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性格向來以內斂著稱，內心真正的想法不輕易露於言表，然而日本近期對東亞政治局勢的相關表態卻顯得「反常」，進逼台海的意味濃厚，而且一步比一步還露骨。不僅國防預算默默連續增長九年，2021年突破5.3兆日圓，來到史上新高，更對台灣當局猛拋媚眼，包括日本首相菅義偉在美日領袖峰會中提及台海問題，接著日本內閣又屢屢對外暗示可能為台灣出兵並參拜靖國神社，此外日本還有意在石垣島佈署飛彈。上述諸多大動作都讓外界憂心，日本是否已確立將擺脫戰後和平主義的束縛，奉持右翼路線行「第三次開國」，若是如此，無疑將給詭譎的台海情勢帶來更多變數。
日本第三次開國的潛台詞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裡（Matthew Perry）率艦隊進入日本江戶灣岸的浦賀，終結了日本的鎖國時代，並間接促使日本明治維新，被視為日本「第一次開國」。後來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在美國「援助」下完成戰後重建以及經濟復興，則是「第二次開國」。對於日本兩次開國的經歷，不少討論多聚焦在經濟表現層面，包括第一次開國步向工業化，以及第二次開國後日本成為位居世界前茅的經濟體。而當前日本政府對第三次開國的追尋，外界印象也一度停留在經濟面向，例如2010年時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便將日本有意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定調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三次開國」。但是回歸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保守的遺言》一書中所言及的「第三次開國」，是對於日本政治不安、經濟停滯，社會出現危機的一種解方，可是對於「第三次開國」的具體面貌，中曾根康弘並未給出現成的答案，可見「第三次開國」應該存在著多個維度的策略選項，經濟發展只是其中之一。甚至換一個角度來看，日本歷次所謂的「開國」，在經濟的大旗之下恐怕還潛藏著國家戰略方向的變遷，畢竟第一次開國後，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侵略東亞，至於第二次開國，軍國主義因為戰敗被迫折戟，只得轉為和平發展。至於眼前日本「第三次開國」的面貌也越趨清晰，從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任內試圖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乃至於當今菅義偉內閣對台海的踰矩，都顯示著日本右翼保守力量，正試著藉「第三次開國」還魂。
和平失語的「開國」
而這般畫風變化，標誌了日本戰後兩大思潮的消長：緊扣「美日安保」的右翼路線，已逐漸腐蝕「和平主義」涵納的左翼情懷、反戰主張，並在軍國主義復辟的腎上腺作用下，佔據了「第三次開國」舵手之位，挾持日本狂飆駛入台海的驚濤駭浪。
其實細究此前兩次「開國」，亦暗含了反對當下氛圍與政治結構的力道。「第一次開國」標誌了「鎖國」秩序的瓦解，並以薩摩與長州對德川幕府的圍打，確立了天皇中心、軍方掌權的政治體制，為往後的軍國主義崛起、十五年戰爭埋下危險引信。
「第二次開國」則是經歷軍國主義的血腥教訓後，由反戰人士、知識分子帶領的全國大反省，日本不僅自願放棄侵略能力，更接受美國的半殖民宰制，「一億總玉碎」化為「一億總懺悔」，核爆、經濟崩潰、親族流離的苦痛，讓和平主義成為理所當然的國家路線。然而這段期間的思想鬥爭，並未因和平年代的主旋律而消沉，反而滿是血氣方剛的相互碰撞。
在右翼陣營內，其不滿戰後的反省敘事，展開了由街頭到文化、政治界的全面鬥爭。早在1955年，日本民主黨（自民黨前身）的右翼派系便發表《可憂慮的教科書》一文，主張把教科書中所載的日本「戰敗日」改為「休戰日」；1958年，日本文部省更直接將教科書中涉及「侵略中國」的語句，改為「進入中國」，暗自為右翼史觀的反撲開道。
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出版《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重炮抨擊日本國內流行的「畸形」史觀，主張以帶有軍國色彩的「大東亞戰爭」一詞，取代相對中性的「太平洋戰爭」，並認為一系列暴力實踐了孫中山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幫助亞洲擺脫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宰制。
如此論述，成了一代日本右翼經典，並被80年代以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為首的「自由主義史觀」所繼承，高舉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的否認；與此同時，日本文部省也於1982年再度刪改教科書，將日本對亞洲鄰國的「侵略」全數改為「進出」，「南京大屠殺」則改成「佔領南京」。
在此期間，日本左翼則經歷了由勃發到衰退的起伏。1946年，日本共產黨首次投入選舉，取得了5席日本眾議院議員，並在1949年時成長到39席。然而與世界其他左翼組織相同，其面臨了武裝與非武裝、修正與反右傾的路線之爭，並在1952年因支持武鬥而失去所有席次。
此後其雖與日本社會黨結盟，領導了1959年的安保鬥爭，並在1979年拿下了眾議院41席，卻依舊難抗右翼復辟的大勢。經歷中國的文革爆發、社會黨右傾派系崛起、自民黨一黨獨大、蘇聯崩解等一系列事件發酵後，日共與泛左翼陣營徹底淪為日本政壇邊緣勢力。
右翼的危險遊戲
簡言之，日本「第三次開國」的根源，乃是對「第二次開國」的校正，卻也正在步「第一次開國」的後塵。
自日本首相換屆起，麻生太郎、中山泰秀、岸信夫等右翼便輪番上陣，在台海議題上頻頻玩火，就連已經卸任的前首相安倍晉三，也在受訪中表示「希望能來台祭拜李登輝」，由此收穫不少台灣輿論的感恩戴德。
然而台灣各界所不能理解的，是日本右翼活躍背後的心理動因。對安倍等人而言，之所以頻頻扮演「政治方唐鏡」，在台海議題上跳進跳出，乃是出乎兩重需求：第一，其欲替上一輩人的慘敗翻案，走完右翼復辟的最後一哩路，利用「台海有事」的輿論氛圍，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讓自衛隊昇格為正規軍，恢復日本「正常國家」地位。
第二，台海軍事不對等差距漸大，武統門坎亦在降低，仰賴美日安保同盟的日本不可能毫無所感。而在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藍圖中，日本、澳洲、關島、菲律賓，皆屬島鏈一環，一旦武統爆發，其將面臨兩大焦慮：倘若美國在美日安保體系框架下，要求日本共同干涉武統，日本恐將付出慘痛代價；但若兩岸統一，台灣將不再是中美博弈間的地緣樞紐，日本或將成為中美「新前線」。
平心而論，兩重需求看似是唯心與唯物的鬥爭，卻有可能促成日本再次戰敗的假戲真做。如若右翼在中國威脅論氛圍下闖關成功，修改《和平憲法》、升格自衛隊，雖說有了「正常國家」的雛形，卻也同時拆除自我保護的圍籬，一旦美國迫其出兵台海，日本將失去拒絕理由，同時也難平國內右翼的衝刺慾望。
到頭來，日本與台灣差別只在於台灣甘願同時做美日的棋子，日本則一面假作美國棋子，一面被涉入台海的詛咒牽引。右翼主導的「第三次開國」，看似給了日本新出路，實則有可能在一陣玩火自焚後，讓日本直接進到「第四次開國」。
原文發表於2021/8/30《多維新聞》，與楊寓禵合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