本需要做的），日本警方把Julius Ssekitoleko直接送到烏干達大使館，就是直接讓烏干達政府抓到當事人更多把柄，不管Julius Ssekitoleko之前在烏干達時是否受到迫害，今後Julius Ssekitoleko被送回烏干達的話，很有可能會被烏干達當局刁難。
實際上，Julius Ssekitoleko被遣返回烏干達後，確實被烏干達當局關了快 5天，直到 7月28日才獲釋。具有律師資格的烏干達外交部長還表示應將Julius Ssekitoleko終身監禁。
日本難民律師團表示不滿
對此，簡稱「全難連」的日本全國難民律師團聯絡會議（全国難民弁護団連絡会議）在 7月27日召開記者會，要求日本政府及東奧組織委員會，如果在東奧期間有選手或東奧相關人士表明想要提出難民申請，除了要確保讓當事人有機會去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相當於臺灣的移民署）提出難民申請，並在這段時間（1）不讓當事人接觸母國大使館人員（2）讓當事人有機會可以聯絡到支援團體。
「全難連」會有這場記者會，就是因為Julius Ssekitoleko。
當時律師児玉晃一在新聞上看到Julius Ssekitoleko想要提出難民申請，便立即趕到警局，希望能和Julius Ssekitoleko面談。但児玉晃一不但沒有見到Julius Ssekitoleko，就連警方到底有沒有和Julius Ssekitoleko說，有律師要找他，都沒人知道。児玉晃一認為，日本作為這屆奧運的主辦國，這屆奧運還有難民選手團參加，警方居然做出這種事（不讓當事人和律師碰面、還把當事人帶去母國大使館），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因此，「全難連」要求日本政府作為《難民地位公約（日內瓦公約）》簽署國，至少要做到追蹤Julius Ssekitoleko被遣返回國後的處境。
緬甸足球員Pyae Lyan Aung
事實上，假如日本警方有讓Julius Ssekitoleko和日本律師接觸，或是Julius Ssekitoleko知道緬甸足球員Pyae Lyan Aung的故事的話，也許Julius Ssekitoleko今天人還能留在日本，沒有出境。
今年 5月28日，隨著緬甸足球隊前往日本和日本隊打世界杯足球賽亞洲區第 2輪的足球員Pyae Lyan Aung，足球場上演奏國歌時，舉起了象徵反對軍事政權的「三指禮」。當時這個畫面被日本媒體轉播，外界都很擔心Pyae Lyan Aung的安危。
緬甸足球隊敗戰後，原定Pyae Lyan Aung應於 6月16日和其他的足球隊員一起從關西機場出境。但Pyae Lyan Aung在出境審查時表明自己回國會有生命危險，拒絕出境。日本出入國管理廳沒有強制遣返Pyae Lyan Aung，而是讓Pyae Lyan Aung留在日本境內，讓Pyae Lyan Aung順利和機場準備救援的支援團體碰面。
最後，Pyae Lyan Aung在支持團體的陪同下，先是在 6月22日前往大阪出入國在留管理局提出難民申請。隨後日本當局也特別延長他的簽證資格，從 90天短期簽證轉為 6個月內可以工作的「特定活動」簽。此外，日本職業足球聯賽J3級別「YSCC橫濱」表示將讓Pyae Lyan Aung以練習生身份參與練習，目標讓Pyae Lyan Aung成為日本職業足球聯賽首位緬甸籍選手。
伊朗出身的蒙古籍柔道選手Saeid Mollaei
至於今年贏得東奧柔道男子組 81公斤級贏得銀牌的Saeid Mollaei，這次是以蒙古籍的身份登場，但其實在 2年前，Saeid Mollaei是以伊朗選手的身份出現在日本武道館上。
Saeid Mollaei本來就是實力派選手，2018年代表伊朗參加世界柔道錦標賽時，就曾贏得金牌。
2019年8月在日本武道館舉行的世界柔道錦標賽，伊朗出身的Saeid Mollaei想當然爾代表伊朗出賽。然而，當時伊朗當局認為，Saeid Mollaei賽事打到後來一定會遇上以色列選手，所以以各種方式脅迫Saeid Mollaei必須退賽。
但Saeid Mollaei不從，硬是打完整場比賽，在四強賽失敗未得牌。Saeid Mollaei也因為這個決定，再也沒有辦法回到伊朗。最後在國際柔道總會（IJF）的安排下前往德國，陸續以難民選手的參賽，最後在同年 12月取得蒙古國籍，代表蒙古登場。
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
雖然Saeid Mollaei的故事很正向，拒絕了伊朗當局的要求（伊朗的柔道總會還因此被國際柔道總會停權一段時間），申請成為難民轉換國籍成功後，贏得奧運銀牌。但類似Saeid Mollaei這樣，因為國家立場和以色列交惡，要求選手退賽的事情仍在進行中。
光是本屆奧運的柔道賽事，男子 73公斤級的阿爾及利亞選手Fethi Nourine發現晉級後第 2輪賽事會遇到以色列選手，就事先宣佈棄權。接著，原定和Fethi Nourine對戰的蘇丹選手Mohamed Abdalrasool因為Fethi Nourine的棄權，會自動晉級下一輪賽事，就會遇到以色列選手，所以Mohamed Abdalrasool也宣佈棄權。
至於因對手棄權能不戰而勝兩回合的以色列選手Tohar Butbul，在半準決賽和敗部復活賽都敗戰，在本屆東奧男子 73公斤級柔道排名第 7。
現在還有時間做好準備
日本等亞洲國家的難民申請承認率一直都很低（臺灣是根本沒有提供難民申請，目前沒有相關國內法源依據）。根據日本出入國管理廳的資料，2020年有 5,439人在日本提出難民申請，但只有 47人審查通過。每年的難民申請承認率幾乎都不到 1%，申辦流程也有很多問題（第 1次面試不准律師陪同等）
甚至今年差點修惡的「入管法」修正案，欲修法內容已違反國際法規的不遣返原則（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說什麼如果當事人連 2次申請難民認定皆遭到駁回，就算正在嘗試 3度申請難民資格，只要文件內容和前 2次幾乎相同，當局就可以直接強制遣返當事人。還好該「入管法」修正案最終遭廢案。
距離東奧賽事結束還有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也許會有其他選手表明想要在日本申請難民庇護也說不定。日本當局應事先準備好應對方式，不能再像烏干達東奧舉重選手Julius Ssekitoleko那樣把當事人帶去母國大使館，或是像伊朗出身的蒙古籍柔道選手Saeid Mollaei這樣，等待該運動項目的國際總會救援（當時Saeid Mollaei是在日本打柔道的世界錦標賽，所以歸國際柔道總會負責），現在東京奧運就是在日本主辦，奧委會不把這件事情交給日本處理，又把選手引介到其他國家申請難民庇護的話，真的會很難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