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若你生在古時,十年寒窗,勤練
八股文,一朝進士及第,就官袍加身,光宗耀祖了。但這些千百年功成名就的進士之思想有無「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呢?
在當今,你若寫了篇立論精闢的博士論文,讓5位
博導教授開心簽了字,就算拿了學術圈的進門票。但若你文思敏捷,是萬千粉絲追捧的網紅
博主,收入遠超院士級教授。
思想除了讓人名利雙收,能否救國救民,讓科技現代化呢?
葛兆光教授這樣寫:「儘管經過三十年的巨變,但是在中國,社會生活和觀念世界仍然習慣於要“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特別是在“現代”與“後現代”、“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與“實際生活世界”之間始終有困擾的當下,人們仍然很需要回顧思想史,看看是否我們仍然處在歷史的延長線上。」(見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何以獨一無二?)
首先,
中國文化成為眾矢之的,矛頭指向
儒家封建專制及
科舉制度抹殺中國人的自由原創思考,而抹殺了中國的
科學革命。持此論者,中西皆有,互相拉抬,蔚為風潮。
但此種
文化決定論是一種
後見之明,其立論的邏輯是,中國沒有科學,卻獨有儒家封建,就將兩者
因果關係連結,再指證歷歷,誇口正如自己所料,這是廉價的
歷史哲學或
歷史觀,極易遭到駁斥。例如,
獨裁的
官僚制度到了2022年並沒消失,應該繼續妨礙中國人的自由原創思考,為何中國的高鐵、
太空科學、AI自駕電動車等高科技卻都凌駕了西方呢?
但
愛因斯坦這番中西方都奉為
圭臬(準則)的說法,卻又是一種思想能解決問題之迷思;若真的因為中國古代沒有
歐式幾何,造成中國古代絕緣於
科學的邏輯成立,那麼
改革開放後,中國
科學匹敵甚至凌駕美國,依照同樣的邏輯,是否應該歸功於中國人奇妙的學會了
公理性的數學思考呢?
中西方都誤解了思想的本質,才衍生了「思想救國」之迷思。本文的目的是仔細的剖析及揭露思想本質的真相。
1)思想轉化成
知識的過程:
所謂某甲的
知識,即是指他對某個主題的
認識。於是,某甲的思想的一部份可以等同某甲的
知識,但顯然不等同於其他人的
知識。只有當某甲把自己的思想,以話語或文章傳播他人,才有可能變成他人的
知識。換句話說,某甲的思想
知識可讓自己考試過關斬將,名校畢業,而事業仕途順遂,也可將其寫成暢銷書的
知識,造福他人社會。
但人的思想並非都能轉化成知識的,因為思想是儲存在
長期記憶、而它分成兩類,其一是
內隱記憶是指關於技術、過程、或「如何做」的
記憶,存在
潛意識中。其二是
顯性記憶,它是一種有
意識的,對先前經驗的
記憶。也會被稱為
語義記憶(陳述性記憶)。(《
隱身─大腦的秘密生活》
大衛伊格曼(2011),第63頁)只有後者,才能轉化為知識。
4)人的思考有東西方之分嗎?
中村元對
思考的本質缺乏
理解,卻要給東方(中、日、印)思想看病,他說:「因此在哲學思想的領域中,除了禪宗的發展之外,日本方於世界文化幾乎沒有什麼貢獻。」(《
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
中村元著,林太、馬小鶴譯,1990年,第304頁)卻遭到
新儒家的
徐復觀批評:「我懷疑思維方法可以製約思維對象,以形成有特徵的文化現象;但思維對象,是不是也可以制約思維方法,以形成有特徵的思維方法呢?....假定二者—思維方法與思維對象—是互相制約的,則著者所采取的途徑,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途徑,僅由此途徑以評價中國乃至東洋的思維方法,恐怕不易作真切的評價。」(見在
《徐復觀全集:中國人之思維方法·詩的原理》序)
但
徐復觀是治絲益棼,思想的真相被越攪越渾;所謂「
禪宗的思維方法」這一名詞,是有別於「
禪宗的思維的
內容」。它有可能指的是
禪宗思想的
結構,這屬於
知識論的範疇,談的是思想
結構之
邏輯的合理性問題。它也可能指
禪宗思想的具體
實踐的過程,這屬於如何(How)的
方法論範疇。
禪宗思想肯定是東方的,但在
禪宗思想的
解釋上,不宜搞出個東方
知識論或東方
方法論,因為
奧卡姆剃刀原理說:「越簡單的解釋越可能是正確的;避免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假設。」
哲學家
勞思光說:「中國哲學史的一切問題,都和其他哲學史的問題一樣,可以接受一切哲學方法的處理。倘有人堅持『中西之分』只表示他缺乏理論常識而已。」(《
新編中國哲學史(一)》
勞思光(1981),第19頁)
6)思想、文化、社會心理學、意識形態、合理化、及
權力的意志之間的關係?
