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藍綠圍剿的張亞中，被兩岸共伐的「和平協議」

9月25日，國民黨將選出第11任主席。自5月公告選舉細則以來，這場選戰先是經歷了疫情衝擊，又在備受大眾冷遇後，於終局前夕引爆話題。而導致這般起伏的關鍵，無疑是候選人張亞中的「輿情逆襲」。

自8月起，諸如「比特王出任務」等台灣Youtuber，開始將張亞中的各式演講、辯論影片剪輯上網，搭配搶眼字幕與熱血配樂，產出一支支主打「國民黨黑馬」、「小英夢魘」為標題的熱播影片。片中張亞中凌厲的話語攻勢、強悍的辯論姿態、戲劇化的動作音調，擄獲了不少泛藍網民支持，也吸引許多非國民黨人觀看。9月14日的「移送考紀會」風波，更是在重創國民黨形象之餘，反向替張亞中加分不少。

選舉倒數10天時，一份台媒TVBS所做的國民黨內部民調曝光，張亞中以30.6%的支持度，超越原本領先的前新北市長朱立倫的27.5%。如此「由陪榜變榜首」，引發了朱陣營的集體焦慮，後者為此強化了「棄江保朱」的操作力道，同時大力形塑「張亞中是紅統」的輿論議程。

在此脈絡下，作為張亞中主要政見的「兩岸和平備忘錄」成了各方焦點，民間對此同樣議論不斷，諸如「糖衣毒藥」、「有種和平叫殺光」的聲浪更是不絕如縷，黨主席選舉似乎已來到「總統政見辯論會」層級。

平心而論，雖說這般討論近年在台相當罕見，但回顧過往20年，其實滿是似曾相識的歲月痕跡。

張亞中的「兩岸和平備忘錄」構想，源自其於2008年提出的「兩岸和平協議」，可謂是當年兩岸特殊氛圍的產物之一。1995年，江澤民於「江八點」中提及「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又於2002年提出「三個可以談」，強調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為所謂「和平協議」開啟了談判契機。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以私人名義出訪中國大陸，並與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進行會談，會後發表五點共識，提及在認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促進恢復兩岸談判，以「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可視為對「江八點」的呼應繼承。

此般倡議雖在2007年遭陳水扁駁斥，要求北京先放棄「一個中國」原則、廢除《反分裂國家法》、撤除東南沿海的飛彈部署，兩岸才有談「和平協議」的空間；但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隨即於就職演說中提及「未來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形同是恢復了「連胡會」後的共識路線。張亞中亦是在此般氛圍下，於同年10月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草案》，作為倡議選項之一。

然而此般「春暖花開」終究沒能持續，馬英九雖預告了開頭，卻無法走到結尾。在美國干涉、擔憂民意反彈波及選情下，馬英九於2011年提出了「十大保證」，內容包括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海峽「不統、不獨、不武」現狀，且唯有在「台灣民意達成高度共識」及「兩岸累積足夠互信」的前提下，才有推動商簽和平協議的可能，推動過程則須遵守「三個原則」：「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且最後須交付公投。

上述保證，成了馬英九2012年競選連任的政見之一，卻也凍結了「和平協議」的推進可能。根據2011年10月21日民進黨公布的民調數據，被問及「能否接受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時，有高達41.9%的民眾表示「非常不能接受」，選擇「有點不能接受」的也有21%；而對於「中國會否遵守和平協議內容」，回答「非常沒信心」的多達44.5%，「有點沒信心」的則有22.7%；最後對於「台灣前途或現狀改變都須由公民投票決定」一題，選擇「同意」的民眾高達82.7%，「不同意」的僅有13.2%。由上述結果觀之，將「兩岸和平協議」交付公投乃當年的台灣社會共識，但搭配拒斥「一個中國」的民意比例，結果恐怕會是否決多過贊成；再加上「三個原則」等條件牽制，「和平協議」形同是被打入冷宮，永遠停在了草擬階段。

如此發展，已是對兩岸互信的一大重創，蔡英文執政後海峽愈發風雲變色，不僅「九二共識」基礎瓦碎，海基、海峽兩會協商及陸委會、國台辦首長會晤也遭中止，武統戰雲更是山雨欲來，要在此般政治現實下簽署「和平協議」，難度遠高於馬英九時期。

而張亞中雖身披「紅統」罵名，卻同樣主張將「兩岸和平備忘錄」交付國民黨內部公投，再於國民黨執政後發起全島公投，形同是走了馬英九當年的老路。差別只在，馬英九時的台灣尚有談論「和平協議」的空間，如今的台灣卻是「聞統色變」，不只民進黨大力動員恐懼投票，就連國民黨也不能免俗，端看此次操作棄保的「紅統導致滅黨」話語，便可知今時早已不同往日。

然而海峽兩岸風雲流轉，變的又豈止是台灣？

從「九二共識」、馬時期兩岸洽談「和平協議」，到2015年的馬習會，北京更多是在中美合作的基礎上，選擇淡化台海問題的急迫性。彼時的美國期望中國「和平演變」，中國則希望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貿體系，雙方尚未進入激烈博弈階段，北京也在對台立場上釋出了最大善意，模糊處理台海諸多爭議，以和平共處為最高原則，同時期望台灣能相向而行，共赴「和平統一」的彼岸。

在此脈絡下，即便「兩岸和平協議」有「制度化獨台」、「和平分立」之嫌，受到當年的政治氛圍薰陶，其更多是被視作「中國統一」的中程協議，意即兩岸簽署此一「臨時協議」，是為醞釀「和平統一」的相關條件，而非永遠「維持現狀」，中國民意也大多服膺此說法，並未捲起千尺巨浪。

然而如今美國寸寸進逼，在玩弄台灣問題上屢屢突破底線，持續拉撐「戰略模糊」邊界，北京已難再採取守勢、模糊處理台海爭議；中國民意也在蔡英文政府一次次配合玩火、炒作反中議程後，湧現了「只能武統」的激憤情緒，對內牽制了北京的對台政策。

對比馬英九時期，「兩岸和平協議」尚能滿足北京政治所需，也有相對較多的台灣民意支持；如今張亞中舊事重提，不僅遭到台灣藍綠的共同圍剿，也迎來諸多中國網友的「合理化獨台」批評，即便張亞中曾多次強調，此協議是為邁向統一而準備，依舊難平網民憤恨，被「名統實獨」的罵名萬箭穿心。

歸根結柢，在當今的中美關係、兩岸氛圍下，「和平協議」框架已有些不合時宜。即便張亞中能在未來更進一步，於「和平備忘錄」後附加「統一時刻表」，並由此獲得北京青睞，回到台灣公投時，仍有極大可能遭受美國與民意的雙重暴擊，且後者將觸發更大風險：倘若台灣真以公投否決張亞中從北京帶回的「和平備忘錄」，恐被視作《反分裂國家法》第三條的現行犯，即「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迫使北京不得不出手武統，以維持統治正當性。雖說北京並非沒有武統準備，也早已具備武統實力，但如此發展，未必符合其長遠戰略安排。

張亞中的政治困境，映射了台海和穩的一去不復返。深藍基層黨員的大力支持，與其說是敗部復活，不如說是一邊憑悼已被民進黨襲奪的台灣政治空間，一邊置之死地而後生、押寶無派系的政治素人；正如紅藍綠的共同圍剿，看似在認真討論「和平協議」，其實更多是面對懸而未決的台海棋局，生出了立場相反的同病相憐：為結局遲遲未至而集體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