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說的故事，無論如何都得從腳踏車講起。或者準確一點說，從被偷得獎踏車講起。「鐵馬影響著咱一家伙的運命。」我母親常這麼說。我會說，我母親是個新歷史主義者，在她的記憶裡沒有大人物、沒有英雄、沒有轟炸珍珠港，她只記得鐵馬丟掉這等瑣事。當她用台語說「運命」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這種語言還保存著的一種庶民信念：它把「運」擺在「命」的前面。
人的生命有限，因此在有生之年，我們無法親身處於所有的時代，體驗當下的氛圍；也因此，能夠讓觀看者彷彿感同身受的小說、電影等創作，就更具有其魅力。2015年，作者吳明益出版了《單車失竊記》，以主角找尋父親失竊的單車為主軸，建構了橫跨百年的龐大故事結構。在跟隨主角找回單車的同時，讀者也如同經歷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旅程，親身感受到那些曾經存在，卻幾乎被遺忘的歷史。
繼Ubike後，台灣各地都曾陸續掀起共享單車的熱潮，然而單車並不總是如此易於親近的存在。從曾經是奢侈品，被偷竊還會上報；二戰時成為日軍攻陷馬來半島的關鍵交通工具；到台灣庶民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因為在地品牌的行銷，成為「幸福」的代名詞，《單車失竊記》對於單車的演化與變遷，讓單車彷彿變得「不僅僅是單車」，甚至可說「擴增」了單車的定義。
講單車的歷史 也講人與野獸
然而，雖然名稱是《單車失竊記》，但其中包含的不僅僅是單車的歷史，同時也觸及了二戰時原住民的主體認同、戰時的「猛獸處分」、戰後的白色恐怖與台灣曾經以「蝴蝶王國」著稱的那段年代。如同老單車需要慢慢找回零件才能完整，在跟著主角將父親的遺物從「不全」變成「全」的過程中，那些幾乎被遺忘的台灣過往，也似乎跟著「全」了。
看著吳明益將這些看似無關的情節，透過龐大的敘事結構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總會讓人想到〈妙語說書人〉這款桌遊（玩家必須抽牌，並按照抽到的圖片們，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彷彿不論拿到的是什麼，他總是能夠不突兀地將它們結合在一起。但除了強大的情節安排，作者的敘事能力也經常讓讀者對內容信以為真，而忘記小說中往往夾雜著虛構的情節。
寫這部小說並不是基於懷舊的感傷，而是出自於對那個我未曾經歷時代的尊崇，以及對人生不可回復的經驗與致意。
在找尋「幸福牌」的過程中 重新思考關於幸福
不論是日治、戰時，或是威權時代，那些「無法好好哀悼」、「無法好好愛」的時代，往往是出生、生長在和平時期，所無法想像的。然而，生活在這些年代的人們，卻往往像是「掉了螺絲」的腳踏車，成為了某種程度的失語者。比起捷安特，現代人大多不知道台灣有個單車品牌叫做「幸福牌」，跟著《單車失竊記》中這台幸福牌單車失而復得，或許讀者也會對於「幸福」，有更多的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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