依照
尼采哲學,
權力的意志(─即可以概括為自我決定,將一個人的意志實現到一個人的自我或一個人的周圍環境中的概念,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與
利己主義不謀而合。)是所有的思想之外在表現,是一種更(形而上學的)普遍的力量。其與
弗洛伊德的
快樂原則(快樂意志)和
維克多.弗蘭克爾的
意義療法(意義意志)都表示人類之不同的基本驅動力。而某社會的
文化是該社會的
信仰和
解釋、
觀念、
價值觀和
習俗。
J.S.麥克萊蘭解釋說:「人們開始明確指出文化不是任意的,同時它們不能被理解為從這些文化所居住的人們之思想中推斷出來:文化是從外向內發揮作用的,而不是從內向外發揮作用的。
文化社會學不是
應用心理學; 它也不是
社會心理學─即從人們頭腦中的觀點來研究人類互動的學科。“文化”和“社會”越來越被視為相互無關的“事物”。
意識形態的概念已經開始描繪出思想模式和
權力模式之間的聯繫。那麼,還有什麼比這更明顯的了,所有的言論、所有的爭論、所有的思想都只是「內在意志追求
權力」(an inner will to power)的外在表現?從
權力的意志之角度,並非否認「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ought)。思想的真實內容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思想確實有力量。一個半世紀前,
休謨曾說過,所有的政府都取決於民意。現在,這個真理可以擴展到涵蓋社會中的所有
權力關係:持續存在的
權力將自己隱藏在一系列
合理化中,當
權力受到質疑時,這些
合理化隨時可以使用。」(見《
西方政治思想史》
J.S.麥克萊蘭(1996),第763頁)
7)思想、
權力的意志、政治世界、及
歷史哲學之間的關係?
J.S.麥克萊蘭說:「政治世界是世界
權力關係的總和,是一個極其冗長的世界,其中充斥著相互關聯的相互行使
權力的正當理由。政治包括競爭性辯解詞組的戰術和戰略部署。成套的辯護詞必須來自某物並且必須針對某物,因此才有了
知識社會學。一系列的理由—我們有時稱之為
意識形態—來自或代表
權力集團出現,其目標是維持現有的一系列
權力關係。有利於他人的對現有
權力關係的
意識形態攻擊—我們有時稱之為
烏托邦—來自或代表希望成為內群體的外群體。
權力的意志關於思想與生活關係的觀點坦率地接受了語言和受眾的永久多元化。」(見《
西方政治思想史》
J.S.麥克萊蘭(1996),第763頁)
他並說:「不同的知識主張只是
權力的意志恰好採取的歷史形式。因此,所有“
歷史哲學”都是騙局。世界並沒有朝著任何特定的方向發展。也許
東方哲學的「永恆再現」(eternal recurrence)是正確的,我們被困在「無盡循環的存在」(the endless round of existence)中。 但生活終究還是會很有趣的,所以又循環(round)了!」(第765頁)
9)毛澤東的評價?
如秦皇漢武這等歷史大人物,美國的神話學家
約瑟夫·坎伯稱為
千面英雄,其功過是非之評斷是千古艱難。
毛澤東的《
沁園春·雪》云:
「
....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如此俾倪天下英雄的毛澤東之評價豈不難如登天?即使這首毛澤東《
沁園春·雪》有多如牛毛的稱頌的評價,但也非一面倒;我拙文
「詩意」的本質與創造─文學與藝術(2)中,認為中國文學的
詩意是
意在言外。體現在詩有六義(六種表現方法)─「
賦、比、興、風、雅、頌」,而
劉若愚則認為:「偉大的詩必然含有從來未被發現的語言的用法,帶有新的表現, 意義和聲音的新結合, 字句、意象、象徵、聯想的新樣式。」(見《
劉若愚: 融合中西詩學之路》
詹杭倫著,76頁)
於是《
沁園春·雪》中,「欲與天公試比高」與「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
意在言外,雖被稱頌為「俾倪天下英雄」之氣慨是古今第一人。但氣慨畢竟不是滄桑悲涼的
詩意,
白居易的《
琵琶行》詩云:
「
....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而「江州司馬青衫濕」之所以成為千古名句,就是他婉約地把自己藏在曾被貶官為「江州司馬」的典故裡。
關鍵是,
錢理群教授如此說:「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態度是涇渭分明的,一部分人認為他是民族英雄,另一部分人認為他是民族罪人,我自己恰好無法如此旗幟鮮明地來評價毛澤東。因為我既不能回避毛澤東給整個民族帶來的災難,這些災難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但內心深處,我又擺脫不了毛澤東對我的吸引力。」(《書寫(上冊)》第9頁)
是民族英雄,還是民族罪人?錢教授無法判定,若不選邊,又有違《史記》
太史公曰之
春秋筆法,可真令他揪心。
但正如他的書名所說,有另一種歷史書寫,可以提供另類歷史視角。
歷來民間或神話故事(如《
奧德賽》史詩)的情節,不外乎兩種,其一,王子或公主不幸淪落風塵,幾經曲折,才確認身份,重回富貴。其二,生來一無所有的牧羊人、農民、或書生詩人,通過魔法,一路斬妖除害,成了國王。(見《
為什麼要讀經典?》卡爾維諾,伊塔洛(1999年英譯)第19─23頁)
多年後,當今的年代成為經典,某位未來的遊唱詩人
荷馬寫到:
「白手起家、一無所有的毛澤東是個書生詩人,通過
召喚及貴人指點,開啟了
英雄旅程,一路打殺,成了帝王,而大展抱負。但最終世事滄桑:
『是非成敗總成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