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是這位思想史大師一生學術上在與文化史交會處的花火所匯集成冊，因為是貫通之人，每一點花火也自有格局。
有幾篇論著原本即在余英時的思想史脈絡之下，如《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顯然接續了他探究中國古代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完成的「軸心突破」後的另外三次「突破」，分別是在漢末到魏、晉、南北朝之際「士」階層的個體自覺，對道家思想的再詮釋（新道家），透過打破「禮法」、「名教」，展現以「自然」、「情」為主體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再來是唐、宋之際受新禪宗的「入世轉向」影響引導出的宋代「道學」（或「理學」），於是「士」階層取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希冀與皇權共治天下，建立「有道」的政治秩序；最後則是明代王陽明時代由於專制皇權的擴張壓迫，士商階層混同合流，從政治秩序的建立退至以個人為主的「覺民行道」。其後幾篇《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也是在這個脈絡下的延伸。
有幾篇是自成格局體系的序文，《明清小說與民間文化》談論前述士商合流脈絡下小說與民間文化的崛起與興盛；《古代思想脈絡中的醫學觀念》連接自古的陰陽五行思想，特別是所謂追求「天人合一」，以宇宙比擬人體的概念與中國傳統醫學（或科學）間的關聯，也指出陳寅恪先生指出的「中醫有見效之藥，無可通之理」，與西醫相較。《環繞著「李約瑟」問題的反思》則贊同了所為寫序的作者陳方正先生在書中所提，亦即李約瑟並未考慮中西文化不同脈絡下「科學與技術」內涵的相異，中國士人心中西方算學與天文和占星、望氣等「術數」屬同一範疇，從未有西方自希臘畢達哥拉斯時期即存在的「自然世界研究數學化」的概念，因此文化上無論如何也無法產生「現代科學」。《從「游於藝」到「心道合一」》則從「天人合一」的思想論述中國詩畫藝術。《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則後設式的論述了序文寫作，此一中國獨特的書寫文化。
本書最有意思的兩篇文章在我看來是《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和《俠與中國文化》。前者從各個面向討論了中國近兩千年得科舉制度對於政治社會的功能和意義，從最表層的各個王朝利用此一制度統合了政治權力下的文化、社會、經濟，論述至中國廣大的地區差異的彈性制度，在科舉制度下的社會階級流動，以及各個時代科舉制度的文本變動問題。後者則論述「俠」的起源與流變，起源於戰國時期武士階層的「俠」（史記裡稱「遊俠」）言必信、行必果，置死生於度外，到漢代與地方宗族力量的結合的「豪俠」（或「豪傑」），延續了前述的道德概念和集體意識與力量，至唐代退為以個人活動為主的「劍俠」，仍以武犯禁，但獨來獨往，到明清時期的雖仍有身負絕技的「俠客」，但也有「儒俠」不必然以武力或武功見長，強調不屈的道德豪氣，最後比較了西方騎士與中國俠的異同，騎士階層在西方歷史有鮮明輪廓，與負責宗教精神需求的「教士」一同為兩大社會支柱，以武力維護正義，是一以仗義疏財、扶弱鋤強、崇尚名節（榮譽）等為基本價值的貴族階層，雖愛國但並不完全臣服國家權威，中國的俠由於文化中重文輕武的傾向，自始至終都沒有獲得這樣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