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性格向來以內斂著稱,內心真正的想法不輕易露於言表,然而日本近期對東亞政治局勢的相關表態卻顯得「反常」,進逼台海的意味濃厚,而且一步比一步還露骨。不僅國防預算默默連續增長九年,2021年突破5.3兆日圓,來到史上新高,更對台灣當局猛拋媚眼,包括日本首相菅義偉在美日領袖峰會中提及台海問題,接著日本內閣又屢屢對外暗示可能為台灣出兵並參拜靖國神社,此外日本還有意在石垣島佈署飛彈。上述諸多大動作都讓外界憂心,日本是否已確立將擺脫戰後和平主義的束縛,奉持右翼路線行「第三次開國」,若是如此,無疑將給詭譎的台海情勢帶來更多變數。
日本第三次開國的潛台詞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裡(Matthew Perry)率艦隊進入日本江戶灣岸的浦賀,終結了日本的鎖國時代,並間接促使日本明治維新,被視為日本「第一次開國」。後來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在美國「援助」下完成戰後重建以及經濟復興,則是「第二次開國」。對於日本兩次開國的經歷,不少討論多聚焦在經濟表現層面,包括第一次開國步向工業化,以及第二次開國後日本成為位居世界前茅的經濟體。而當前日本政府對第三次開國的追尋,外界印象也一度停留在經濟面向,例如2010年時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便將日本有意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定調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三次開國」。
但是回歸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保守的遺言》一書中所言及的「第三次開國」,是對於日本政治不安、經濟停滯,社會出現危機的一種解方,可是對於「第三次開國」的具體面貌,中曾根康弘並未給出現成的答案,可見「第三次開國」應該存在著多個維度的策略選項,經濟發展只是其中之一。甚至換一個角度來看,日本歷次所謂的「開國」,在經濟的大旗之下恐怕還潛藏著國家戰略方向的變遷,畢竟第一次開國後,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侵略東亞,至於第二次開國,軍國主義因為戰敗被迫折戟,只得轉為和平發展。至於眼前日本「第三次開國」的面貌也越趨清晰,從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任內試圖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乃至於當今菅義偉內閣對台海的踰矩,都顯示著日本右翼保守力量,正試著藉「第三次開國」還魂。
和平失語的「開國」
而這般畫風變化,標誌了日本戰後兩大思潮的消長:緊扣「美日安保」的右翼路線,已逐漸腐蝕「和平主義」涵納的左翼情懷、反戰主張,並在軍國主義復辟的腎上腺作用下,佔據了「第三次開國」舵手之位,挾持日本狂飆駛入台海的驚濤駭浪。
其實細究此前兩次「開國」,亦暗含了反對當下氛圍與政治結構的力道。「第一次開國」標誌了「鎖國」秩序的瓦解,並以薩摩與長州對德川幕府的圍打,確立了天皇中心、軍方掌權的政治體制,為往後的軍國主義崛起、十五年戰爭埋下危險引信。
「第二次開國」則是經歷軍國主義的血腥教訓後,由反戰人士、知識分子帶領的全國大反省,日本不僅自願放棄侵略能力,更接受美國的半殖民宰制,「一億總玉碎」化為「一億總懺悔」,核爆、經濟崩潰、親族流離的苦痛,讓和平主義成為理所當然的國家路線。然而這段期間的思想鬥爭,並未因和平年代的主旋律而消沉,反而滿是血氣方剛的相互碰撞。
在右翼陣營內,其不滿戰後的反省敘事,展開了由街頭到文化、政治界的全面鬥爭。早在1955年,日本民主黨(自民黨前身)的右翼派系便發表《可憂慮的教科書》一文,主張把教科書中所載的日本「戰敗日」改為「休戰日」;1958年,日本文部省更直接將教科書中涉及「侵略中國」的語句,改為「進入中國」,暗自為右翼史觀的反撲開道。
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出版《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重炮抨擊日本國內流行的「畸形」史觀,主張以帶有軍國色彩的「大東亞戰爭」一詞,取代相對中性的「太平洋戰爭」,並認為一系列暴力實踐了孫中山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幫助亞洲擺脫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宰制。
如此論述,成了一代日本右翼經典,並被80年代以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為首的「自由主義史觀」所繼承,高舉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的否認;與此同時,日本文部省也於1982年再度刪改教科書,將日本對亞洲鄰國的「侵略」全數改為「進出」,「南京大屠殺」則改成「佔領南京」。
在此期間,日本左翼則經歷了由勃發到衰退的起伏。1946年,日本共產黨首次投入選舉,取得了5席日本眾議院議員,並在1949年時成長到39席。然而與世界其他左翼組織相同,其面臨了武裝與非武裝、修正與反右傾的路線之爭,並在1952年因支持武鬥而失去所有席次。
此後其雖與日本社會黨結盟,領導了1959年的安保鬥爭,並在1979年拿下了眾議院41席,卻依舊難抗右翼復辟的大勢。經歷中國的文革爆發、社會黨右傾派系崛起、自民黨一黨獨大、蘇聯崩解等一系列事件發酵後,日共與泛左翼陣營徹底淪為日本政壇邊緣勢力。
右翼的危險遊戲
簡言之,日本「第三次開國」的根源,乃是對「第二次開國」的校正,卻也正在步「第一次開國」的後塵。
自日本首相換屆起,麻生太郎、中山泰秀、岸信夫等右翼便輪番上陣,在台海議題上頻頻玩火,就連已經卸任的前首相安倍晉三,也在受訪中表示「希望能來台祭拜李登輝」,由此收穫不少台灣輿論的感恩戴德。
然而台灣各界所不能理解的,是日本右翼活躍背後的心理動因。對安倍等人而言,之所以頻頻扮演「政治方唐鏡」,在台海議題上跳進跳出,乃是出乎兩重需求:第一,其欲替上一輩人的慘敗翻案,走完右翼復辟的最後一哩路,利用「台海有事」的輿論氛圍,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讓自衛隊昇格為正規軍,恢復日本「正常國家」地位。
第二,台海軍事不對等差距漸大,武統門坎亦在降低,仰賴美日安保同盟的日本不可能毫無所感。而在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藍圖中,日本、澳洲、關島、菲律賓,皆屬島鏈一環,一旦武統爆發,其將面臨兩大焦慮:倘若美國在美日安保體系框架下,要求日本共同干涉武統,日本恐將付出慘痛代價;但若兩岸統一,台灣將不再是中美博弈間的地緣樞紐,日本或將成為中美「新前線」。
平心而論,兩重需求看似是唯心與唯物的鬥爭,卻有可能促成日本再次戰敗的假戲真做。如若右翼在中國威脅論氛圍下闖關成功,修改《和平憲法》、升格自衛隊,雖說有了「正常國家」的雛形,卻也同時拆除自我保護的圍籬,一旦美國迫其出兵台海,日本將失去拒絕理由,同時也難平國內右翼的衝刺慾望。
到頭來,日本與台灣差別只在於台灣甘願同時做美日的棋子,日本則一面假作美國棋子,一面被涉入台海的詛咒牽引。右翼主導的「第三次開國」,看似給了日本新出路,實則有可能在一陣玩火自焚後,讓日本直接進到「第四次開國」。
原文發表於2021/8/30《多維新聞》,與楊寓禵合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