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下的剃刀邊緣：那些被士兵、武裝份子強暴而懷孕的女孩……

歐美國家三不五時會關注起非洲的問題。最著名的大概是一九八四年衣索比亞大饑荒的報導促成了「援非樂團（Band Aid）」、「援救生命（Live Aid）」與「美國援非（USA for Africa）」等慈善演唱會，共募得數百萬英鎊的善款。大約二十年後，歐美國家的良知再度被喚醒，這次是蘇丹西部達佛地區日益嚴重的人道災難。

蘇丹幅員遼闊，占地一百萬平方英里，從東部紅海海岸線，延伸到北部和西部廣闊的撒哈拉沙漠荒原。 達佛地區本身與查德、利比亞和中非共和國接壤，面積相當於西班牙。蘇丹北部以首都喀土穆為中心、信奉伊斯蘭教，南部則是基督教為主。到了二○○四年底，蘇丹才漸漸從長達二十年的南北內戰走出來。 達佛地區被夾在兩者之間，卻未被真正納入南北談判之中。談判到最後，新國家南蘇丹於二○一一年於焉誕生。

達佛地區覬覦南蘇丹談來的經濟利益，想要分一杯羹，卻被喀土穆政府拒絕了。達佛地區數個原住民族群遂組成「蘇丹解放運動」（後稱蘇丹解放軍），開始攻擊北部一些駐軍，聲稱喀土穆政府壓迫該國非阿拉伯裔人民。喀土穆政府展開報復，派軍至達佛血腥鎮壓，隨後被控施行種族滅絕。喀土穆政府還開始訓練阿拉伯民兵組織，稱作「詹賈威（Janjaweed）」，意為「馬背上的惡魔」，他們是騎馬的武裝突擊兵，專門襲擊和摧毀涉嫌窩藏反政府叛亂分子的村莊。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搶劫、殺戮和強姦。蘇丹軍隊派出武裝直升機大肆破壞，詹賈威民兵則騎著馬和駱駝衝進混亂之中，處決所有生還者。

一如所料，無辜遭捲入這場屠殺的民眾開始收拾可帶走的家當，舉家遷往更安全的地方。達佛地區西緣的查德與蘇丹邊界吸引了大批難民。二○○五年我隨「無國界醫生」前往當地從事人道醫療時，大約有兩百萬人沿著查德邊境移動，另外至少還有一百萬人已越境進入查德東部。

我們在蘇丹邊境阿德雷的小醫院，每天從早到晚都耐著酷熱，照護成千上萬的患者。外科團隊成員包括一位外科醫師、一位護理師、一位麻醉師和部分當地員工，還有一位當地醫師負責診治難民營內所有疾病，包括重度營養不良。我們的小屋兼做手術室和恢復室，隔壁就是產科病房，四名助產師沒日沒夜地工作。大部分的外科工作都以產科為主，這再度提醒了我，必須於此關鍵醫學領域習得足夠的專業知識深度與廣度。為了能安全地進行剖腹手術、因應產後出血等後續問題，我不得不日夜待命。但這裡真的很慘，遠比阿富汗的情況更糟。我們每天得進行四到五次剖腹產，死亡率大約為百分之二十五，其中主要死因多為瘧疾伴隨的營養不良與難產併發的敗血症。

有時患者的敗血症狀太嚴重，來不及到醫院就胎死腹中。此時便得進行死胎清除手術，我原以為這項手術早已走入歷史了。這項手術首先要檢查陰道，此時看到的不是即將展開人生的健康胎兒，而是一團發臭的肉塊卡在子宮頸，未出世的胎兒已死亡，上頭正慢慢長出壞疽。我得用一把大剪刀在兒顱骨囟門剪出一個洞，好讓腦部減壓，方便擠出體內，接著再用鉗子夾住頭蓋骨，把胎兒拉出。這對任何母親都是極度恐怖的經歷，幾乎不可能既冷靜又清楚地描述，對外科醫師也會造成很深的心理創傷，手術景象宛如煉獄，即使當時待了八個星期，我依然無法適應。

除了上述的情感折磨，當地氣候也帶來了嚴酷考驗。我們醫療團總部當初興建時，並未考慮最後可能住進來的人。我的臥室在一棟紅磚樓內，有著閃閃發亮的波狀鋁皮屋頂。屋頂本應要反射陽光，卻把整棟建築變成一座烤箱，無論晝夜，平均氣溫都大約攝氏四十五度 。我們習慣在正中午到下午三點間暫停手術，因為這段時間氣溫會飆到五十五度左右。

我通常簡單吃點東西後回到家，脫光衣服，坐在有洞的塑膠椅上，好讓身上的汗水滴到地板上。這時連一點風都沒有，我周圍擺滿了瓶裝水，這樣我一邊坐在椅子排出數公升汗水，一邊也能方便補充水分。夜晚更糟糕，因為蚊帳並不散熱，我每天晚上都躺在橡膠墊上，在一灘汗水中翻來覆去。

某天從大清早就不得閒，足足操勞一整天後，我感到頭痛欲裂，嚴重到無法繼續工作。我把狀況告訴麻醉師，我倆決定當晚不排手術。我本來打算躺下，但隨後開始吐個不停，手臂和腿部肌肉劇烈抽筋。我稍微喝點東西就會立刻吐出來。本來已夠不舒服了，但想到那些少女和女孩已經走投無路，內心便升起一股憤怒與焦躁，更加重了身體的不適。我們莫不竭盡所能地給予治療，避免她們承擔性暴力的恐怖後果。

到了凌晨三點，我已逐漸產生幻覺，看到拖著巨大輪子的牽引機在我房間的泥濘裡犁地，不斷地犁啊犁啊……隨著太陽在四點升起，驢子開始鳴叫，我在房間看到大象。我錯過八點的早餐時，任務團團長前來關切，發現我幾近陷入昏迷。我當時體溫過高又脫水，若未立即接受治療，就會重度中暑，最後因無法挽救而死亡。麻醉師立刻控制住病況，讓我住進個人病房，然後插入導管、吊上點滴，注入數公升生理食鹽水救了我一命。

我康復後不久，被找去檢查一名十三歲左右的女孩，她已陣痛快三天了，因此需要剖腹產。儘管子宮頸已完全擴張，助產師仍然只碰得到胎兒頭部，他認為嬰兒還活著。

我大吃一驚，隨即往後一縮，立刻離開帳篷，好幾分鐘才回過神來。我記得後來去找麻醉師，他是法國里昂人，語氣極度溫和地告訴我情況，說她勢必被強暴了，可能痛恨所有男人，而家人幾乎可以肯定都死光了。

我的心情還未平復，得休息一下才能回帳篷看她。所以，我們回到幾百公尺外的總部，花了約半小時聊著周遭發生的悲劇。我請麻醉師同事陪我回去，因為少女需要做半身麻醉才能開刀。但我們一走進帳篷，便看到一張床單蓋住她全身。我拉下床單，震驚地發現她剛斷氣不久。我兩腿發軟，癱倒在地，抓著她推車的輪子不斷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