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誌不忘的文學夢：紀錄片《願未央》｜《我記得》

「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系列，在七等生紀錄片《削瘦的靈魂》首先推出後，這次終於迎來文學朱家兩部紀錄片的上映。由朱天文執導的朱西甯／劉慕沙紀錄片《願未央》以及林俊頴拍攝的朱天文／朱天心紀錄片《我記得》，透過書信、訪談和回憶，帶領觀者再次走進了以文學為志業的朱家。原來，「願未央，我記得」才是一句完整的話語，是朱家一直以來面對文學最決絕的姿態。

為了豐富父親朱西甯與母親劉慕沙的紀錄片內容，既是導演也是女兒的朱天文特地翻找出父親的一篇舊文〈1949來台日記〉和130多封父母當年的通信，信封袋上大大寫著「非情書」三字，足見朱西甯和劉慕沙兩人風趣幽默且真摯的感情。片中，朱天文憶起父母往事時說道，父母兩人的書桌是並列在一起的，有時候母親忘記某個較難的字該如何寫時，就會喚父親幫忙。

朱天文說，作家在書寫時是極度需要安靜的；可是面對母親的「打擾」，父親總還是能不厭其煩地給予「幫助」。紀錄片一開始的這段描述，相當成功地拉近了觀眾與朱家的距離。朱西甯和劉慕沙不再是兩位文壇重要的作家，反倒像是一對可愛的小夫妻，在朱家三姐妹讀信憶往的對談裡，又再次鮮活了起來。

十分幸運能在映後座談聽見首次出任導演的朱天文以及剪接指導廖慶松的分享。印象特別深刻是廖桑對於朱西甯的理解與他對紀錄片剪輯的處理方法。廖桑說，朱西甯的眼睛就像攝影機一樣，對影像的描述，那些層次用語、文字的節奏等都非常好。因此他也把這部紀錄片當成劇情片剪接，務必達到有情韻、有轉折，像文學的章句一樣；不是只剪過程，而是要將情緒也全部剪進去。

朱天文則認為，自己遠遠不及父親，特別是論作品的產量還有對作為一位「作家」（小說家）的自覺。唐諾（謝材俊）曾說：「妳們（朱天文、朱天心）寫小說都太業餘了。」正是因為她們姐妹倆都太過分心了。朱天文說，直到五十多歲以後她才逐漸懂得，「其實人一生只能實踐一種人生」，因為那是人在宇宙之間，安身立命的所在。尤其到了拍攝《願未央》以後，她才徹徹底底地明白。而朱西甯正是一生只追求一藝的不凡的人。

晚年著手書寫《華太平家傳》的朱西甯，很遺憾地在生命的最後並未完成。因此，片名取作《願未央》，朱天文解釋，其中的「願」字，可指大願、悲願，或可作動詞「期願」之意；願未央則意指我父母親一生都未竟的大願。此外，為拍攝《願未央》，朱天文還訪問了鍾阿城、莫言、章詒和、季季等重要人物，不論這些訪談是否全被放進紀錄片中，它們都將成為珍貴無比的歷史資料，被永久留存。

談及朱家，胡蘭成非談不可，《我記得》裡就花了不少篇幅回憶胡蘭成。作為張愛玲書迷的朱西甯，自然也喜愛胡蘭成。當年胡蘭成來台之時，就經常在朱家客廳開課講授《易經》。年輕的朱家三姐妹自然成為了胡蘭成的學生。包括後來創辦「三三集刊」，自然也與胡蘭成密切相關。曾在汪精衛政權底下做事的胡蘭成，於汪政府倒台後，遂被貼上漢奸標籤。這使他的著作難以得到出版社支持，因此後來成立的三三書坊，也成為胡蘭成著作主要出版的管道。由此可見，朱家與胡蘭成關係匪淺的交情。

《我記得》則以朱天文和朱天心為傳主，回顧她們的創作還有成長經歷。高中時期便出版長篇散文《擊壤歌》的朱天心，曾風靡整代青年學子，後來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和《漫遊者》，也都是台灣文學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作品。朱天心喜歡散步，漫遊在台北巷弄之間。她對城市的細緻觀察，亦成為其創作的靈感來源。

然如同前面所言，朱家姊妹在文學創作上是分心的。尤其是朱天心，不僅長期關注公共事務與社會議題，更擔任街貓志工，積極為流浪動物發聲。同樣分心的朱天文，也對流浪動物十分關注。記得片中朱天文曾以「十年一覺動保夢，贏得小說荒廢名。」詼諧地形容自己無法專注從事文學創作的難處，不禁令人莞爾。

相較於朱天心，我更熟悉朱天文。不論是其文學創作，還是她與侯孝賢導演合作的無數電影劇本，都讓人愛不釋手。尤其是她在1990年交出的《世紀末的華麗》更是其創作的新高峰。在文學史意義上，此作截斷了80與90年代的文學史，宣告90年代「後現代主義」的到來。1994年的長篇小說《荒人手記》，更是令人驚豔。飽含大量感官和知識，充滿手記感的破碎式敘述；以及情節的空洞、頹廢搭配文字的精煉、深沉，更為她贏得了「文字的煉金術師」之美稱。

朱天文就像是站在世紀末邊緣的荒人一樣，她寓言了「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女人）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與之重建。」縱使在文學的志業上，她不時會分心、左顧右盼，但無論是朱天文抑或是朱天心，相信她們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續朱西甯與劉慕沙對文學的堅持和專一。

我的指導教授鍾正道老師在看完紀錄片以後有感而發，他說：「文學真是奢靡的實踐。毋須山河浩蕩，不過是一生以之。」也是我對這兩部紀錄片的想法。對文學有熱忱的人，對創作有興趣的人，都該看看《願未央》和《我記得》。

誠摯邀請大家，一同走進戲院，用心感受文學朱家的迷人風采。